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門”讀書夢，見證復興路
對一個貧困家庭來說，家里出個大學生就意味著有了“見世面”和“有出息”的人；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而言，文化復興則是通向文明、富強和繁榮之路的基石
詩人陸游曾寫道：“吾家世守農桑業，一掛朝衣即力耕。汝但從師勸學問，不須念我叱牛聲。”這首詩，映照出農民家庭自古以來的生存狀態和美好追求：通過讀書改變命運，成就夢想。
我的祖輩有過悠長的讀書夢。1939年的一個冬日，爺爺推著土車去衡山修鐵路，想掙點錢養家糊口，一車泥土能換一個紙條。兩個月后，他拿著一把紙條去兌換錢，途中見一人“知書達禮”，便顫悠悠地從衣袋中拿出紙條讓其辨認。誰知，那人卻暗中偷梁換柱，用同類的紙條把爺爺幾個月的血汗錢騙走。結果，錢沒兌一分，還挨了工頭一頓毒打，爺爺又氣又急，口吐鮮血，臥床不起。臨終，他對奶奶說：“我這輩子吃了不識字的虧，就是賣掉家產也要讓伢子學文化，長見識！”他把唯一的希望留給了父親，帶著未竟的讀書夢離開了人世。
父親8歲時，奶奶忍痛賣掉了陪嫁的銀戒指與手鐲，把他送到一家私塾。沒想到，入學不到兩天，就被地主趕了出來：“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窮鬼蛋還想讀古書？欠著我兩擔谷，老老實實替我家放牛還債！”于是，父親的讀書夢又化為泡影。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才學會了寫自己的名字。我5歲那年，他把我與二姐一起送進學堂：“趕上了好光景，你們有書讀了。只有讀書，才能跳出農村，才有出息。”并且形象地說：“肚中有了墨水，就是變只狗，到了城里，也能多揀點骨頭。”我從父親那種堅定且充滿期盼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信心和力量。
我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父親高興得以為家里真的要出“秀才”了。誰知，我參加1979年高考落榜，大學夢被擊得粉碎。父親并不氣餒，讓我一邊種田、一邊自學寫作，在農村改革發展的熱潮中尋找出路。經過13年不懈筆耕，我于1992年被衡山縣委宣傳部破格錄用為新聞專干。1995年2月，我又被調到衡陽市委機關工作，終成“草根世家”的第一個“秀才”。2010年8月，兒子考上了西安美術學院，我家終于有了第一個大學生。在學校，他以祖輩“讀書夢”為背景進行創作，作品獲得了一等獎。
國家富，民則富；國家強，民則強。回顧一家四代人的讀書夢，我深切地感到，我們黨將一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舊中國建設成一個欣欣向榮的新中國，實現了幾代人的夙愿，也為無數人的夢想鋪設了平臺。目前，農村早已普及9年義務教育，城鄉居民的文化素質不斷提高，讀書夢離我們不再遙遠。
歷史早已充分證明，沒有國家的強盛，哪有實現個人夢想的空間？沒有國家的富裕，怎會有個人的小康？家國共夢，國家強大了，每個人都有夢想成真的機會。而只要懷抱夢想，努力奮斗，把握機會，一切美好的東西都能夠創造出來。
對一個貧困家庭來說，家里出個大學生就意味著有了“見世面”和“有出息”的人；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而言，文化復興則是通向文明、富強和繁榮之路的基石。感悟祖祖輩輩的讀書夢，我體會著艱辛，更看到了希望。
行政執法亟待資格把關 法律底線是不容討價還價的，底線之上，方是具體執法部門可尋找辦法、解決現實需要的求解空間
“合同工”、“臨時工”再次聚攏輿論目光。《廣東省法治政府建設指標體系（試行）
廣東此舉并非首吃螃蟹。自2012年行政強制法實施以來，河南、重慶、黑龍江、云南昆明等多地先后出臺過“禁止臨時工參與行政執法”的明文規定。廣東此次仍能引發輿論“激動”，蓋因現實與法理的錯位：臨聘工、合同工，仍是當下執法隊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屢見報端的暴力執法、野蠻執法事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推到前臺當“擋箭牌”。最近陜西延安城管執法人員被指殘暴地“跳起來踩頭”，當地回應也稱“涉事人為臨時工”。
法理上早已喪失了正當性，現實中卻總能頑固生存，當然有現實的復雜性：能拿到桌面上說的是“正規編制少、工作量大，我們又有這樣那樣的新情況、新任務，不得已而為之”；拿不到桌面上說的則可能是，“臨聘人員”執法，比起正式職工來成本小、干活多、好管理、易指揮，出了問題還可以斷尾求生，不啻一道便利的“防火墻”。
可關鍵在于，我們不能容忍“小道理”隨便就擠走“大道理”，也不該容忍法理向現實無限度地遷就妥協。一波又一波的“臨時工”橫行執法，引發輿論強烈不滿，已嚴重沖刷了權力公信，成為法律威嚴之“傷”，必須著眼于全國范圍，正本清源，有一個“一攬子”解決思路。
首先是再度明確臨時工執法的非正義、違法性。行政單位不能非法用工，按照新的勞動合同法，凡簽訂合同就是單位職工，“臨時聘用”顯然不能成為避責的擋箭牌，相反，追究起責任來甚至要“罪加一等”——為什么要聘用這么多臨時工？如此倚重臨時工干活，“正式工”是否涉嫌團體性偷懶？
其次是對輔助人員的規模、權限、任務必須廓清邊界。即便有的領域暫時離不開臨聘人員，需要時間過渡，哪些工作可以做，哪些工作不能做，也必須限定得一目了然，絕對不能眉毛胡子分不清。有權必有責，無責必無良，這是權力運行的基本邏輯。隨意將執法權授予臨聘人員，一旦闖禍被揪出來，執法單位必須被倒追責任。法律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用來規范權力運行的。行政執法隊伍，尤其要成為依法執法的典范。
短期來看，有些單位使用臨聘人員可能有這樣那樣的苦衷，但苦衷絕不是對法律置若罔聞的借口。苦衷之外，還有起碼的底線——無條件地遵守法律、確定性的執法授權、極高透明度的公眾監督，這些都是行政權運行最基本的要求，是不容任何狀況壓倒的最大道理。法律是不容討價還價的，底線之上，方是具體執法部門可尋找辦法、解決現實需要的求解空間。這是我們對待行政倫理的基本態度，也是樹立法治思維、建設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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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薪20萬聘任制公務員的誘惑 北京市將首次以聘任制面向全國公開招聘6名公務員，擔任市科委、交通委和經開區管委會三部門的高級主管職位，年薪不低于20萬元。消息甫出，引起關注。（相關報道見昨日《京華時報
地方試點公務員聘任制，早有先例。但北京市“海選”聘任制公務員，引發輿論關切，離不開兩個看點——“無編制”“高薪酬”。而它指向的公務員選任機制“轉軌”，也承接著公眾對打破“鐵飯碗”的期待。
在“考碗族”盛行的語境中，這“飯碗”是鐵的，還是磁的，對公眾的觀念導向判若天壤。“公考熱”高燒不退，就跟“鐵飯碗”的誘惑有關。
也因如此，不少人擔心這會加劇“尋租性努力”，造成人才配置的失衡。而聘任制，無疑是可行的糾偏路徑：以彈性的合同管理取代剛性的身份保障，以績效評估為支點，建立起“能進能出”的靈活機制。在“能者上”的淘汰規則下，這也能提升行政效率。以聘任制為杠桿，撬動低流動的任用機制，或能消融階層固化，促進社會公平。
當然，在推行聘任制時，須規避“干擾波”。聘任公務員，也少不了資格審查、考試測評等環節，它須依附于程式化的制度架構上。在此過程中，它能否杜絕徇私舞弊亂象，亟待拷問。
再者，就現實看來，許多聘任公務員的試點中，“重任輕聘”態勢很是突出。它重視人才任用，卻動輒疏忽了對應的考核與評價，很少有人因不堪大任而退出。唯有健全退出制，方可補全聘任制的“缺角”。
聘任公務員，“高薪”之下，還須以“高效”托底。但愿它在細節設計上，能更趨完善，也于循序漸進中，成制度進步的一個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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