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北京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與明遠教育書院日前聯合邀請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顧明遠、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許美德就中國教育改革開放40年展開對話，并就中國教育改革發展及其全球意義進行深入交流和討論。

40年帶來了教育事業和科學的繁榮

顧明遠：改革開放40年，中國教育可以用四句話來概括：第一是觀念的轉變，第二是事業的發展，第三是制度的創新，第四是科學的繁榮。

首先是觀念的轉變。改革開放不是那么容易的，一開始很困難，最困難的就是觀念的轉變。40年來，觀念的轉變正逐漸深化，比如，從為經濟建設服務，到現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以人民為中心，這個觀念的轉變很不容易，是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

其次，教育事業的發展有目共睹。我們用了20年時間，有了九年義務教育，這很不容易。因為我們國家大、人口多，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底子很薄，教育的發展全靠全國人民的支持。

再其次是制度的創新。40年來，教育的基本制度和規范建立起來了，教育法律體系也逐漸完善了，頒布了教育法、教師法、高等教育法等，這是制度方面的創新。

最后是教育科學的繁榮。過去，曾經一本《教育學》統天下，這幾十年來教育學有了很大的發展。拿比較教育來講，以前幾乎沒有比較教育學，一開始叫外國教育，改革開放后才把各個國家的教育學引進來，加以比較，借鑒他們的經驗。教育科學的繁榮，還體現在我們今天的教育科學研究不僅停留在大學的課堂和實驗室里，而且走到了基層。

許美德：我1978年到中國，現在剛好40年。這些年里，有兩個人讓我非常難忘。其中一位是復旦大學老校長謝希德教授。中國一改革開放，我就申請來中國，到大學當老師。那時候復旦大學的校長是謝希德教授，她特別熱情地歡迎我，請我到她家里做客。

另外一位是西北師范大學的李秉德教授，他之前在農村小學教了好幾年書，但不以為苦，反而覺得在小學真正能夠實踐自己的教育理念。改革開放初期，他已經快70歲了，但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40年來我最難忘的，就是能夠有機會與這樣的中國學者和教授有很親密的來往，而且看看他們的人生和工作態度，對我真正的是一個啟發。他們經過那么多苦難，年紀很大了，仍全力支持改革開放，努力培養下一代青年。

此外，最難忘的一件事情和顧明遠先生有關。上世紀80年代，加拿大和北師大合作開展了博士培養工作，互派博士生到對方進修，中國派了22個博士生和教師，加拿大派了15個。中方當時負責整個組織工作的就是顧明遠先生，因為他做了很多工作才使得這件事情做成。當年到加拿大進修過的中國學者現在都是教育領域的領軍人物和骨干了。

顧明遠：這40年里最重要的教育事件就是高考。知識改變命運，高考不僅改變個人命運，也改變了國家命運。恢復高考以后，讀書無用論一掃而光了，為今天國家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

許美德：我覺得中國這40年能夠得到這么快的發展，第一個因素是儒家文化的傳承，第二個是因為有非常明確的國家發展策略，有很多很有學識、能力的政府官員和學者在推動，這樣有領導力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顧明遠：這40年堅持了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特別強調繼承自己的東西，在教育上首先就是重新提倡尊師重教。此外，我們強調學生要打好基礎并強調德育為先，培養學生成為有高尚品德的人，這都是我們的好傳統。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這個文明凝聚了中華民族的歷史智慧，所以我們的發展也應該是在這個傳統的基礎上發展的。

許美德：我也覺得繼承過去的經驗非常重要，我從1985年開始訪問中國的大學，去了大概200多所大學，還收集了100多所中國大學的校訓。不同地區的大學有不同的經驗，有一定的自主權，凡事考慮本校的歷史、本校的特點和情況，這點很重要。所以，今天很多中國大學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為有自己的傳承和歷史。

40年促進了教育的國際交流和相互理解

許美德：我一直有一個看法，西方應該學習中國。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研究教育一定要到中國來。1992年，我回加拿大組織了一個國際會議，談跨文化趨勢，出經費請中國的學者，也請了印度和中東的學者。我不主張文明沖突，而是強調文化對話。1994年，這個會議又在中國的岳麓書院召開，也請了北美、印度、中東的學者到中國來。那個時候西方很多學者還不愿意到中國來，但改革開放40年讓更多西方人對中國及其文明更加重視并且都愿意來中國了。

顧明遠：中國教育有五千年的傳統，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發展很快，但是國外知道的很少。我在國外經常講，我知道你們的教育，比你們知道中國的教育要多。現在我們的國際地位提高了，但是在教育方面我們還跟不上整個國家的發展形勢。現在，我們首先要走出去。習近平總書記講要講好中國故事，我們也要講好中國教育故事。其次，我們要培養更多具有國際視野、懂得國際規則、了解國際事務的人才，在國際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在國際組織里，中國人還不多，這跟中國的政治地位很不相稱、不相符合，所以我們的教育肩負著很重要的使命。

許美德：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大學應該開始考慮研究發展中國家的教育、學校和大學的發展。不少中國大學主要還是向西方的大學如哈佛大學、劍橋大學這些大學看齊。有的做法比如給教師很多的壓力，要求教師在某些刊物上發表論文，而不考慮到自己的實際情況。現在中國的經濟已經發展起來了，世界上還有很多發展中國家，比如“一帶一路”沿線就很多，很需要中國提供教育方面的支持。

我希望中國的大學多考慮和發展中國家的大學合作，比如東南亞國家、非洲國家，他們很希望和中國的教育學者合作。和發展中國家合作，很有前景、也很有價值，這樣科學研究、教育研究都會更加豐富。

顧明遠：要消除西方對中國的偏見，必須堅持開放，加強國際交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很多人都愿意學漢語。在西方國家，中國威脅論一直在不斷蔓延。要消除這種偏見，最根本還是中國要強大，中國強大了人家才能看得起你。隨著國家的強大，中國的教育也開始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現在國際一流大學都到中國來爭取生源，上海學生在“PISA”測試中奪冠，英國人就到上海請50名教師到英國教課，把上海的數學課本引到英國去。

許美德：中國重視教育文化的國際交流，有自己的教育和文化外交，這非常重要，要推進中國大學與外國機構的合作。現在，西方對中國還有很多懷疑和誤解，中國教育的改革開放提供了讓中國的發展經驗在國際舞臺分享的機會。

同時，現在有很多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學生來中國學習。我剛從東北師范大學回來，和五六十位發展中國家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座談了兩三天，看到他們非常高興有機會在中國學習，英語、漢語都很流利，可以談論各方面的問題。我覺得中國的碩士、博士生學好外語特別重要，如果外語不行，就不太容易把中國的經驗、中國的文明和國外分享。

中國應該有自己的教育模式和標準

顧明遠：改革開放40年，中國教育發展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取得了很大成就。以后需要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內容很多，從教育來講，一是要鼓勵外國人來華學習。過去我們出去的多，現在來的也逐漸多起來了，比如北師大國際比較教育研究院有國際班，都是外國學生，以后還要吸收更多來華留學生。二是要推進更加人才培養和交流，派中國學生出去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特別是科學技術方面的成果。我國在制造、創造方面很多核心的技術還沒有完全掌握，要多派一些人出去學習尖端的、有創新性的東西。

許美德：中國已經有幾十年的發展經驗，把西方很多先進的科技成果、其他知識與自己的發展結合起來，同時又堅持了獨立自主。現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學生到中國來學習。

西方發達國家提供的學習和課題項目研究機會常常被批評成是依附式的方式，是一種新殖民地主義，也就是西方提供經費，但是要求來的人按照他們的方式學。中國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就是互相尊重、相互合作的模式。中國的文明特別強調“和而不同”，可以用基于“和而不同”思想的合作模式來支援發展中國家的教育事業，這在國際舞臺一定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另外一點，中國很喜歡排名，因為排名常常和經費的多少有關，每一位校長都不得不注意這個事情。我非常反對這些排名，因為國際上的這種排名幾乎都是西方的標準。

中國為什么不提出自己的模式標準？比如，中國可以出臺全球師范大學排名，重視師范教育是體現儒家文明的重要舉動，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堅持保留師范大學是非常正確的選擇。中國的實踐證明，國際舞臺不僅僅只有一個模式，還可以有更多模式。中國應該堅持一條自己的道路，不能完全使用西方大學的排名方式，現在只有中國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40年貢獻了一種不同的教育發展模式和道路

顧明遠：中國教育發展的全球意義就在于，把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播到世界，這是它最重要的意義，也是我們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最大成績。中國文化講究“和而不同”，中國教育注重培養有人文精神的人，注重培養關心世界、關心人類命運的人才，注重培養為世界的和平協調發展創新的人才。

同時，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歷程中，教育培養了一大批人才，為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人才支撐，世界發展格局上出現的是穩定發展的中國，幫助13億人口擺脫了貧困的中國，所有孩子都能接受九年義務教育、越來越多年輕人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國，中國教育發展的巨大成就，是對維護人類和平、推動世界發展的巨大貢獻，這也是中國教育發展的全球意義。

這些年來，中國教育慢慢探索窮國辦大教育、大國辦強教育的道路，為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世界教育的多樣性作出了貢獻。這也是中國教育發展的全球意義。

許美德：我花了30多年時間研究中國的教育，最近在柬埔寨參加亞洲比較教育大會，有一些新的心得可以分享。我覺得中國教育發展的模式、中國援助其他國家的模式，和西方國家傳統方式并不一樣，更強調相互尊重和合作，這是全新的模式，也是中國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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