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1992年 年 10 10月 月 29 29日華聯大學籌備委 日華聯大學籌備委員會在華師大 員會在華師大 “ “借窩生蛋 借窩生蛋” ” 掛牌時的盛況 掛牌時的盛況

一個大膽的建議

在華聯創業伊始有一個兩千元借款的故事至今為人稱道，然而內中細節究竟如何，許多人都說不清楚。

這事要從二十多年前的 1990年說起。

翻開華聯建校大事記，開篇頭一 筆，僅 僅 記 載 了 短 短 一 行 字：“1990年 4月，侯德富教授提出辦學建議。”文字很少，既沒有涉及要辦什么樣的學校，也沒有提及建議是給什么人提出的。其實，誰都不會想到，侯德富教授在那么早的時候就明確提出要辦一所私立大學了。

他的建議超越了時人的想象。侯德富教授當時年屆花甲，即將退休，可他的內心仍燃燒著青春般的火焰，他不想退下來成含飴弄孫的老人，更不想成蒔花弄草的閑人，而是發誓把那個非常年代損失的十年時間追趕回來。他感覺自己一點也沒有老，渾身有用不完的力量，他還想再為黨為人民繼續工作下去。

作為華師大校工會主席，為了給教職工謀些福利，侯德富和一些退休教師合作辦公司做生意，也聯系企業合作生產過中英文翻譯通等電子產品，但嘗試的結果證明，搞了一輩子教育的人，優勢不在經商。退休后如果還能大干一番事業，還是要辦學搞教育，而且不辦則已，要辦，就要辦一所像模像樣的私立大學。

那么，這個建議是向什么人提出的呢？

不是別人，是他的親朋好友們。在春暖花開陽光明媚的 4 月，在萬物萌發的日子里，他興致勃勃地向他的親朋好友建議攜手合作在廣州辦一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早的私立大學。

這些親朋好友大多在廣州的高校工作，有的已經退休，有的即將退休。侯德富個別找他們征求意見的時候，沒有什么人反對。

退休后如果還有工作的舞臺，何樂而不為？

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各種大膽的想法都會獲得理解和支持。

侯德富把自己的想法化作切實可行的動作。萬事開頭難。首先要解決的是辦學地點問題。沒有校舍，他考慮借用華師大教工俱樂部作為臨時校舍。

教工俱樂部三層樓房，還有一個獨立小院落。里面每層都有10多個大房間，只要臨時安裝上黑板，和普通的教室別無二致。他在華師大當了三屆工會主席，教工俱樂部是工會的主要活動場所。這個俱樂部也是在他的主持下號召廣大教職工集資修建的，多的捐獻了幾萬元，少的也捐出一個月的工資。在建設后期，華師大才追加了部分資金促成了它的竣工。以侯德富的特殊身份把它借出來辦學在道理上說得過去，只要校方不明確反對即可。主管后勤的華師大副校長鄧煜明和侯德富是華師大教工籃球隊配合默契的隊友，先后當了校級干部后更是在工作上互相配合，相處融洽。當侯德富找他商討借用教

工俱樂部辦學是否可行時，他爽快地說作為主管后勤的副校長，他本人絕對支持，沒有半點問題，還明確表示做工作爭取工會干部們的首肯。

1990年5月的一天，在他和鄧煜明等人經過幾番斡旋基本落實了校舍問題之后，也就是提出辦學建議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華聯校史上被大書特書謂之為“第一次辦學會議”召開了。

華聯的“一大”

也許今天的華聯人把這次會議比作中共黨史上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并不那么恰當，但從建校的重要意義上看，這樣比喻也不無道理。因為，畢竟是這次會上，決定首先開設英語、日語大專班，確定了招生時間，并著手制訂相關計劃，開啟了華聯艱辛的創業之門。

會議是在坐落于不太寬闊的廣州文明路邊上的工人文化宮的二樓會議室召開的，那里是廣州市教育工會所在地。會議的發起人當然是侯德富本人。參加會議的另外八個人都與侯德富有著非同一般的關系。鮑康裕，廣州市教育工會主席，侯德富作為華師大工會主席，與他在工作上頻繁接觸，兩人是多年的老熟人；麥志良，剛剛從省重點高中廣州市第一中學校長職務退下來就申辦了一間貿易公司，是個從來不甘寂寞的人；蔡仲填，從廣東省九三學社科技開發中心主任位置上退休，開有一家光明中醫學校，為人熱情，樂于助人；黃廷壬，畢業于華南師范學院英語專業，后留校任教，既曾是侯德富的同事，又同為民主黨派人士，調入廣東民族學院后，兩人仍保持密切聯系；陳耀騰，畢業于上海外語學院英語系，曾在安徽大學教書，后調至暨南大學任教；李一中，天津南開大學英語專業畢業，九三學社廣東省委文教委員，任教于廣東民族學院；許為礎，上海外語學院俄語專業畢業，民盟黨員，任教于華南理工大學，先教俄語，后改教英語；徐中奇，一位不到40歲的年輕人，和其他人有著完全不一樣的人生軌跡：70年代在廣西中越邊境服役，復原后回廣州，25歲才開始一面做工一邊自修英語尋找人生的出路，7年間，又是讀廣外夜大，又是聽電視臺的英語講座 《跟我學》，幾冊 《新概念英語》 更是手不釋卷，被他翻得卷了邊，走了模樣。學外語不怕臉皮厚，旅行社缺英語導游，每到周末他就奔跑于各景點之間當導游，粘著“老外”練嘴皮子，生生把一門英語學了個“熟能生巧”，32歲那年參加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的招聘考試，因英語流利出眾，在上百個英語專業大學畢業生中脫穎而出被選中，幾年后又赴澳大利亞闖蕩，1989年回國后借用省民主大樓的場地辦起了托福培訓班，闖入廣州社會力量辦學領域。

接到通知的人陸續到會。有的人事前就認識，個別不相識的相互介紹著，因為都是奔極富組織才能和鼓動能力的侯德富來的，相見恨晚。九個人，都是搞教育的，五個大學教師，六個教外語；內中的民主黨派人士經常到民主大樓開會，相互也碰過幾面。

寒暄過后，侯德富主持開會。

他的話一向都是富有激情的，開門見山就說召集大家來是要研究一下具體辦學的事情。他說，恢復高考十多年了，可是入學率依然很低，絕大多數的考生還是進入不了大學的高門檻。私人辦大學雖然政策上不明朗，但社會上有極大的需求，我們先辦起來，雖然暫時發不了國家認可的文憑，只要能給教給學生真才實學，一定會受到社會的歡迎。我們在大學干了一輩子，難道不該幫助那些落榜的人嗎！還有，現在規定大學教授副教授 60歲退休，這造成了極大的人才浪費。只要身體好，誰愿意呆在家里混吃等死？

除了徐中奇，在座的不是已經退了的，就是即將退下來的，幾個已經退休的所能拿到的退休工資比在職時明顯少了許多，更是深有感觸。加上之前他們都或多或少聽到侯德富關于辦學設想的“吹風”，情緒很快風帆一樣被鼓蕩起來。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躍躍欲試。最后商定，首先發揮在場人員的外語優勢開辦外語大專班，開設英語、日語專業，及后再增設其他專業，提高辦學層次，最終辦一所私立大學。

計劃不是說在嘴上和寫在紙上的東西那么簡單。從本質上來說，這次會議更重要的內容其實是一個籌集辦學資金的會議。沒有錢怎么招生辦學？錢的問題不可回避。

對侯德富來說，盡管很難開口，最后他還是坦誠地說起現在借校舍的事基本沒問題了，但只有一個空房子，現在要籌集學校的開辦費。買教材呀，置辦教學用品啦，發布廣告啦，什么都需要錢。他說只要能籌到 5000元錢，學校就一定能辦起來。但現在沒有這筆錢。

那個年代，侯德富工資只有130多元，黃廷壬、李一中、許為礎三個人的工資比他還要少一點。侯德富真拿不出錢來，他培養三個子女需要諸多花銷不說，作為家里的長子，還要負擔遠在東北遼寧的幾個弟妹的一部分生活。他是坦誠的。

侯德富了解在場的每個人，在場的每個人也非常了解侯德富。侯德富希望除家庭經濟比較困難的黃廷壬、李一中、許為礎三個人外，其他幾位經濟條件較好的都能出資捐助辦學。

在征詢幾位的意見得到“可以”、“沒問題”的回答后，侯德富問徐中奇：“小徐，你家庭負擔少，年輕有為，出一千，沒關系吧？”

“這一千，我出就是。”聽完徐中奇最后一個應答之后，侯德富內心的不安終于迅即消退。如果大家不給他這個面子，他辦學的宏偉理想就會胎死腹中！如果這些最知心的人都不支持他，別說要辦學，連想也不用想的。

大家商定，未來的學校還叫“華聯”。為了開發生產翻譯機而注冊的那個公司名也是叫“華聯”的，公司半途而廢了，他們想讓“華聯”的名字獲得新生！

中午大家吃了頓便餐，沒有喝酒。可侯德富因喜悅而深深沉醉，如果有 5000元辦學啟動資金，還有什么困難能阻攔他辦學的雄心！

錢花在刀刃上

要辦一所私立大學的念頭在侯德富的腦海里最初的“一閃”還在1987年。那一年的年底，他隨中國大學日語教師代表團出訪了日本。那是他頭一次走出國門，也是他在“牛棚”里自學日語后的第 15 個年頭！短短的二十幾天，他參觀了包括著名的東京大學在內的眾多大學、中學還有小學，他為日本的教育發達而

震驚；日本重視教育、尊師重教的情形使得他幾度因強烈震撼而輾轉反側，夜不能寐。徜徉在慶應、早稻田、一橋大學等等私立大學的校園里，他一邊感嘆日本的私立大學有那么多，那么成功；一邊思索，中國落后就因為教育落后！如果有眾多的私立大學作為補充，一定不會有那么多的高考落榜生！瞬息間頭腦里縱橫八極，眾多的念頭閃閃而逝，而那個不甚清醒的辦學的念頭三年來卻越發閃動越鮮活，逐漸變成他的無法割舍和難以抑制的沖動。

朝向這個目標他現在開始抬起腳來邁出那可喜的難得的第一步了。

華師大教工俱樂部作為辦學校舍校方完全同意。

辦學的合法手續也落實了。手續的事情都是徐中奇“跑”下來的。理由嘛，他年輕，注冊和招生這些跑腿的事責無旁貸。但是，辦來的不是“大學”，而是“華聯實用外語科技職業學校”。徐中奇跑遍了省市教育主管部門，獲知整個廣東省也沒有什么辦私立大學的先例，別說廣州市，連省里也沒有審批設立私立大學的權限呢。最后是廣州市天河區成人教育管理辦公室批辦了屬于成人教育范疇的“職業學校”，嚴格說來，這個比“培訓班”好聽一些的名字，根本算不上什么“大學”。善于審時度勢的侯德富說，我們從實際出發，暫時不能直接辦大學，就分兩步走，先把“職業學校”辦好，將來發展了，再申辦大學！

創業的腳步繼續邁動。新開設的學校的賬戶里預先“表態”捐資的那5000元還沒有一筆如期而至。暑假就要到了，這個暑假將是侯德富最為緊張操勞的一段時間，是他組織教師、布置教室、安排招生的最重要的時候，但拿不到辦學資金的侯德富心急如焚。

看來，因各種各樣的原因使捐資落空，這個結果雖然讓侯德富很失望，但他對參加了辦學會議的同志還是很感激，畢竟他們在精神上、道義上支持辦學，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各有各的難處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侯德富在酷熱的夏日里還是感覺身心時時發冷。原因很簡單，如果大家都不出錢，那就是出師未捷身先死，學校根本就沒法子辦。他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年輕的徐中奇身上。他打電話給徐中奇問個究竟。

“糟糕，表態出錢辦學的人好像都有各自的困難。徐中奇，你是不是也拿不出錢來了？”

徐中奇頓時被問得發懵了。幾分鐘之后，徐中奇爽朗地大笑起來，說：“那筆辦學款吧，我倒真給忘記了。不過，如果別人都不出，只有我的一千元，夠用嗎？”

“你的意思是……”“一千太少了，不夠用的。那我多拿點，翻個番，出兩千吧！”

侯德富沒想到這個年輕人一下子說拿兩千元出來，這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數字問題，里面包含著對他無比的信任！他注視著徐中奇，好像今天才認識他一般。

徐中奇是土生土長的廣州人，70年代從軍入伍，到廣西中越邊境地區戍邊多年。在部隊里練就了他堅強體魄和堅忍不拔的意志。復員后他僅是個普普通通的工廠的普通工人，竟能通過個人的努力考入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成為侯曉荔的同事，因為侯德富的女兒侯曉荔是在一年前的同類招聘中被選中的，是上百個應試的英語專業畢業大學生里唯一沒有被“刷”掉的一個，女兒切身感覺到那一關又一關的考試有多難！更讓侯

德富掛刮目相看的是徐中奇回國后竟然還辦起了“托福培訓班”，雖然只有幾十個學生，但能頂住多方壓力堅持一年之久，實屬不易。

侯德富不忍心讓徐中奇一個人“捐”兩千元，他感動地說：“謝謝你的支持，那就別說是捐款了，就算學校向你借的借款。讓你一個人捐，不公平。學校一定會辦好的，我決不讓你受損失。”

侯德富計劃籌資5000元辦學，最后只以“借款”的名義籌得2000元。

2000元人民幣在1990年具有強大的購買力。換言之，那時候什么東西都不貴。憑借這筆辦學經費，侯德富在一個與往年的暑假沒有什么區別的暑期里，在華師大教工俱樂部為新生的華聯外語科技職業學校購置了簡單必要的辦學設備，活動室內掛起黑板，擺上了上課的講臺和課桌，辦公室里拉起了電話線……還制作了一個鐫刻了校名的牌子。

廣東省委機關報 《南方日報》 用四分之一版的篇幅刊登了華聯外語科技職業學院的招生廣告：

高考失敗莫要愁，路在腳下自己走！

同樣內容的招生廣告也登上了《羊城晚報》、《華僑晚報》。

三則廣告支出 1000元，僅用了全部辦學經費的一半。從此，在南粵大地，一個信息不脛而走：在華師大校園里有一個為沒考上大學的青年人找出路的地方。

前來報名的人陸續走進華師大校園，報名學英語的尤其多，人數達到 100余人。經過面試和書面摸底考試，正式錄取 64名，其中，英語大專班60人，日語大專班4人。

國慶節過后，華師大教工俱樂部舉行了開學典禮。在簡易的典禮臺上，端坐著校長侯德富，他的左右是陳耀騰、麥志良，他們是這個學校的副校長，還有負責教務工作的周雪嫻、鄺章標，負責學生工作的鐘爾琳。

學校辦起來了！2000元借款很快如數還至徐中奇本人的手上。

都說創業難，難就難在開頭那一下子。有人說徐中奇可是把錢用到了刀刃上，在最為關鍵最為緊要的時候幫助侯德富和華聯闖過最險的關隘。每每講到華聯發展史，誰都越不開這個話題。徐中奇說，過去的事就不必再提了，未來的美好恰恰因為它的不可預測。他說，我也不知道會有如此好的結果。侯校長一心要辦大學以改變更多人的命運，我衷心敬佩他敢想敢干的精神。哪怕學校辦砸了，錢沒了，我也不會認為倒霉；既然答應了就不能后悔。侯校長已經在華師大做了很多前期工作，學校辦不起來，有損它的信譽和形象，我就是不忍心傷害他。話說回來，如果事前就知道華聯會發展壯大起來，誰拿不出1000元呢！

是啊，早在公元 1990 年的夏天，敢問哪位先知能預知私立（民辦）大學會在中國蓬勃發展起來？

侯校長所以能取得成功，就在于他具有超越時代的前瞻性，他走在了時代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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