也許有人會說，我只是為了自己解惑而讀書求學問，沒有能力也沒有野心要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可是，當你想要用人類文明的成果來為自己解惑時，這已經超出你自身了，你已經將自己置身于人類文明的語境中，你的取舍選擇代表了你對文明的態度。事實上，文明的命運正是取決于人們對它的態度。軸心時代的世界文明和現在消費時代文明的巨大反差，不正由于人們對文明的不同理解和態度嗎？只要我們生活在人類文明中，就無法擺脫對它的責任。并非只有文化巨人才對文明有貢獻，每個普通人對文明的理解和態度都影響著文明的未來。我始終認為，人類文明是由巨人和普通人共同造成的。所以當我們選擇以學術為志業時，我們就為文明的未來承擔了責任。
熊十力先生當年在復性書院的開講詞中說，現今學校教育，唯重知識技能，不重器識的培養，但知能所以善其用者，在于人之器識。他對器識的解釋是：能受而不匱之謂器，知本而不蔽之謂識。我的理解是，一個有器識的人就是一個能盡量接受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又不蔽于自己的私欲俗見者。
當然，今天許多人讀研，并不是為了將來從事學術工作，而是為了給將來從事實際工作做準備。這也無可厚非。在任何時代，從事學術工作的總是少數人。但這不等于說，從事實際工作的人可以不文明和不知人文為何物。正相反，因為實際工作會直接影響社會，所以準備將來從事實際工作的人，更應該利用讀研的寶貴時間，努力掌握人類文明的精髓。中國人往往把沒有實際工作能力的人叫“草包”。“草包”就是肚子里沒貨的人。沒“貨”者，不懂人類文明、沒有必要的知識之謂也。不能以將來要從事實際工作而只學一些技能和實用性知識，而拒絕了解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和追求自身文化素質的提高。一個只懂技術而不知文化修養為何物的人，是可怕的。這樣的人主持實際工作往往是以物為本，而不能以人為本，因為他不知人文為何物。做實際工作的人要對人文(人類文明)有基本的了解，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的人文意義有比較深刻的認識，這樣才能高瞻遠矚，有想象力，能對自己的工作有創造性的把握和開展。而要做到這些，不認真讀書是不成的。
立志從事學術工作就更不用說了。本科教育基本是通才教育，研究生才是通向學術工作的第一步。在這個階段，主要還是進德修業，為未來的學術事業打基礎。進德，不用多說，主要是敦品勵行，求真服善，養成人文素養。修業，則是指求學問道。首先要對與自己所學專業有關的一切有廣泛了解，當然最好不要囿于自己的專業，對人文科學的一切領域最好都有所涉獵，這不僅是擴大所謂的知識面，而且是培養想象力和創造力所必須。要知道，我們的實際生活和思想其實是不分專業的；而現在所謂的專業，直接或間接都與我們的生活和思想有關，硬生生地劃分專業，雖然也有它的道理，但終究是無法讓研究者對研究對象有深刻的認識。各專業的大家，大都博洽多聞，很少是只通專業的專家，就是這個道理。那些在各自領域開風氣的大師，就更不用說了。研究生當然離大家和大師尚遠，但知識基礎必須開闊。就像挖地一樣，要想挖得深，口子要開得大。拿哲學來說，只有文史哲的書一起讀，才能對哲學有真正的理解。除了哲學，其他人文知識幾無所知的人，肯定成不了哲學家。打基礎當然也包括基本技能的掌握：外語、古文、工具書的使用，等等。研究生階段還有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就是良好學習習慣的養成，其中包括培養不可動搖的學術興趣。
二、問題是通向真理的門徑
我覺得研究生階段最重要的是養成批判性思維的能力。我們現在最缺乏的是這種能力，所以學術思想少有突破性的發展。近代以來，肯下死功夫的人不難找到，但真正有批判意識的人卻不多。中國人最大的毛病是從眾心理，隨大流，表現在學術上就是因襲。學術怎么做，做什么，持何觀點，都看當下的流行；很少一意孤行、獨辟蹊徑之人。結果是學術充滿了流行的陳詞濫調和代代相承的老生常談，卻少有真正的思想。偽問題、偽概念充斥，卻不太有人提出真正的問題。研究生對自己研究方向的選定大多受流行影響，受時髦說法和做法的影響，很少獨立尋找值得做的選題去做。但學術工作最忌的就是從眾和隨大流，學術工作的突破總是建立在反流行之道而行之的基礎上的，哥白尼和康德就是這方面的顯例。
但是，批判思維不等于擺出一副橫掃一切、推翻一切的架勢，否則就是拾人牙慧，或老調新唱。沒有思想和學術底蘊的批判根本就不是批判，而只是不講理的簡單的挑戰姿態而已。近代以來，這種不是出于思想與學術、而是出于其他考慮的“激進”批判，我們早已耳熟能詳，我們生活中多的是這類東西，其等而下之者，便只是謾罵。批判的思維決不是如此；批判思維不是罵人，而是講理。是要通過講理來辨別流行說法和觀點的錯誤，提出真正新的思想與觀點。中國和中國學術太需要一大批能講理和會講理的人，否則，我們就會一直沉陷在流行太久的錯誤想法中無法自拔。至于如何養成批判性思維的問題，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是無法教的。但有一點可以提出以供考慮，就是要敢于懷疑，越是流行的東西越要懷疑，人類才會前進。胡適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兩句話從表面上看自然不錯，但仔細想想就不盡然。大膽假設沒有問題，但必須與懷疑一切嚴格區別開來；如何求證就更是個問題。什么算是證成，什么是否證，很多時候不像嘗嘗梨子的滋味那么簡單，這實際上總是求證者在求證之前先加以規定了的，因而本身也是可以懷疑的。當然，我們人類的思想不可能沒有前提和預設，但要學會不斷懷疑和批判自己思想的前提和預設。有一點必須注意：批判性思維的精髓在自我批判，不能徹底實行自我批判的人，就不能很合理地批判別人。因為我們一開始總是先接受別人的觀點，把這些觀點當作自己的觀點。不批判這些接受來的觀點，如何能有新的思想？
批判性思維離不開思想的基礎和學術的積累。以為不學就可以批判的人，根本就是妄人，不值一顧。我們要在漫長的學習過程中，慢慢養成批判性思維能力。總之，從事學術工作就是走上了一條永無盡頭的奮斗之路。研究生階段，借用毛澤東同志的話說，就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但即使是第一步，不下苦功夫也是走不好，甚至是走不出的。剛才說基礎要打得寬，這決不是說不要深度。提倡批判性思維，也就有深入學習的意思。即便是研究生，也必須在深度與廣度上同時用力。但要知所先后，先廣后深，沒有一定的廣度就不會有深度。但廣博決不等于泛濫無歸。飯要一口一口吃。人的時間精力都有限，只能先揀最重要的東西逐步掌握，要知所取舍。但要有重點，有專長，否則無法取信于師友，取信于天下。
廣博在實施上比較容易，多讀多看多聞就行了。問題是如何專門而深入？這是個難題。我以為要有問題意識；問題是帶領我們走向深入的阿里阿德涅線團。根據我和同學們的接觸，有些同學問題不少，但大都是假問題，糾纏于假問題上，除了浪費時間，毫無益處。所以要學會辨別真問題和假問題，不讓假問題絆住手腳。那么怎么區分真問題和假問題？真問題往往是人類長期思考的一些根本性問題；而假問題則是沒有根據的問題。如中國為什么沒有出莎士比亞？中國為什么沒發展出現代科學？為什么說這些問題沒有根據？是因為它的提問沒有根據，這就像我們問一個人，你為什么出生在上海而不是出生在北京一樣。這種問題根本就不是問題。相反，當我們問：用heaven來翻譯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天”的概念是否合適時，情況就不一樣了。它之所以是真問題，是因為通過問這個問題，我們得具體辨析heaven和“天”細微而重要的區別，從而進一步辨別中西思想的一些基本差異和共同點，這對于我們深入了解和認識中西文化都是有益的。
辨別真假問題的關鍵在于知道真問題，對我們研究生同學來說，閱讀經典中產生的問題一般以真問題居多，如閱讀萊布尼茨得到的真理先于實在的問題。文科研究生最佳的學習途徑是閱讀經典，而不是閱讀二手著作，更不是上網。閱讀經典是一本萬利的事。首先它使我們可以直接接觸人類文明的原始成果，從中吸取豐富的營養，對人類文明的精神遺產有第一手的了解。其次，它可以使我們養成自己的判斷能力，不會別人說什么我就信什么。第三，它可以給我們指點為學和為人的方向。讀經典必須有三到：手到、目到、心到。所謂手到，是要勤記筆記，將重要的內容，自己讀時的困惑，以及感想都記下來。目到，是要仔細讀，反復讀，切忌一目十行，不求甚解。基本概念、條理、旨要都要弄清楚，否則書就是白讀了。讀經典當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經典著作要反復讀。美國哲學家皮爾斯從青少年時代起就每年讀一遍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直到耄耋之年。這是對的。中國古人則講溫書，溫故而知新，也是指反復閱讀經典，不斷從中發現新的東西。仔細研讀一部經典，勝過浮皮潦草讀一百本書。心到，則是在閱讀中勤思考，善思考，對所讀的東西反復咀嚼琢磨，找出問題。這是最關鍵的，因為問題是通向真理的門徑。
說句實在話，我們現在文科的學制偏短，即便碩士博士加在一起讀六年，也只是略識之無而已。這還是從量上說；如從質上說，就更難了。經典著作不是那么容易消化的。所以，要學得好一點，學得像樣一點，必須刻苦用功，要瘋狂地投入，否則難以為功。據我所知，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研究生都非常用功，半夜兩三點睡覺是常有的事。當然，你們中許多人也許也兩三點睡覺，可人家是心無旁騖，而我們的研究生分心的事情太多。你們可以自己統計一下，每天有多少時間是用在學習上的。在你們的心目中，學習究竟排在第幾位。毋庸諱言，現代中國尚缺乏真正的大師，這決不是中國人腦子不行，而是另有原因，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精力投入得不夠。李敖看了胡適的日記后說，他如果不是花那么多的時間應酬的話，他的學術成果會大不一樣。一個人如果在學生時代已經不夠投入，那么就不要指望他畢業之后還會忘我地投入。學術在這一點上與體育一樣，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甚至是非常人能接受的時間。
三、以學術為志業是一種承諾
現代社會是一個充滿誘惑的社會，又是一個只問收獲、不問耕耘的時代。這就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希望以各種捷徑獲得所謂“成功”，而不愿意下苦功夫。人憑什么下苦功夫？人怎樣才能下苦功夫？無它，立志而已。古人認為，為學先須立志，不立志無以為學。人無志，非人也。“志”字上面是個“士”，下面是個“心”；讀書人要有向學之心，就要立志。要有志氣，也要有志向。志氣志氣，關鍵在“氣”。這個“氣”不是別的，就是孟子講的浩然之氣。沒有這樣的浩然之氣，我們就無法抵抗彌漫四處的俗氣、戾氣、濁氣、邪氣和烏煙瘴氣。浩然之氣不是天生的，而要養。如何養法？《孟子》一書中有所指示，但還不夠，我們必須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自己養氣的方法。
光有浩然之氣還不夠，還要有遠大的志向。現代是個平庸的時代，要找有遠大志向的人不太容易。我覺得，志向是人格挺立的關鍵。也許我們的同學會說，我們都是普通人，能力有限，就想做個普通人，安安穩穩過一生。這當然沒有錯，可是這不等于說我們可以因而沒有志向。一個人的能力與志向之間沒有必然的關系。中國人認為，人的能力是一回事，志向是另一回事。一個高遠的志向可以使我們將自己的能力發揮到極致；而志向低下或毫無志向，則會使我們的能力萎縮，靈魂萎靡。所以，志向不能太低。古人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志存高遠，然后才能將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發揮，不虛度此生。
學術工作隱含卓越的要求，學術工作的內在邏輯不會允許平庸，平庸的學術根本不是學術，而只是三家村學究謀生的手段。你要從事學術工作，就必須追求一流，追求卓越。至于做到做不到，那是另一個問題。追求不追求是志氣問題，做到做不到則是能力問題。志大才疏的成語是說一個人空有大志，卻不踏實努力、不斷提高自己；而決不是說一個人不應該有大志。
我們中國人向來不只是從個人角度考慮問題，我們總是將個人的努力與家國天下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中華民族經過幾千年的奮斗，現在正處在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而最近世界上發生的種種事情，也讓我們看到，人類面臨著何去何從的重大選擇關頭。人類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中國也同樣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她甚至更加需要，而人類又希望這個有著五千年文明的民族能像過去一樣，為現代人類面臨的危機提供新的智慧。然而，我們似乎還沉浸在能發財的喜悅中而未能自拔。我們似乎沒有看到世界需要我們提供的不是越來越多追求無限物質消費的消費者，而是對人類命運有擔當的創造者。
當我們選擇以學術作為終身志業時，我們不是選擇了一種謀生方式，而是選擇了一種承諾，一種對先人和后代的承諾；我們不是選擇了一種通向名利的道路，而是選擇了一種對于人類的責任。人類思想的確不首先和完全是通過學術產生和發展的，但卻是通過學術而接受批判，變得精純。當人類將欲望抬高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時，若無思想加以引導和批判，人類將自我毀滅，就像在現實生活中已經有無數人毀于自己過度膨脹的欲望一樣。選擇從事學術文化工作，在今天是選擇了與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的角色，似乎愚，然而高尚；沒有希望，卻代表希望。
講演者小傳
張汝倫：1957年生于上海。1981年考入復旦大學哲學系。先后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198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并留校工作。1988年獲德國洪堡基金會獎學金赴德深造，先后在圖賓根大學和弗萊堡大學從事博士研究。1991年赴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做博士后研究，后又去加拿大渥太華大學做訪問學者。1992年秋回國工作。現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中西哲學和文化比較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臺灣輔仁大學、德國特里爾大學和東南大學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黑龍江大學兼職教授。《國外社會科學》雜志特約編委，《當代中國哲學叢書》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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