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博別成“移動硬盤”
徐英瑾
我在復旦哲學院的博士生涯其實不算長，因為直接從碩士免試升到博士，從1999年到2004年，碩博合在一起也就是五年。博一的時候突擊修完了公修課，好留下精力搞科研。讀外國哲學需要讀很多新出版的外文書，但國內缺資料，學院的兩位資深教授當時正好有一個和羅馬某大學的合作項目，就推薦我去了。
到意大利的頭一個月的確非常難，在佩魯賈的語言學校突擊學習三個月后，才大致能夠應付日常生活，爾后再轉到羅馬正式學哲學。我把大量的時間都泡在了羅馬第一大學和第三大學的圖書館，在圖書館的自助復印機前站了一個又一個下午。
就這樣，大致搜羅齊備了為博士論文而準備的資料，滿載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博士論文的寫作。博士論文的題目確定為《維特根斯坦哲學轉型期中的“現象學”之謎》，好在其框架在羅馬的時候就已在腦子里形成了。我喜歡按計劃做事情，一天寫3000字，不多不少，寫少了進度完不成，寫多了肯定是垃圾。當時比較流行《欲望都市》，我每天都看兩集，作為寫論文的調劑。就這樣大半年完成了論文初稿，按時提交答辯并獲得通過。因為選題比較新穎，論文還獲得了2006年“全國優秀博士論文”獎。
對于人文學科的博士來說，做研究課題主要考量的是以下能力：比較好的信息搜索能力(在讀材料之前必須先學會找材料)，快速的閱讀理解能力(面對海量的資料，必須馬上梳理出線索、找出重點)，比較強的外語能力(尤其在閱讀材料基本上是外語的情況下)，比較敏銳的問題意識(否則就只能夠被資料牽著鼻子走)，比較強的理論構建能力(也就是善于搭理論架子，知道什么材料往哪里擺)，比較流利的筆頭表達能力(一形成想法，就能夠熟練地用學術行話表達出來)。很多能力在讀博之前就應當有所培養，否則三年肯定來不及。而所謂做博士論文，就是選擇一個大小與難度合適的選題，把上面的這些能力一一體現出來。一言以蔽之，素質是基礎，選題很關鍵。一些師弟師妹做選題只看自己興趣，不看自己能力，也不理會學術市場的需要，最后可能事倍功半。
最后說句閑話，很多讀文科的博士生似乎都太注重讀老經典了，卻疏于了解當下的學術前沿。實際上經典是讀不完的，關鍵是要整明白道理。不想道理死讀書，人就成移動硬盤了。
(作者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2004屆博士畢業生，現為該學院副教授)
別讓博士生存壓力太大
冰啟
我與一位從美國大學回國在國內高校擔任教授的“海歸”談起國內教育，他的最深感慨就是：國內的博士生活得太辛苦了，每天為生計而煩惱，他們這樣活，根本不可能做出好的學問。這位教授向我列舉了他所見的美國大學博士生的學習生活——他認識一對中國夫婦，他們都在美國大學讀博士，兩人一個月的獎學金有3500多美元，這足夠過比較好的生活了。因為沒有生存的壓力，所以他們能集中精力做學術研究，完成導師布置的研究任務，攻讀博士在國外花四年五年，甚至六七年十分正常，博士生沒有怨言。
反觀國內，如果夫婦倆都在讀博士，每個月兩個人的收入加在一起最多不過2000元，這最多可以支付他們在校外的租房。退一步說，學校為他們提供公寓，房租全免，這最多可供兩個人的基本生活，不向父母伸手要錢已經十分了不起，更談不上向父母盡一點孝心。在生活的壓力之下，今天的中國大學博士生，有不少半工半讀，在求學期間想著怎么賺錢糊口；而隨著學業壓力加重，能投入賺錢的時間越來越少，博士生則渴望著盡快寫完論文，早點答辯畢業去找工作。在這樣的生存壓力中，那些為了論文的質量，把博士修學年限從三年不斷延長到四年、五年的博士生，則成了另類。如此博士教育，質量可想而知。
讓博士生安安心心做學問，這其實就是培養好博士的真諦。但這不是把博士生活費由1000元上漲到2000元或者3000元那么簡單，而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設計——
首先是全額獎學金制度，對攻讀博士學位者，提供全額獎學金，全額獎學金包括全部學費以及足額的求學生活費。
其次是嚴格的博士培養規模控制，在全額獎學金制度下，如果申請不到全額獎學金，很少有學生選擇攻讀博士，而一旦申請到全額獎學金，將在讀博期間過上體面的生活，能安心于自己的研究，這無疑要求學校嚴控博士規模。
再次是對應全額獎學金制度的教授自主招生、自主培養，因為全額獎學金往往由教授通過自己的課題(或者學校的基金)向招生學生設立，因此對博士報考者的質量特別關注，那些不真正想做學問，而只為一張文憑者，將被排除在招生之外。
最后則是對應導師資助制的學術民主管理，即學術資源由學者主導配置，而不受學校行政力量左右，讓每個教授能根據自己的真實學術貢獻，獲得充足的學術資源，而不需要在學術貢獻之外，耗費精力做學術資源公關。
由此可見，我國博士生不能體面生活、安心學問的現狀，實則是當前招生、培養模式以及學術資源配置方式不合理的具體體現，只有改革資源配置方式，改革招生、培養模式，才能真正提高博士生質量的過程，我國博士教育才能在與國外博士教育的競爭中贏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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