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對公司提起仲裁，苑加林才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勞動合同。也正是這時候，這些教練員才知道，2009年他們簽署的勞動合同的甲方，已經從龍泉機動車駕駛員培訓中心變成了冷泉訓練場。

前不久，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簡稱義聯中心)簡陋的辦公室人頭攢動。一位工作人員拿著一份名單點名，每個被點到名字的人都會從工作人員手中拿到一筆數額不等的現金。

“總算是結束了。”拿到錢后，原供職于北京市龍泉機動車駕駛員培訓中心(以下簡稱龍泉駕校)的教練員陸洪斌說。

經歷了漫長的2年爭執訴訟之后，龍泉駕校32名教練員維權成功。在這間簡陋的辦公室里領到了本就屬于自己的錢款。

這起北京市首例駕校教練群體維權案件的勝訴，也讓這些在一定程度上被保護政策和輿論“遺忘”的農民工們走進公眾視野。

失業

2011年8月，剛剛休假歸來的陸洪彬被供職單位——北京市龍泉機動車駕駛員培訓中心(以下簡稱龍泉駕校)告知不用再來上班，理由是“無故曠工”。突如其來的消息一下子把他震懵了，“明明請過假，怎么變成曠工了?”

陸洪彬是北京海淀區蘇家坨鎮人，1994年起，斷斷續續在龍泉駕校擔任駕駛教練員。2008年開始重操舊業。不過，在經歷了2011年初的心臟搭橋手術之后，陸洪彬的身體大不如前，旺季時一天12小時的工作強度讓他無法滿勤(一月28天)工作，“實在挺不住時，就請幾天假。”

在陸洪彬的記憶中，公司的請假流程一直是員工向所屬車隊隊長口頭說明，得到隊長批準就可以了。不過，在和公司交涉時，這樣的“潛規則”卻失效了。龍泉駕校不承認他的“口頭請假”。

龍泉駕校規定員工一年之內累計曠工超過3天，公司有權解除其勞動合同。“公司說我連續曠工3天，可以開除。”讓陸洪斌氣憤的是，“龍泉駕校缺人手時，我口頭請了8天的假，怎么還讓我上班?”

在龍泉駕校開除他后，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如果他簽署一份“自愿解除勞動合同”的協議，就可以把被壓在單位的一個月工資領走。但陸洪彬選擇拒絕。“我是被開除的，為什么還要簽自愿解除勞動合同書?”

公司的態度讓陸洪彬驚覺，“公司就是在找理由辭掉我們。”“我們”是和他一樣對公司提出補交社保或者漲工資要求的80多位教練員。

90年代，駕校教練員工資最高達每月3000多元。進入新千年之后，也許是行業競爭激烈，他們的工資甚至更低了，陸洪斌簡單計算了一下，“每天的工資只有40多塊錢。”

不僅如此，據陸洪彬介紹，公司還以各種理由克扣他們的工資。比如，公司要求每名教練員每月要招收兩名學員，完不成任務就會被扣掉200元;2009年公司為其交納社保之前，就每月扣130元社保錢。

不過，這些陸洪彬都沒有辦法提出證明，“領工資時被扣掉的錢都是用鉛筆標注上的，而且工資條也不發給我們。”

已經60歲的苑加林也是被辭退的員工之一。1994年龍泉駕校建校之初，苑加林就開始擔任龍泉駕校的教練員。即便在法院和公司“兵戎相見”之后，苑加林仍然會說“按道理我不應該告他們(龍泉駕校)，老板原來挺好的，我們關系不錯。”

但是“關系不錯”的公司并不像苑加林一樣顧念舊情。為了拿到自己一個半月的工資——2000元，苑加林簽署了“自愿解除勞動合同”的協議。但讓他感到憋悶的是，他還被以工作服的名義，扣掉了800塊錢。“那工作服我都穿了2年了。”苑加林說。

仲裁

公司強勢的態度、低微的工資讓陸洪彬和苑加林等人決定對公司提起了勞動仲裁。但當他們和公司對峙時，才愕然發現，自己從2009年起，就已經不是龍泉駕校的員工了。這個原因，讓第一次對龍泉駕校提起仲裁的教練員們沒有拿到任何賠償。

陸洪彬開始回想2009年和龍泉駕校簽署勞動合同時的場景：車隊隊長讓教練員利用午休時間簽合同，“房間沒開燈，很暗。隊長說我們只需要在合同的尾頁乙方空白處簽上自己的名字就行。不簽的話就無法領取上個月的工資。”一個小時的時間內，車隊100多人全部完成了續約。

苑加林證實了他的說法，“當時看見甲方的位置上沒有蓋公司的公章，但是沒多想。”工作20年來，他甚至沒有想過向培訓中心要一份勞動合同，“勞動合同只有一份，一直都是在公司存放。”

直到對公司提起仲裁，苑加林才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勞動合同。也正是這時候，這些教練員才知道，2009年他們簽署的勞動合同的甲方，已經從龍泉機動車駕駛員培訓中心變成了冷泉訓練場。這意味著，他們不再和龍泉駕校存在雇傭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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