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政協會上，委員們人手一臺Pad。南京市政協有關負責人介紹說，這些平板電腦都是專為政協委員定制的，可實現會務功能。這些平板電腦的開發成本費用相當于南京市政協一年的材料印刷費用，如使用四年，則可節約印刷費用約150萬元。（1月12日《現代快報）這并非是Pad第一次出現在官方的會場。去年底的廣東省人大常委會會議上，委員們同樣是人手一個Pad。按照南京市政協負責人的解釋，相較于印刷紙質材料，這些Pad如使用四年，可節約150萬元。在會議數量將不可避免減少的大趨勢下，這種比較只是建立在過去的會議強度上，所以是真正能節約150萬元，也是值得疑問的。另外，Pad的折舊費用，加上軟件開發和系統維護的成本，就更加會減少這種節約效應。當然，發放Pad還不僅僅是限于開會時看材料，委員還可以在上面現場提交提案，下載或在線瀏覽相關信息等。這意味著，委員可以隨時隨地用Pad進行辦公。但如此“便捷”就引出一個悖論，正如網友所言——既然這樣，何必開會。如此調侃雖然有點過于極端，但卻不無道理。如此創新看似節約了紙張，但既然一切都可以在網上實現，會議的價值和必要性就存疑；如果開會有必要，再強調用網絡來代替，就是一種重復。以此而言，這種創新背后的理念仍是模糊的，節約不錯，但還得從提高會議的實效的來看，不能為了看上去是節約而“節約”。輿論對此的最大關切是擔心這種Pad成為委員們的私人福利。這個擔心其實是有道理的，如此前廣東人大常委會發放的Pad,就根據不同層級的代表委員制定了不同的管理方式。總的而言，即委員層級越高，對于Pad的使用支配權就越多。如此按照行政級別而作出的使用規定，如何不令人聯想到是福利發放？而南京這次，雖然沒有作出如此細致區分，但基本上也是讓委員保證絕對的自我使用支配權，盡管申明如有丟失將要自己賠償，但電子產品使用四年之后的“回收”價值還有幾何，不容樂觀。還要區分的一個問題是，南京發放Pad的另一個理由是方便委員們在平時的辦公和履職。但是辦公履職，只是委員們的基本職責，這部分履職需要還要公費提供，是否難以服人？即便是響應無紙化辦公要求，委員們各自采用自己的方式，也比集體的發放要節約得多吧？再說，今時今日，使用手機等移動終端的政協委員恐怕不在少數，專門訂制一個委員專屬的Pad,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上的浪費呢？無紙化、網絡化辦公定然是大勢所趨。官方辦公、開會都要適應這種趨勢。但不容忽視的是，適應網絡時代的需要，不僅僅是將文件從紙質轉到電子終端，會議新風，也不只是辦公用具的轉變，而要實現辦公形式和方式向網絡化思維的靠攏。如一個郵件就能通知到位的問題，是否還要召集會議？其次，既然是公費提供，就應保證絕對的公共使用權。不難想象的，如果會議的形式不變，拿著預示現代性的Pad的委員們，坐在會場里依然是聆聽照本宣科的解讀、報告，何嘗不是一種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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