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放型經濟將推進城鄉統籌”——專訪重慶市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主任楊育慶
內陸人的意識和觀念都比較保守，這些是我們最大的劣勢。
2007年6月7日，國家發改委下發通知，要求重慶市和成都市從實際出發，根據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的要求，“全面推進各個領域的體制改革，并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率先突破，大膽創新”，為推動全國深化改革，實現科學發展與和諧發展，發揮示范和帶頭作用。
9個月后，重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推進情況如何?新近提出的“解放思想、擴大開放”，對實現城鄉統籌具有何種意義?記者專訪了重慶市發改委主任楊育慶。
記者：重慶目前推進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情況如何?
楊育慶：我們的總體方案已經基本完成，它是由一個總體方案、7個子方案構成的。子方案主要覆蓋了行政體制改革、城鄉規劃體制改革、新型土地機制、公共財政體制改革、提高金融統籌城鄉能力等幾個方面。
這幾個方面在推進城鄉統籌中是比較主要的。整個城鄉統籌涉及的問題特別多，一共有十七八個，我們都做了相應的方案。但如果一下子推出這么多東西，變化太大。所以我們先選擇了其中一些比較重點的東西。
記者：方案就是以后指導重慶進行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的總方針嗎?
楊育慶：至少這5年是這樣的。我們現在提出來，到2012年形成一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制度框架。這個制度框架主要根據重慶的實際情況，形成一些影響城鄉統籌的管理制度。
2020年再達到全覆蓋，最后完全形成一個城鄉統籌的發展體系。
而且這是我們唯一的一個有關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方案，相當于一個工作方案，應該怎么做?應該從哪些方面去做?需要北京支持我們哪些東西?比如農民工進城以后，社會保障要全覆蓋，這個制度和原有的城市社會保障之間怎么樣銜接，這種社會保障能不能在不同的區縣中進行流轉等等這些問題都在里面。
這個方案時間表是兩會后由市委討論、批準，2008年上半年肯定報到國務院。這將是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
記者：從2007年獲批綜改試驗區開始，經過這段時間的研究和推進，城鄉統籌最大的困難是什么呢?
楊育慶：重慶進行城鄉統籌和成都是不一樣的。成都是一個真正的城市，1萬多平方公里，1000多萬人口，本地財政收入占到四川省的40%左右，人口卻是四川的八分之一，所以成都的人均水平比較高、財力相對比較強，推進統籌的實力就比較強。
而重慶的人均水平比成都低，我認為它有點像小馬拉大車：財力不強，農民又很多。概括說，是在低水平概念下的城鄉統籌，是農業人口極其多、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很大的一個統籌。
目前規定，只要在一個地方有比較固定的工作，有比較固定的住所，到公安部門登記，就可以納入到城鎮人口中進行統計。但這些人不是真正的城市居民。他們的待遇、居住地，他們享受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他們子女的就學，都和城市人不一樣。在我們的城鎮人口中，有這樣一部分人是不穩定的，到了一定的時候，他們就可能回到農村去。我們想把農村的富余勞動力變為城市居民，就要從制度和政策上進行設計，做好保障。
當然，重慶經過10年發展，已經奠定了把城鄉統籌起來進行考慮的一定的物質基礎。我們的人均GDP2007年超過了2000美元，本地財政收入每年上漲，最快增速超過了50%。
記者：你剛才說到需要中央的支持主要指哪些方面?
楊育慶：我們的想法是，立足于自己的力量，加大改革的力度，通過改革，在制度和政策體系的層面做更多的工作，但是我們還需要得到中央的支持，尤其是在“三農”問題上。包括市領導也有這樣的觀點，“三農”問題是困擾重慶的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我個人的想法是，中央應該給重慶一些“資助”，或者加大就業培訓力度，或者在農田水利基礎設施這些問題上，包括在修路的問題上，適當給予傾斜。當然，我們要在農業投入制度上面進行一些設計，集中資源解決幾件大事。
如果要了錢，但在體制和制度上又沒有新的設計，那這個改革試驗就沒有什么意思了。只有通過設計，形成一種新的制度，才能夠推進改革，提高改革的效率。
在試點過程中，我們感覺到，一個比較直接的問題就是土地。按照我們的設計，對農民進行培訓，教農民上崗，然后出臺公共服務，農民都享受城市居民的這些東西了，應該可以把承包地拿出來集中經營，但是目前在理論上農民可以不拿出來，很多人也不愿意這么做。
記者：對于重慶的農地入股，爭議一直很大。
楊育慶：我們在國外看到，農村一個家庭有500畝地，幾個人用電腦控制，需要時打電話給各種農業服務公司。如果長期每個家庭就是幾畝地，那么，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永遠都有這么一個相對落后的農業。從這個意義上說，就需要用規模進行集約經營。
所以我們就開始考慮，比如說農民要外出打工，地可能就要荒了。因為現在國家不收農業稅，農民經營土地沒有成本。但是地不能荒，必須種;或者是你幫我種，能收800斤，600斤給你，200斤給我。這樣客觀上就使他的地不荒。
在制度上我們也做了一些探索，把這些地全部變成蔬菜基地、果樹林，搞規模經營，或者我租農民的地，付給租金;或者我沒有那么多錢，但還想把農民吸引在土地上，那么就可以嘗試承包經營權入股。
這些方式在廣東等地區已經嘗試很久了。我們這次在方案中提出，在風險可控、政府引導、信息公開的前提下，適當地把這個事情做起來。
現在我們很多鄉鎮已經有好的做法，比如很多村里都有土地流轉中心，對分散的一家一戶的土地進行評價、評估，然后帶領農民和外面來的人談。
記者：重慶這樣的地區，它的經濟增長方式與廣東等發達地區比是不是應該有所區別?
楊育慶：經濟增長的問題，我認為是一個動態的概念。現在我們看長三角、上海，它整個經濟結構都比較成熟平穩，對發展速度的追求就不像中西部地區了。我們希望GDP增幅今年15%、明年16%、后年20%，東部發達地區是追求品質、追求檔次，所以他們關注結構優化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增長階段的含義已經不像原來那樣單純用規模去認定。
重慶將建立開放型經濟
記者：薄熙來書記到任后帶來了許多新的想法。
楊育慶：他跟我談過，說重慶城鄉統籌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市領導的想法是這個統籌必須有一個基礎、一個平臺。重慶東部相對比較落后，西部比較進步、發達，渝西地區是我們很大的一個城市群。薄書記說城市經濟要趕上去，推進開放型經濟的發展，形成一個強大的帶動力，作為城鄉統籌的平臺。
大家都知道，薄書記的資源是全球的，他來了以后，從世界銀行到跨國公司，那些亞太、中東地區的總裁都到重慶來，他不斷會見德國、美國大公司的巨頭們，實際就是要掀起重慶在內陸地區開放的一個高潮。商務部幫我們簽了一些協議，希望在內陸地區加大開放力度，引進國際大公司，集中精力建立開放型的城市經濟。
記者：有什么新的城市發展理念嗎?
楊育慶：我們重慶的城鎮不像北京那樣連片，市領導覺得，一個縣城、一個區政府的所在地，應該有一些比較好的功能，比如有一個像樣的學校、醫院、電影院或者是好的書店。
薄書記有一個觀點：把城市的環境做好了，它就能夠吸引人才進來。人才進來以后，會為這個城市的發展出謀劃策，實際上降低了城市發展的成本。反過來，城市環境不好、條件不好，資本來不了，人才也來不了。這些都是比較現代的觀念。
記者：作為內陸城市，重慶建設開放型經濟優劣勢如何?
楊育慶：內陸地區，人的依賴性相對比較高，觀念比較保守，我們和沿海地區相比還差一些，這些是我們最大的劣勢。
現在重慶要打造成一個西南地區的交通樞紐，是西部地區最大的立體交通樞紐。其他西部內陸城市，西安、成都、貴陽、昆明等等都沒有長江。我們注意到幾乎所有國家的發展都是由沿海，然后從一個港口慢慢發展過來。水運的特點是相對慢，但是成本很低。所以我感覺我們努力策劃好這個工作，就可以讓重慶形成一個好的開放基礎。
另外一些優勢，比如說水電資源、礦產資源、天然氣資源非常豐富，這都是發展經濟的強大后盾。
二、重慶市部分區縣積極探索農村融資保險途徑
如何有效拓寬渠道，加大金融支持“三農”發展，防范農業風險，是新農村建設的一大瓶頸問題。近年來，重慶市部分區縣探討建立與金融、保險機構的利益聯接機制，促進金融資金流向農村，投向農業，向“三農”傾斜，有力推動了農業生產，降低了農業風險，構建了政府、農戶、企業三贏格局。
巫山縣出臺了《關于開展鼓勵農民工進城、轉戶、退地、創業工作的實施方案(試行)
主要用于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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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提供農民工路費貸款，解決農民工出行“難”問題，幫助有序轉移勞務工10000多人;
二是提供農民工培訓貸款，對自主參加中長期職業技能培訓提供學費及生活費貸款，培訓建工3000多人，電子技工800人，打造了“巫山建工”、“巫山電子”等勞務品牌;
三是農民工創業貸款，對返鄉進城創業的農民工提供2～15萬元的啟動資金貸款、周轉資金貸款，激發農民工返鄉創業熱情;
四是提供農民工子女助學貸款，對農民工子女接受普通高中教育或升入高等院校的提供助學貸款;
五是提供農民工建房貸款，促進農村人居環境改善，提高廣大農民的生活質量。
涪陵區生豬養殖業是當地優勢支柱產業之一，現擁有標準化養殖大戶12家，2007年生豬出欄86萬頭，實現收入2.17億元。力爭2010年實現生豬出欄100萬頭目標，該區近日啟動了農業(生豬)保險，政府承擔生豬保費的70%，農民或公司承擔保費的30%(即每頭生豬財政補貼14元，農民或公司承擔6元)，并招標確定了兩家保險公司，重慶桂樓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和重慶海林生豬發展有限公司分別與人保財險和中華聯合財產保險簽訂了11萬頭生豬保險定單。11萬頭生豬在保期內如發生意外死亡或疾病死亡，可獲得每頭最高400元賠償金。生豬保險的推進實施，緩解了區級財政的困難狀況，降低了生豬養殖風險，激發農民和專業戶的養殖積極性，推進了生豬產業的持續穩定發展。
三、重慶新農村建設制度創新初探
社會主義新農村制度建設，就是要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完善“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機制，加大投入力度，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范圍，強化政府對農村的公共服務，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突破發展中的制度障礙，實現城鄉統籌發展。
六個突出問題制約重慶新農村建設
示范推進村規劃全面系統，其他行政村規劃不全不齊。按照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重慶各區縣在示范、推進村中都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規劃，但除了示范村之外，其他行政村規劃不全不齊。
土地流轉形式簡單，經營規模有待擴張。目前重慶市農村土地流轉主要有以下五種方式:出租、轉讓、轉包、互轉、入股等。但經營規模不大，缺乏集約效益。
融資平臺基本建立，服務機制需要放活。近年來，重慶在金融支持“三農”政策上，先后開展了“政府信用協議”貸款;政府組建擔保公司;開展“過橋”貸款業務。但國有商業銀行普遍實行經營戰略轉移，大量資金被抽走用于發達地區城市建設;再加上重慶市農村信用社規模小、資金有限等原因，支農能力相對有限。
戶籍壁壘正在打破，自由遷徙仍顯困難。重慶市在就業、社會保障等方面仍以戶口為條件;小城鎮戶口也以購房為條件，這種以貨幣構筑的新門檻對普通農民來說仍然是難以逾越的。
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建立，但還有待健全和執行。重慶市政府出臺了以完善災害救助、社會救助和社會互助三大救助系統為重點的、多層次、全覆蓋、互補性的新型社會救助體系的意見。但由于社會救助資源的整合不力、執行不細，實施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工業反哺農業機制正在探索，公共財政服務嚴重失衡。重慶市已經進入“工業反哺農業”的發展階段，出臺了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增加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等制度，但公共財政服務嚴重失衡。
七個方面推進新農村建設制度創新
統一規劃制度。針對重慶市新農村建設的實際，區縣應該在統籌城鄉總體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千百”工程規劃、鄉鎮經濟社會發展規劃、農村產業發展規劃、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規劃、農村社會事業發展規劃等方面統一制定，完善創新。
土地流轉制度。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實現土地經營規模化，土地權屬股份化，農業產業化，產業企業化，農村生活城鎮化，農民收入多元化。土地流轉應主要采取以下幾種模式：大戶經營模式、企業經營模式、股份制經營模式、“四荒”買斷模式(使用權可以繼承、轉讓、出租、抵押)等。
人口管理制度。人口管理制度應包括戶籍、計劃生育、就業、教育培訓制度等方面。打破城鄉二元制戶籍結構，統一登記為“重慶市居民戶口”，實行居民身份證制度。實行轉移務工人員的農村事務全程代理服務制度。建立健全人口與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政策體系;加快建立城鄉平等的就業準入制度，取消一切歧視農民轉移就業的政策和做法;建立長效的教育培訓機制和運轉靈活的培訓體系。
公共財政制度。構建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形成以財政投入為導向，財政投入、外資投入、民資投入、金融信貸投入相結合的多元化投入機制。一是完善工業反哺農業機制。財政轉移支付是工業反哺農業的主通道。繼續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財政支農資金投入總量，建立起農業投入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完善對農業和農民的補貼制度，擴大良種補貼，完善直接補貼，建立保險補貼。突出財政支農重點，解決好水、電、土、路、氣、種和服務體系的問題。二是逐步建立均等公共服務機制。建立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財政支撐體系，增大公共財政對農村公共服務設施和服務體系建設的投入。建立由政府、市場、社會相結合的多元復合投入機制。
社會保障制度。著力完善與新農村建設相適應的養老保險、新型農村醫療合作、最低生活保障等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保證“六有”目標實現，即：“貧有濟、病有醫、孤有養、失有扶、幼有學、困有助”。堅持“政府救濟、社會互助、子女贍養”和“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建立健全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實行屬地管理和動態管理;改革合作醫療基金管理體制，完善新型合作醫療保障制度;建立綜合的養老保險制度。實施社會養老和家庭養老相結合的養老方式。建立農業保險制度，政府應安排專項資金，實現農業保險組織形式創新，建立合理的農業保險利益分配機制。
農村金融制度。國家應鼓勵國有商業銀行到縣及農村鄉鎮開設網點，增加資金供給量;加快農村信用社改革;改革郵政儲蓄只存不貸的現狀，加快組建郵政銀行，在鄉村設立服務網點;搞好農村地區銀行業務金融機構準入政策調整試點，鼓勵各種資本到農村建村鎮銀行、社區性信用合作組織，形成農村資金回流機制，完善社區互助合作基金機制，建立多種形式的擔保機制。
農村行政管理制度。按照“特色產業富村、科技人才興村、龍頭企業幫村、生態家園建村、村級組織帶村”的基本思路，強化基層組織建設，搞好村支兩委“公推直選”，健全和深化村務公開制度，強化農民自我發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功能，逐步構建農村社區管理新體制。從而形成“兩帶一促”，即：村支兩委帶領群眾致富，農村科技、鄉土人才帶動產業發展，農村經紀人促進農副產品流通和農民工流動的互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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