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鏈接】

9月15日，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5000多名新生完成報到，他們踏入校園的第一件事，就是與校方簽訂《學生管理與學生自律協議書

【標準表述】

[綜合分析]

以簽訂一紙冰冷的“自殺免責書”，來提前撇清責任的大學，不是一所具有人文關懷的大學，而是一所只重視“大學之用”、忽略“大學之道”的大學。大學一副自我保護心態，拿學生的生命當兒戲，完全違背了《禮記

一方面，這是推卸責任的表現。誠然，學生進入學校學習，出現自殺、自傷事件，屬個人行為，似乎跟學校沒有半毛錢關系。但從學校管理、教書育人的角度看，則不盡然，責任很大，不可推卸，這一點不容置疑。作為校方，對學生的人生安全“照顧”到位是職責之所在，即使不能做到杜絕自殺、自傷事件發生，也應做到“防患于未然”。而自殺免責書的制訂，從淺層面上看并不具備預防事件發生的作用，相反卻將自己應承擔的責任推卸得一干二凈。往深層看，則貓膩更多，這一紙協議更像是校方尋求自我保護、逃脫責任的“保護書”、“逃脫書”。將安全責任強壓轉嫁給學生，這顯然是對學生的一種不講理式“粗暴對待”。

另一方面，“自殺免責書”在法律上說不過去。根據民事法律的規定，學生自殺、自傷事故對于高校民事責任認定而言，要看學校是否存在過錯。在極端情形下，如果校方或員工直接逼迫學生自殺，自然要承擔全部責任，甚至還有刑責;如果校方存在較大過錯，如教師體罰學生或變相體罰學生導致自殘事故，校方將承擔主要責任;如果校方存在一定過錯，如學生在校受到其他侵害后，比如被強奸，校方沒有做好積極引導工作并引發事故，則要承擔次要責任;如果學校和有關教育人員工作無不當，則并無責任。此外，如果大學生為未成年人，校方還須承擔更大的管理責任、注意義務。

正如教育專家熊丙奇所言“關乎生命的事情，怎么能拿來協議?”除了人身保險合同之類的特殊法律關系，法律在原則上不允許設定以生命健康權受損害為標的的契約。《合同法

[啟示]

學生本是大學服務的對象，對于正處于成長過程中的大學生，大學本該給予負責任的關照才是，即便是學生自殺、自傷確實緣于自身的身心因素，大學恐怕也并不能完全置身事外，對于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忽視與無所作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學生群體身心問題的惡化。面對大學生自殺、自傷的悲劇，大學本該顯示出應有的同情和關注，并從自身角度深刻反思，尋求改善才是，那種急于和自殺學生撇清關系的做法，即便單純從契約的角度看并無不妥，但作為“母校”，面對投入懷中的“學子”，卻表現得如此絕情，也免去“責任”的同時，恐怕也抹殺磨滅了“母性”。

[措施]

“自殺免責書”非但不能令大學生懸崖止步，還會在某種程度上令高校放松警惕，疏于管理，最終面臨更大的責任風險。對此，我們建議：

若真正關心學生健康，真想避免自殺事故，首要考慮的不應是萬一出現傷害事故怎樣免責，而應該反求諸己。面對大學生自殺背后的心理問題，大學必須拿出更多的管理智慧，健全校園安全防護設施，完善心理咨詢機構，加強對學生的生命教育，創造良好的學習生活環境。只有幫助廣大學生走出陰霾，迎接陽光，在生命面前變得更加自信和勇敢，校園才會避免自殺自傷的悲劇上演。須知：忽略“人”的教育，就等于抽離了教育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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