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Content"

資料：針對出租司機惡性案連發 鄭州倆"的哥"突圍自救

2007年底，針對出租司機的惡性案件接連發生，鄭州市兩個熱心“的哥”決定突圍自救

不速之客

2007年2月4日中午，鄭州的冬天像往常一樣干冷。崔坤亭在家睡午覺。他是一名夜班出租車司機，工作時間從每天晚上6點到轉天早上8點。

中午，妻子李見華回家做飯。飯桌上，李見華對崔坤亭說，“孩兒的車丟了。”崔坤亭有點生氣，回了一句，“丟了那不管。”李見華知道，丈夫是個“可仔細”(河南方言，指節儉)的人，每天只舍得吃兩頓飯，早出晚歸為的是能多拉一點活。她自己在工廠做會計，效益不好，收入很低。她明白，孩子的車丟了，崔坤亭有點心疼。

午飯后，李見華上班，丈夫休息，準備晚上出車。時間安靜地過去。傍晚崔已出車，正上初三的兒子放學后去姥姥家吃晚飯，李見華也隨后趕到。晚上10點多，李見華和兒子回到自己家，刷牙準備睡覺。這時有人敲門。“見華，開門。”

李見華聽出是丈夫的三哥。“咋了哥？”門開了，李見華覺得有點不對勁，“他們從來沒有這個時間來過家里啊。”

“孩兒睡了沒？”

“剛躺下。”

“那別讓孩兒知道。你穿衣服跟咱走一趟，坤亭出點事。”

李見華懵了。“人在哪？”

“在醫院，別著急，咱一塊去。”同來的警察說。

崔坤亭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身上插滿各種管子，口鼻處插著呼吸機。大夫說，只有脈搏還在，但是靠儀器維持。

李見華到達醫院，崔的瞳孔已經擴散，心跳停止。用儀器維持，是為了讓家人見上最后一面。被送到醫院，崔的頭被用磚頭砸了3下，磚磚致命，頭骨碎裂。

警方后來對李見華說，這起案件是3個年輕人所為。這3個人，在火車站一帶等女出租車司機出現，伺機搶劫，但一直沒有等到，最終選擇了身材瘦小的崔坤亭。

崔開出租車前，一直在一家砂輪廠工作。下崗后曾四處打工，但工資最多只有600元。妻子工資也很低，孩子要上學，迫不得已，崔決定去開出租。

鄭州的出租車百分之八十由個人購買，再掛靠到某家公司。崔因為無錢買車，只能租用別人的車，開夜班。夜班司機危險性更高，更加辛苦，錢卻掙得少。“別的夜班司機都7點走，他6點多就出門，能多拉就多拉。我敢說，他是鄭州所有夜班司機里掙錢最多的。”李見華說這話時有點自豪。崔坤亭開出租車5年，每個月收入2000多元，這在鄭州已算中等收入。所以崔在出事前一直是家中的經濟支柱。

崔坤亭去世，李見華有點崩潰，“根本集中不了精神。”她辭去原本收入不高的會計工作，賦閑在家，家里一下子陷入了絕境。

后事處理完畢，有一天，李見華住在母親家，一位不速之客——另一位出租車司機靳秀忠和其他幾個司機一起來訪。

進門時，李并不認識這個人。經其他司機介紹，才知道這個人就是一直在幫助自己的靳秀忠，而且知道，這個人在以前其他司機出事之后都給予過很大的幫助。

靳秀忠說，“見華，你這樣的家庭肯定不富裕。你有孩子，還上學，有啥困難你就跟我們說一聲，我們給你捐點學費。”

“一塊錢”的突圍計劃

靳秀忠是通過司機間的口口相傳，知道崔坤亭出事消息的。得到消息的轉天，靳就組織司機進行捐款。他們在通往殯儀館的路上拉起一塊白布幅，找到一個方便面紙箱，接受出租司機和社會其他車輛的捐款。100多輛出租車在周圍行進，募得幾千元。

這并不是靳秀忠第一次組織募捐。這次募捐卻讓這位司機里的“老大”覺得應該轉變方法。幾次惡性案件接連發生，司機的捐款額度越來越少。如果再有事故發生，這樣的臨時募捐將見不到成效。靳秀忠覺得應該想個長期計劃。

靳秀忠今年43歲，家住鄭州市郊區。身材高胖，皮膚黝黑，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他自己說，“你跟鄭州的出租車司機一提我，他們都知道。”正是這個出租車司機中的“老大”和另一名司機王磊發起一個叫作“愛心的士一元捐”的基金。

這是一項針對鄭州出租車司機的自救行動，每一位愿意加入的司機每月捐贈一元錢，形成一個基金，目的是幫助那些被劫司機和遇害司機的家庭。

2007年二三月間，靳秀忠和王磊開始在熟識的司機中詢問大家對基金的態度，得到的幾乎全部是肯定的答案。兩人開始籌劃具體事宜。先期工作由王磊負責。今年44歲的王磊開出租車之前，在單位“給領導開小車”。王磊覺得自己對于政策層面有更好的把握能力。“我和靳師傅配合得很好，他是司機人緣方面(好)，我是政治這方面。”王磊笑著說。

王磊知道，成立一個民間組織到民政部門注冊的手續十分煩瑣，近乎不可能。他首先想到當地的慈善協會。慈善協會把王磊“推”到河南省紅十字會。省紅十字會又介紹王磊到鄭州市紅十字會。市紅十字會十分支持，要求王磊“寫個材料，給我們看一看。”

王磊和靳秀忠商量，決定由王磊起草初步材料。“我就把我們的想法寫了寫，紅會那邊又整改(修改)了幾次。”王磊說。2007年4月，王磊得到市紅十字會的通知，“你們弄會標吧。”靳秀忠自己拿出3000塊錢設計制作會標，還印刷幾千份倡議書，并在倡議書上印上自己的手機號碼和車牌號。

從9月份開始，靳秀忠基本上放棄了自己的正常運營，“別人上班的時候我得去辦這些事情。”靳秀忠說，晚上自己拉一點活。王磊則把自己的車包給別人，靳秀忠的車就成了流動辦公室。那段時間，靳秀忠每月要自己出1000多元汽油錢，200多元電話費，“連給公司的管理費都一直欠著。”靳說。

到此時為止，一切事情都由靳秀忠和王磊等幾名出租司機自己掌握，唯一介入的官方只有紅十字會。“我從一開始就和靳師傅他們說，最好還是找到主管部門，讓他們也參與。”鄭州市紅十字會副會長張春香對記者說。

事情遠沒有這么簡單。鄭州市的出租車管理部門叫做鄭州市客運管理處，另外還有一個出租車協會。

鄭州市的出租車協會對于廣大司機來說，只是一個模糊的名稱，問及的司機沒有一人知曉這個協會的具體工作。靳秀忠說，“協會就一個主任一個秘書長，下邊有工作人員。一個出租司機都沒有。”

一位姓楊的出租車司機告訴記者，“客運管理處就知道罰款，別的什么都不管，對司機一點好處都沒有。大伙都討厭他們。”

記者接觸過的5位司機，都認為客運管理處是出租車的管理部門，但是他們并沒有把出租行業“向好的方向帶”，“就知道罰款”。管理處周六周日不受理繳納罰款，周一早上就能看見前來交罰款的司機排成長隊。這種罰款造成了司機和管理部門之間很大的矛盾。

2007年7月30日，鄭州出租車出現大規模減少的情況，只有很少的出租車在路上行駛。這個行為是因為出租車司機不滿出租車公司的霸王條款而產生的。鄭州的出租車絕大多數都由司機個人購買，但車輛的行駛證、經營權證件卻只能寫公司名字，而不能寫司機個人名字。靳秀忠說，這就相當于我買個房子但是要寫你的名字。

鄭州出租車采取輪休制度，這樣一來，這種輪休日也要繳納公司費用。鄭州規定每輛出租車的經營權是10年，因為有強制休息，實際的運營就達不到10年但還要按照10年繳納費用。因為以上原因，司機在這天大規模“休息”。

得知“一元基金”，管理處曾想接管這筆基金，但被靳秀忠等人拒絕。他們認為司機與管理處之間有矛盾，如果以管理處的名義運作基金，“根本不可能成功”。

2007年11底到12月初，靳秀忠等幾個熱心司機，開始在火車站等司機聚集地發放宣傳倡議書。“我們前面發，管理處的人在后面收，不讓發。”靳秀忠說。管理處工作人員的行為，王磊說，“我們想不明白。”

客運管理處的不參與，并沒有阻礙“一元基金”的發展。經過半年多的籌備，靳秀忠和王磊決定把基金的啟動儀式定在2007年12月6日，因為臨近年底正是出租車搶劫的高發時段。他們想利用這個特殊時間把司機盡快發動起來。

12月4日，靳秀忠和王磊突然得到消息，客運管理處決定高調介入，并拿出一萬元捐贈給基金，促使幾家企業加入捐贈行列。啟動儀式當天一共募集資金78000多元，其中包括司機個人捐贈7000多元。

啟動儀式上，發起人靳秀忠和王磊沒有被邀請上臺，甚至沒有被提及，臺上就坐的只有一些相關領導。在靳的爭取下，他才被允許“站在旁邊念了倡議書”。

一些司機在臺下問靳秀忠，“你們咋不上去，臺上的人我們有的都不認識。我們是沖著你們才捐款的。”

基金畢竟成立起來了。

救助他人

基金成立3個月，一起惡性案件再次發生。2008年3月19日凌晨5點多，司機李中偉的手機響了。這是一個約好的用車電話。

李中偉凌晨5點40分從家里開車出發，到約定地點只需20分鐘。早晨8點半，李中偉的妻子李慧蘭接到車主的電話，“我在你家門口等你，中偉出事了。”

緊接著，警車出現在李慧蘭家門口。“我第一反應就是他被扎了。”李慧蘭回憶說。

“扎哪了？”李慧蘭問警察。

警察說，“沒事，人已經送醫院。”

李慧蘭到醫院時，手術還在進行。醫生說，“如果昏迷時間過長，有可能成為植物人。”手術進行了4個小時，李中偉最終脫離危險。

搶車的嫌疑人很快被抓獲。3人供述，搶劫目的是用這輛出租車去綁架一個孩子。李中偉的車轉年就要報廢。他萬萬沒有想到，這輛即將報廢的舊車會導致自己的喉管被割。

“我們掙錢本不多，搶劫對社會危害太大，開出租車的最恨這些人。”李中偉躺在病床上，說這話時喉嚨的傷口處還有氣聲。

李中偉開出租車只有3個月。之前，他一直在云南開大貨車。“我去年去了一趟云南，那山路，噫，可嚇人。”妻子李慧蘭說。去年云南發生山體滑坡，加上山路毀車，花30多萬買的新貨車，3年時間里就變得破爛不堪。李中偉過年回家，對妻子說，“我不想回云南開車了。”妻子說，“那就不開，賣了。”30多萬的車只賣了3萬多元。

“我想，回來開出租，一家團團聚聚，挺好。”李慧蘭說，丈夫開貨車走南闖北都沒事，沒想到在家門口開出租3個月就“趕上這事。”

李中偉今年38歲，家里有兩個孩子，“大的上初一，小的上幼兒園。”李中偉每個月開車收入1500多元。孩子太小，妻子只能在家操持家務，1500元是這個四口之家全部的收入。“孩子都是穿別人穿不了的衣服。現在肉貴了，就一個星期吃一次。”李慧蘭說，“我琢磨著我們這一代不行了。我只要把孩子培養好，就是功勞。”

鄭州市一共有60家出租車公司，1萬多輛出租車，有些分為早晚班，共有2萬多名司機。這些司機和李中偉的狀況類似，絕大部分為鄭州人，家庭不富裕，開出租雖然收入屬于中等，但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司機大多健康狀況很差。

除開車外基本沒有別的技能，他們很難轉行。記者遇到的所有司機，無一例外對記者說，“要是能干別的，我絕對不會開出租。”這些司機除了為出租車上了強制保險外，幾乎全部沒有任何人身保險。個別加入合作醫療的司機，只能報銷感冒發燒之類的小病治療費用；對于司機面對的人身傷害，沒有絲毫保障。由于沒有養老保險，這些司機只能“開到開不動為止。”

李中偉躺著病床上氣息微弱地說，“出院后還得開出租車。”

這次大手術和住院費一共花費16000多元。幸運的是，李中偉在出事兩天前加入了基金，一次性捐贈一年12元的費用。得知出事的消息，經過商討，“一元基金”決定救助5000元。紅十字會副會長張春香親自把錢送到病房。當地媒體記錄了這個鏡頭。也正是這個舉動，又一次激發了從“一元基金”啟動開始就埋藏下的矛盾。

“迷茫”之路

“一元基金”成立之初，靳秀忠和王磊的想法就很明確，“民間自發，自救互救。”王磊對《中國新聞周刊

詢問清楚一項基金的具體運作方式之后，靳秀忠和王磊就開始制定基金管理委員會的名單。基金管理委員會一共12人，主要負責評定對于遇害司機是否需要救助以及救助款項多少的實際問題。每次會議有6人以上出席便有效。在最初的名單里，這12人全部都是鄭州市各個出租車公司中具有威信和領導能力的司機。在靳和王看來，這樣的設置才符合“司機自救”的目的。

當基金掛靠到紅十字會，特別是當客運管理處決定介入之后，靳秀忠和王磊覺得一切都變了。“在管理處沒介入之前，紅十字會對我倆的態度可好了，鼓勵我們別放棄。但是12月4日管理處介入了。5日我們再到紅十字會說啟動儀式的事情，張會長就跟我們說，你們不要在這咋咋(河南方言，指吵鬧的意思)了。這態度變化我們受不了。”王磊說。

在啟動儀式之后，12個司機人選被紅十字會去掉9個，只剩下靳、王以及另一位司機趙建國。其他名額分別由管理處和其他捐款單位的代表填補。“他們這些坐辦公室的咋知道我們司機需要啥？”靳秀忠說，“救助那個被割喉司機的時候，根本就不通知我們。我們被架空了。”

紅十字會副會長張春香說，“這完全不可能。我們對求助者都是笑臉相迎，怎么可能冷淡熱心司機呢。是他們誤會了。至于管理委員會的人選，我覺得每個方面都要有，其中有3個司機我覺得是能夠代表司機的心聲的。救助被割喉司機的時候我們絕對通知他們了，但是他們都推脫有事。”

在靳和王的最初設想里，這筆“一元基金”只是由紅十字會來管理賬目，何時取用、救助對象以及救助數額全部由司機組成的委員會決定，紅十字會給予配合即可。但是目前，這種方式無法實施。“既然把錢放在紅十字會，我們就要按照規范去操作這筆基金。”張春香說。

現在，這筆基金的捐贈方式已被劃歸到各出租車公司。每月，司機到公司繳納管理費，可以在公司辦理捐款，由公司開出收據證明，記錄捐款明細。每一季度由公司統一交送紅十字會一次。這筆基金的救助對象只限于參與捐款的司機，所以不可能隨意設立不記名的捐款箱。這無形中增大了各公司的工作量，有的公司對此并不熱情。“有司機打電話投訴說，我交到公司，公司都不收。我們還不敢強調太多，太多了，擔心司機又說亂收費;不強調，效果又不好。”張春香說。

到目前為止，這筆基金的增長不多，仍舊停留在啟動儀式之后的8萬元左右，因為已經救助2個遭搶司機和8個貧困司機，花掉了1萬多元。在靳秀忠看來，“官方”介入太多，自己又被架空，司機的捐款熱情一落千丈。到目前為止，司機中只有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參與了捐款。

“我現在弄了個小本兒，有司機直接把錢給我，我就自己記錄下來，再交給紅十字會。”靳秀忠說，“我當初的想法還有一個，就是等錢多了，給每個司機都買一份保險。”

現在他們還在追求著自己當初的目的——拿回自主權，自己掌握這筆基金。但是對于現實，聲稱“不認識多少字”的靳秀忠說了一個頗為書面的詞語“有點迷茫”。 問題：1、寫一篇靳秀忠的事跡材料。（400字）（20分）2、向紅十字會寫申請，擬成立“一元基金”。（20分）3、你做為一名政府官員，怎么解決政府與司機的矛盾。（300字）（20分）4、文中的“自主權”指什么？（150字）（10分）5、以“一元基金”何處去為題，寫一篇400字左右的文章，要求聯系實際，觀點鮮明，論證合理，條例清楚，語言流暢。（（400字）（30分）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