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申遺漲價”事件
2010年8月17日，南岳大廟門票價格調整聽證會在南岳電信賓館舉行。歷經三個多小時，最終南岳大廟門票成功地由目前的40元/人次調整到50元/人次。衡陽市物價局局長尹同君表示，調價方案將上報湖南省物價局，如獲準，將在公示半年后實施。據悉，南岳大廟此次上調門票價格是為了申報世界自然遺產。據了解，2007~2009年，每年進入南岳大廟的香客和游客人數分別為152萬、163萬和170萬多人次。大廟的門票收入分別為5531.31萬元、5932.73萬元和6271.15萬元。但與逐年上升的門票收入相比，背后負擔的開支則是更加沉重。
湖南省價格成本調研隊對門票的監審報告表明，高額的運行管理成本，致使南岳大廟漲價“勢在必行”。南岳大廟隸屬于南岳管理局，管理局下設22個部門。而此次南岳大廟門票定價成本主要包括這些單位管理運行成本與專項費用開支、單位未來建設成本。其中，單位管理運行成本包括了管理局中心景區管理處、風景資源辦、門票處、旅游局、文物管理處等22個部門的人員經費支出、公用支出、個人和家庭補助支出、公用專項經費等。
成本審核表上顯示，以2009年為例，22個管理部門的管理人員基本工資發放了1003萬元，津貼905萬元，獎金149萬元，社會保障繳費194萬元，加上“其他”一項738萬余元，這22個管理部門的人員經費合計2990多萬元。在《南岳大廟門票成本審核本表
湖南省價格成本調研隊的專項監審報告指出，以2009年例，南岳管理局22個部門的管理運行成本按27.5%的比例計入大廟的成本為2154萬余元。即相當于一張門票要承擔22個管理部門運行成本的四分之一以上開支，分攤到每張門票中的費用是人均24.18元。除了高額的管理運行成本，南岳大廟每年的“專項經費”支出也很驚人。2009年，大廟旅游宣傳費花費了279萬余元。大維修分攤594萬余元，其他大廟分攤510萬余元。而在南岳管理局列出的近5年基建投資明細表中，香爐維修一項為420萬元，公廁新建一項為197萬元。
大廟內一位法師說，近幾年只建了一個新廁所。有代表認為這比一棟樓成本還高。當地一名官員的解釋是，197萬元建廁所不是怪事，衡山是5A級景區，廁所必須按照五星級標準建設。因此，盡管2009年南岳大廟的門票收入達到6271萬余元，但每年遞增的高額管理成本，以及大廟正常運行、保護等費用不斷增加，讓管理者焦頭爛額。記者了解到，南岳大廟上一次調價是在2006年，門票由20元/人次漲至40元/人次。衡陽市物價局建議此次調整到51元/人次，這符合國家規定門票價格在50元/人次以下的漲幅不超過35%的規定。而漲價期限，剛好過了3年，符合國家規定。
參會的消費者代表羅秋林律師對提價的理由、程序以及成本核算提出了諸多質疑。8月23日下午，他在電話中向本報記者指出，行政機關的管理成本應納入財政預算，不能納入南岳大廟來進行分攤。如此攤入成本，沒人解釋其法律依據何在?并且，成本核算中可能存在虛列成本的問題。如：在成本審核中，南岳大廟由22個管理部門進行管理，22個部門定編人數是多少?實際職工是多少?其中在崗的有多少人?這些問題，根本沒有細致的陳述。此外，報告中的征地補償達20多萬元/每畝，幾乎將近是湖南省規定標準的5倍。這樣的高補償令人吃驚。羅秋林律師表示，將申請行政信息公開并申請審計部門對其中開支進行審計，保障公眾的知情權。
目前中國擁有40處世界遺產，數量排名全球第三。據有關部門統計，中國如今有35個項目正式備選“申遺”。躍躍欲試提出“申遺”的隊伍，已經排到了下個世紀。而隨著日前中國丹霞地貌“申遺”成功，一時間各地再次掀起“申遺熱”，但“申遺”的成本卻越來越高。牽頭中國丹霞地貌“申遺”的湖南新寧縣，為這次“申遺”花了4億多元人民幣，“中國丹霞”六地共花費了十幾億元。而2007年成功申報“中國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遺產的貴州省荔波縣，因“申遺”更是欠下兩億多元的債務。各地之所以不顧高額花費，依然對“申遺”熱情不減，恐怕不是為了更好地保護歷史文化資源，而主要是為了提高景區知名度，進而提高門票收入，贏取更多經濟效益。“申遺”的形式主義和功利主義在目前體現得特別突出。有調查顯示，71.8%的人認為，當下“申遺”功利性太強：成功申遺的景區，門票價格都得到了大幅上漲，福建土樓，上調幅度從40%至300%不等；北京故宮、天壇、頤和園、八達嶺等6處景點，淡旺季門票價格均漲了一倍；張家界、武陵源等，也貴了50%……在主要目的是為了掙錢而不是更好保護遺產的情況下，不少申遺成功的地方因缺乏過硬的保護措施而屢被警告：“三江并流”建大壩問題，被世界遺產委員會警告；北京故宮、麗江古城、西藏布達拉宮被要求整頓；武陵源只重迎客，無視保護，景區內賓館等旅游設施泛濫，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嚴肅批評；張家界更是因過度開發，被世遺委員會“黃牌警告”。為“摘黃保牌”， 張家界當地政府為此又投11億元整治環境……如此“為‘申遺’漲價，為漲價‘申遺’”的惡性循環，所造成的巨大浪費，實在令人痛心。“申遺”不能成為門票漲價的充分條件，按照國家規定，應該實行政府定價、政府指導價的游覽參觀點，制定和調整門票價格應充分考慮群眾消費水平，不能片面強調經濟利益。門票并不單純是“經營”問題，而應看做一種管理手段，為的是保護文物、維護環境、提供服務。從這個角度而言，國家公務員網老師認為，很多地方政府管理部門，完全顛倒了其中的邏輯，因為“風景名勝”不只是商品，公益性、公共性才是其本質屬性。
目前旅游景點的管理體制仍不清晰，在“市場化”旗號之下，一些地方旅游景點為追求利益最大化，重開發、輕保護，少投入、多產出。這樣，提高門票就勢不可免，使得消費者將最終為漲價埋單。國家公務員網老師認為，這是一種變相的“轉嫁成本”，本質上是一種殺雞取卵的行為，一旦使旅游消費者“心生反感”，就得不償失了。無論政府運營，還是市場運作，都無法改變風景名勝的公益性、公共性。即使旅游資源是搖錢樹，政府也只是管理者；即使風景名勝被市場化，政府管理、保護的責任也不能丟。如果把公共資源的壟斷經營權當做創收手段，則更是與民爭利，背離公共服務的本義。保護自然和文化遺產確實是我們后人的責任，但這并不是說相關成本就該全部由游客分擔——且不說門票價格可能不僅包括維護成本，還留有很大的利潤空間，更何況，世遺保護和門票漲價之間并無必然關聯，反倒可能構成矛盾關系。相關的旅游部門，應該學習杭州西湖景區的免門票旅游模式，此舉不僅贏得了旅客好評，也給當地百姓帶來了可觀的第三產業收入。國家公務員網老師認為，管理部門不能只看到眼前“蠅頭小利”，而忽視“免費入場”給當地旅游帶來的潛在的、長期的發展機遇。
二、舟曲泥石流災害
2010年8月7日23時左右，甘肅省舟曲縣發生強降雨，不久，泥石流沖進縣城，并截斷河流形成堰塞湖。截至8日21時，災害共造成127人遇難，1294人失蹤，大量人口受災。舟曲縣縣城位于峽谷之中，總人口達4萬多人，加上周邊人口數聚集起來有5萬多人。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造成縣城由北向南5公里長、500米寬的區域被夷為平地。
(2)截至2010年8月12日16時30分，甘南州舟曲縣特大山洪地質災害共造成1144人遇難，重傷住院64人，其中轉院58人，出院5人，門診治療567人；已解救人員1243人，失蹤600人。水毀房屋307戶、5508間，其中農村民房235戶，城鎮職工及居民住房72戶；進水房屋4189戶、20945間，其中農村民房1503戶，城鎮民房2686戶，機關單位辦公樓水毀21棟；損壞車輛38輛。
2010年8月7日當天，中國國家主席******、總理******對甘肅舟曲搶險作出重要指示，******迅即趕赴災區，并在專機上決定成立國務院舟曲抗洪救災臨時指揮部，要求千方百計尋找和搶救可能幸存的人員，“能救一個人就救一個人”。中央政府各部門在第一時間投入救援。國家防總緊急啟動防汛Ⅱ級應急響應，中央財政向甘肅省緊急下撥綜合財力補助資金5億元人民幣，衛生部派出13名應急醫療防疫專家趕赴災區，公安部調派1780名警力馳援災區……
2010年8月8日下午， 從中國氣象局應急辦獲悉，氣象局已啟動重大氣象保障二級應急響應，全力配合甘肅省舟曲縣泥石流災害的救援工作。8月7日，全國降雨地區較廣，強降雨分布較分散，其中甘肅、河北局地出現暴雨，河北遷安的降雨量達到108毫米，唐山達到79毫米。甘肅省舟曲縣白龍江因山洪泥石流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對此，中央氣象局已啟動重大氣象保障二級應急響應，要求各相關單位嚴格按照保障預案應急響應工作流程做好應急響應工作。
經國土資源部、甘肅國土資源部門等專家現場查看和綜合分析，初步認為四因素導致舟曲特大山洪地質災害發生。一是舟曲當地地形地貌和特殊地質構造，是導致災害發生的重要原因。專家分析認為，舟曲縣城附近的地質構造巖性松軟、比較破碎，風化程度也很厲害，比較容易發生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災害。二是汶川地震的影響是重要因素之一。舟曲縣是汶川地震的重災區之一，地震導致舟曲縣城周邊山體松動、巖層破碎。因地震造成的山體松動等需要3到5年時間才能消除，但目前距離汶川地震發生僅2年多時間。三是舟曲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上半年的持續干旱，造成城區周邊巖石解體，部分山體、巖石裂縫暴露在外，使雨水容易進入，導致滑坡。四是遭遇強降雨。7日晚舟曲縣城東北部山區突降特大暴雨，持續40多分鐘，降雨量達到90多毫米，形成了泥石流，直接造成特大山洪地質災害發生。
據2005年12月28日《蘭州晨報
一場泥石流給舟曲縣帶來了災難性打擊。這是長期以來的“環境破壞型”發展模式種下的惡果。從“隴上小江南”到泥石流多發區，舟曲縣只用了短短半個世紀。這或許是整個中國的一個縮影，在經濟起飛的初期階段，低效率的粗放式發展有其必然性，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長期容忍這一模式。目前，我國的環境壓力已臻極限，與環境相關的事件屢見不鮮。換個角度思考，如果我們不去片面追求高增長，慢一些，也許會喪失一些“面子”，但卻可以換來環境質量的改善，居民健康和幸福程度的提升。犧牲環境去發展經濟，實為本末倒置的短視行為。國家公務員網老師認為，我們只有認識到原有模式的局限性，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避免在未來頻繁發生這類環境問題。從對策角度思考，自然災害頻發，我們應該建立起嚴密的、有效的預警機制以集中統一、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應急指揮體系指揮統一、協同配合，確保應急準備與響應工作及時有效；打造預警的“科技天眼”。科學技術是監測、預報自然災害的利器，一個信息全面、功能先進、覆蓋面廣的災情監測、評估系統在防災減災上是必不可少的。同時，國家公務員網老師認為還應該樹立預警的“全民意識”，有必要在泥石流高發區域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培訓和相關演練，讓群眾學會在危機狀態下自救、互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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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圣元奶粉事件
2010年7月5日，武漢市江夏區的鄧女士帶著1歲零3個月的女兒小菲來到武漢市兒童醫院。不久前，小菲奶奶給孫女洗澡時，意外地發現孫女****處有兩個硬核，一家人憂心忡忡。他們來到了武漢市兒童醫院，找到了著名的小兒外科專家江澤熙教授求治。看到小菲明顯隆起的****，了解了孩子的飲食情況之后，江教授用近乎“斥責”的語氣說，“怎么還在給孩子吃這種奶粉，很可能就是因為配方奶粉里面的激素較多，才導致這么早就發育了!”在當日的診斷書上，江教授寫道：檢查雙乳大，外陰充血，建議停服奶粉。但江教授的此次診療活動被武漢一電視節目記者錄制并播出，節目曝光了小菲所喝奶粉的包裝。看到節目之后，吳家山的張先生和郭茨口的王女士才對各自女兒身體莫名其妙的“發育”恍然大悟——他們的孩子和小菲喝的是同一品牌同一系列的奶粉。
郭茨口的王女士女兒小霞9個月大，輾轉在武漢市兒童醫院漢陽分院和武漢同濟醫院檢測后，也得到了和小菲、小彤幾乎一樣的檢測結果，醫生的建議也是停服當前奶粉。
從化驗單上看，三個女嬰的“雌二醇”和“泌乳素”都較高，一般嬰兒雌二醇水平應該在5pg/ml之下，但小霞達到了14.51，小菲高達12.22;嬰兒的泌乳素正常水平應在0.08-0.92ng/ml，小菲體內的泌乳素水平竟達到了7.13。“這么高的數據，肯定是有問題的，奶粉作為唯一的食物來源，必須要停掉并且檢測。”湖北省婦幼保健院兒童保健科主任醫師楊勤教授說。事件疑點：三女嬰都一直食用同品牌同批次奶粉。7月12日，孩子的檢測結果出來后，家人馬上給小彤換了奶粉。而小霞家里，記者發現了四個批次的奶粉包裝，這四個批次中有三個批次號碼是和小彤家里的奶粉批次相同的。而小菲喝的奶粉是罐裝的，批次號碼只有一個英文字母，但這個字母卻是三個重合的奶粉批次號碼中的最后一個字母。不同地區的孩子，卻喝同一品牌奶粉;批號卻驚人地重合，這種巧合無疑加重了人們對奶粉的懷疑。
廣東省一位負責檢驗檢疫的專業人員認為，這很可能是產奶的環節出了問題。為了催奶，飼養員會在奶牛飼料中添加激素，過量的激素會殘存在牛奶中，經過加工到了奶粉里。同一奶粉品牌、批次相同，再加上該品牌奶粉人員令人生疑的表現，不能不使家長們認為——都是奶粉惹的禍。
武漢市兒童醫院內分泌專業學科帶頭人，院中心實驗室副主任姚輝表示，“兒童性早熟是一種很復雜的疾病，不能因為這三個孩子喝了同樣品牌的奶粉又同時有早熟的癥狀就斷定奶粉有問題。”她認為需要有一個科學的態度。 “唯一的方法就是檢測奶粉，對其中所含雌性激素進行檢測，才能知道真相。”姚輝教授說。
三名女嬰的家長曾向工商局投訴，工商局讓他們找質檢所，質檢所表示不接受個人申請，無奈只好找到醫院，醫院稱沒有檢測能力。他們有一種“投訴無門”的感覺。截至8月5日，江西省奉新縣10個月女嬰、山東省臨沂市8個月女嬰出現早熟癥狀，另有廣東湛江3個月男嬰雌激素檢測超標，他們均自出生就喝所涉品牌奶粉。對于該事件，中國保健協會食物營養與安全專業委員會希望相關部門盡快對所涉奶粉進行檢測，為消費者做出正面回應。
中國農業大學食品學院營養與食品安全系主任何計國教授表示，盡管目前病例還比較少，難有足夠說服力，但對于每個女嬰來說，此事關乎她們的健康成長，不容怠慢與忽視。三個女嬰年齡分別是4個月、9個月和15個月，她們的飲食主要是奶粉，其他因素雖然也可能導致性早熱，但奶粉仍是需要首要排查的因素。國家質檢總局授權的兩大國家級乳制品質量檢驗中心——位于哈爾濱的國家乳制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和位于呼和浩特的國家乳制品及肉類產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工作人員均表示，無法對奶粉進行激素檢測，理由是除某些保健食品之外，目前我國藥檢部門尚未開展食品檢測業務。
整個事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雖然專司食品安全監管之職的部門機構早已林林總總，然而迄今為止，竟然還沒有哪一家檢測機構，能將“激素檢測”作為奶粉的常規檢測項目。即使，不管“圣元奶粉”有無責任，監管部門在關鍵環節(激素檢測)的責任缺失，都值得我們深思。同時，問題出現后，在這種特殊背景下，我們還是希望質檢部門能扮演好一個稱職的“馬后炮”角色，即便不能為社會個體提供無償質量檢測服務，也應該本著對公共消費安全負責的態度，對遭到家長質疑的奶粉進行質量檢測，給公眾一個確切的說法。從患兒家長歷經波折送檢無門的遭遇來看，和三聚氰胺演變成一場大的公共食品安全事件的前奏倒是異常相似：也是“相關部門”集體變成“無關部門”，也是面對患兒家屬的質疑婉拒檢測。本應代表百姓利益的職能部門與利益受到傷害的公民之間的關系，成為一種博弈的悲劇。
“檢測難，難以上青天”，這樣的無奈以及產生的悲劇為何屢屢上演，國家公務員網老師認為，其背后必定有密不可分的社會根源和制度根源。一方面，是公民常識和維權意識的不斷增強;另一方面，則是維權配套機制的繁冗和落后。如果相關職能部門繼續冷漠下去，再不及時介入調查，查明兒童性早熟的真相，那么這些事件就會侵蝕著我們下一代的肌體，而且對于社會制度肌體和政府公信而言，也是一種侵蝕。國家公務員網老師認為，如果要避免“激素門”擴大為公共安全事件，只有相關職能部門履行職責，打開檢測調查的大門，才能關上“激素門”。目前，廠家、監管部門及規章制度的制定部門均存在問題。首先，廠家，目前為止對此事的表示只有一個掛在網站上的《致媒體公開信
最后，是規章制度的制定部門。雖然已有規定激素是不允許直接添加到奶粉中的，但種種證據已經表明，在國內對奶牛使用激素催奶的現象是存在的。而在明知這種情況存在下，規定制訂部門仍未提前在規定中設定幼兒奶粉中激素類物質的檢測項目，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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