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傳承的

劉東就和陳來一塊商量，參照哈佛燕京社和普林斯頓大學的建制，新國學院不以教學為主，不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設博士后科研流動站，以研究為主。

新的國學院以“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為傳統；以編纂刊物、叢書，舉辦講座為形式。國學院設五個教授主持講座，分別是:陳來、劉東、劉迎勝、姚大力和李伯仲。

一直以來，劉東就對梁啟超辦的講學社欽佩有加。在上個世紀20年代初，梁啟超從歐洲訪問回國之后，帶著靈感和激情領導創辦了講學社，一年一個，邀請外國著名學者來華講學。美國哲學家杜威、英國哲學家羅素、德國哲學家杜里舒，和印度大詩人泰戈爾先后來華，轟動一時，史稱四大名哲。

“我們可以邀約世界上文、史、哲等領域的著名學者，圍繞特定的專題，來清華進行較長時間的講學和研究。除了專任教授，還將吸引兼任教授、客座教授、訪問學者、博士后等來清華進行講學或研究。”劉東說。

劉東坦言，實際上，即使有校方的“尚方寶劍”，陳來和他還是遭遇了一些以前“聞所未聞”的尷尬。

清華國學院的固定教授預設是五個。除了陳來、劉東以及清華大學的李伯仲教授，主持“陳寅恪講座”的是國內著名的元史專家劉迎勝和姚大力。62歲的劉迎勝之前在南京大學任教，是中國元史學會會長；60歲的姚大力來自復旦大學。陳來和劉東就非常欣賞兩位教授的學識，一心想把他們延攬到國學研究院。

誰知道，這兩位教授根本無法進京。 劉東一打聽，才知道，原來，說是勞動人事部有一個硬性的規定:55歲以上的教授不準調入北京。

“我的天哪，五六十歲正是學人文社科方面的學者出成果的大好時候。”這個“僵死”的規定讓劉東氣憤地大呼，制定規定的人，一定是理工科出身。

結果是，劉迎勝和姚大力兩位教授只能算是客座教授。

還有一件事情也讓劉東很無奈。他主編的《中國學術》也跟著他一塊從北大來到了清華，成為清華國學院兩本重要的院刊之一。

在《中國學術》的編輯團隊里，有一個是北大出版社的主力編輯，劉東本人也非常欣賞這位編輯。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個編輯擁有的是企業編制，不能換成事業編制，要過到清華這邊來，基本沒戲。

當年，梁啟超向曹云祥校長推薦陳寅恪時，曹問:“陳先生是哪一國的博士？”梁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曹又問:“有沒有著作？”梁又答:“沒有著作。”曹再問:“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那怎么行呢？”梁再答:“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卻沒有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這樣，陳寅恪成功入主國學研究院。

“其他都可以不重要，我們最看重的就是學者，偏偏最看重的就遭遇最多的尷尬。”劉東說。

沒有學科代碼的“國學”

今年三十歲的馬強才，是新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個引進的博士后，而總共也只會引進五個博士后。

馬強才是四川大學中國古代文論博士，之所以能夠占得先機，多虧他有一個在清華大學當老師的師兄及時相告。

他在六月份的時候就知道了國學研究院的消息，“當時幾乎沒有什么人知道。”馬強才說，六月中旬之前，他又知道國學研究院要接受博士后，他趕緊提出申請。因為算是第一個提出申請，他也就第一個被面試、考核、引進。

11月1日掛牌慶典時，馬強才聽到76歲的清華大學歷史系著名學者李學勤說，其實，自上個世紀80年代初清華大學恢復重建文科以來，重建國學研究所的事情，就總是會有人提起，前前后后也得有個十幾次。那個時候，清華大學的文科還非常弱，條件也不成熟。

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學者葛兆光，曾經是清華文科的領軍人物之一。2007年，他從清華投往復旦，不少人嘆息，如果葛兆光還在，一定會為新的國學院添色不少。

馬強才覺得，可能那個時候，清華大學并沒有那么迫切要成立國學研究院，所以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葛兆光去了復旦。2011年將是清華的百年校慶，一切也就快了起來。

上一次對國學研究院的集體記憶發生在2005年。那一年清華大學隆重紀念國學研究院成立80周年。

但是，很快，這個紀念就被人們拿來和中國人民大學相提并論，因為就在那一年的5月，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被稱為是國內高校首個國學院。

“幸好我們人大抓住了當年難得的機遇，如果錯過了，就不會有那么大的影響，就會步人后塵了。” 時隔四年，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接受《中國周刊》采訪時，對于人大開風氣之先的創舉仍很自豪。人民大學國學院依然是目前唯一一個實行本碩六年制教育的國學院。

袁濟喜口中的機遇，就是當時人大醞釀成立國學院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高度關注，根據人民大學自己的統計，光外界的各種評論和報道，他們就收集整理了好幾大本。一時間，眾人爭說“國學院”。

不過，人大的國學院從一開始就陷于尷尬之中——教育部不認可“國學”是一門學科。直到現在，國學都沒有學科代碼的。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這幾年一直在為這件事奔忙，轉眼，人大國學院已經成立四年了，國學成為一個學科的事情還是沒解決。

現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采取的建院模式，馬強才就覺得好多了——不教學只做研究，不涉及學位發放，在當前的條件下，是非常明智的選擇。

“清華國學研究院絕對不會搞教學。”劉東干脆旗幟鮮明地說。這段時間，他和陳來都在研究院史，他們就是想看看為什么同樣是辦國學院，為什么清華當年就能成功。

他們發現，清華國學研究院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為沒有現代大學教育制度的存在。

當年的清華國學院的建立是在現代大學制度尚未在清華形成的時候，按照胡適的建議，采取的是書院式為主的教學方式，嚴格說起來，更像是導師和學生一塊在做研究。

國學文史哲不分家的特性本來就是更適合書院式的教育，再加上學生當時基本都是讀著傳統經典長大的人，基礎好，再加上老師又厲害，清華國學研究院辦得成功就不足為奇。

后來，表面上看是因為1927年王國維自殺；1928年梁啟超因病離去，國學研究院因此也結束了。深層次的原因是因為現代大學制度建立之后，大學實行了分科，國學中的文史哲被分入了不同的學科，國學院看起來也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現在，清華大學和人民大學等等現代的大學一樣，學科分類也非常清楚。這和國學研究歷來講究的文史哲不分家有很大的沖突，國學院自然無需再走原來的老路，否則無異于堂上架屋，很難跟現行的教務溝通理順。

基于這種考慮，陳來和劉東，就把今天的清華國學院定位為一個高級研究機構，它將從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哥廷根科學研究院與哈佛燕京學社等機構那里，廣泛地尋找辦院的經驗和靈感。

誰讓幼兒園也熱衷國學

雖然辦國學院的思路不同，但人民大學的的袁濟喜和清華大學劉東，都承認目前社會上的國學熱的確對國學院的成立有非常大的影響作用。

劉東分析，之所以說上個世紀80年代建不了國學院，是因為那個時候通常都認為國學和當時全力追求的現代化是對抗的，對國學都持批評和歧視態度。但是隨著進一步的改革開放，卻又發現，全世界任何一個有儒家有中國傳統文化存在的地方，經濟都是蓬勃發展的——“亞洲四小龍”，日本，印尼，新加坡……

中國卻把這些邊緣化了，隨著經濟的發展，道德滑坡、誠信缺失的矛盾以及個人靈與肉的矛盾沖突日顯，人們開始想問為什么，于是開始找傳統文化，找到國學。

自國學研究院掛牌之后，劉東成天接到一些電話，要求和國學研究院合作，推廣普及國學。甚至還有幼兒園的園長打電話給劉東，希望國學院的教授能到幼兒園去給孩子們講講國學。

這讓劉東很煩惱，雖然他一口拒絕了幼兒園的邀請，但民間各界表現出來的國學熱，讓決意把清華大學國學院辦成高端國學交流平臺的劉東都有些招架不住。

近兩三年，國學研究院要以傳承老清華國學院的文化精髓為中心，當年國學院的導師和高足們的各項學術成就，首先就成為新國學研究院要著力去收集和整理的工作重點，包括他們的各種著作和遺物。

但民間的國學熱簡直是“摧枯拉朽”，最近網上有拍賣陳寅恪手稿的，標價是250萬元，按照劉東的估價，實際價值是100萬。要做陳寅恪的研究，這些資料當然是盡可能收集，可如果有人知道是清華大學國學院參與競價的話，估計價錢肯定又不止250萬元了。

盡管如此，劉東還是覺得，高校的國學院還是應該要警惕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學熱庸俗化的問題。“國學本來是關乎學術的，學術本來就是寂寞的事情，現在很多人喬裝打扮成國學家，搞大師班，隨便就給人上課，商業利益驅動啊。”

袁濟喜并不認為向更多的人推廣普及國學不好，11月底，他本人也要去揚州給當地工商局的人做講座。“只要是有益于推廣和普及國學，我們都會盡量去做。”

人大國學院甚至不排斥和一些兒童教育機構合作開展國學基礎教育，而且，這樣的合作已經展開。從2006年開始，人大國學院已經和一個兒童教育機構合作展開“經典教育研究中心”，今年六月，他們又宣布和面向中小學生的《小作家報》合作，推出《國學》版面。

馬強才認為，人民大學選擇這一條路子也是有著深刻時代背景的。國學熱起來，除了民間自發地去對照，尋找自己更愿意接受的民族信仰和自信之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高層的重視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馬強才記得很清楚，2002年，正是他考取了古代文學碩士那年4月28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到中國人民大學考察工作，就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問題發表重要講話，并衷心祝愿中國人民大學在新的世紀創造新的成就，成為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的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學。

當年下半年，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學院正式成立。由哲學系、歷史系、中文系、清史研究所合并成立的新學院，集中了中國人文學科中許多權威、泰斗級人物，也是人民大學幾十年積累的辦學經驗和學術成果的資源整合。2002年底，中國人民大學在國內高校率先建立了孔子研究院，專門從事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研究，并著手準備編纂全景式反映傳統儒家思想《儒藏》，《儒藏》專門整理幾千年中浩繁的儒家文獻。

接著是，教育部從2003年起啟動“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繁榮計劃”，開始實施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每年評審立項40個，到2008年重大攻關項目累計設立235項。《儒藏》工程是教育部重點支持的項目之一，教育部先后為《儒藏》工程投入1000萬元人民幣。

再接下來，按照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當時的說法，在“2004年，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004年7月，國家宣布將開展“漢語橋”工程，內容包括在海外建立孔子學院和國家對外漢語教學基地等10個項目，其中“在海外建立100所孔子學院”這一內容，尤為引人注目。

對于清華大學這次重建國學院，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認為“已是大勢所趨”。陳來自己也認為: “清華資源和這個品牌就放在那，不用這也是一種浪費”。但是，他同時也清醒地認識到:“事實上，從20世界90年代前期的所謂‘國學熱’，到今天的真正的‘國學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研究推動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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