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教學是值得用整個人生投入的事業，是我所癡迷的樂事，是份完美的精神追求。”十年前，北大教授溫儒敏獲得教育部授予的“全國高校教學名師”稱號，這一簡潔凝練的獲獎感言，是他幾十年教育生涯的總結，他享受這追求與奉獻的過程。

溫儒敏曾歷經許多學術要職，除了文學史研究外，溫儒敏將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語文教育的研究與組織工作，希望帶動大家回到教育的本義上去理解語文教學，“把學生被‘應試式’教育敗壞了的胃口調試過來”。

一

1946年，溫儒敏出生于廣東省紫金縣中壩鄉樂平村。他的父親十六七歲時就外出謀生，曾在香港東華醫院當學徒，后來回到紫金龍窩圩開設西醫診所，是當地最早的西醫之一。母親是基督徒，知書達理，常常給溫儒敏講圣經故事以及各種民間諺語傳說，教他背誦《增廣賢文》等蒙學書籍。

小學四五年級，溫儒敏開始讀《西游記》《三俠五義》《七俠五義》，很多字都不認識，就跳著讀、猜著讀。這也是后來溫儒敏提倡的閱讀法。如果不認識的字就要查字典，大概閱讀也會趣味索然。就在這種“連滾帶爬”的海量閱讀中，溫儒敏愛上了讀書，甚至模仿過艾青、裴多菲寫詩，還給自己起了個洋氣的筆名“艾琳”。

1964年，溫儒敏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語文系。盡管在大二時遭遇“文革”，他還是亂中取靜，見縫插針地讀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學、歷史、哲學經典和各種雜書閑書。這種“漫羨而無所歸心”的“雜覽”，為他后來的學術研究打下了豐厚的基礎。后來他指導研究生，除去專業訓練，也主張有些“雜覽”，知識面盡量拓寬，而不是一上來就直奔主題。

大學畢業后，溫儒敏被分配到粵北的韶關地委辦公室擔任秘書。8年時間，經常下鄉下廠，還當過生產隊駐隊干部，耙田、插秧什么活兒都干過。溫儒敏說，這種對國情民情的切身體驗，是別人代替不了、書本也難以描述的。幾十年過去了，一到變天，他幾乎本能地開始惦念南方農民是否受災。知識分子各有專攻，如果有較多的人生閱歷，特別是基層生活經驗，性格可能會有所“調和”。溫儒敏認為，人文學者最好還是有些社會實踐經歷，他們那一代學者大多不是“三門干部”（即從家門到學校門再到機關門），豐富的人生歷練使學問與社會緊密相連。

在機關當秘書，接觸領導多，寫東西快，溫儒敏備受重視，如果走仕途，可能會有前途。但他喜歡安靜，不愛交往。1977年的一天，在粵北的湞江河畔，溫儒敏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送恢復高考和研究生制度的消息，決定報考研究生。

1978年，北京大學現代文學專業有800多人報考，原計劃招6人，后來增加到8人，11人參加復試，溫儒敏排在第15名。但他卻意外地接到了復試通知。后來才知道，導師王瑤看了他的文章，覺得有潛力，特別提出讓其破格參加復試，這讓溫儒敏終生難忘。他當老師之后，也常效法此道，考察學生除了看考分，更看重實際能力。

那時課不多，不用攢學分，不用考慮核心期刊發表文章，就是自己看書，尋找各自的興趣點與發展方位。這種自由寬松的空氣，很適合個性化學習。溫儒敏研究生階段讀書量非常大，他采取瀏覽與精讀結合，起碼看過一千多種圖書。許多書只是過過眼，有個印象，但讀得多了，歷史感和分寸感就形成了。1981年溫儒敏留校任教，三年后又繼續師從王瑤讀博，當了王瑤兩屆“入室弟子”。

當時是北大中文系第一次招博士生，全系讀博的只有他和陳平原兩人。王瑤沒有給他們正式開過課，主要還是自己讀書，隔一段和導師交談。王瑤抽著煙斗靜靜地聽，不時點評一兩句。

“有一種說法，認為理想的大學學習是‘從游’，如同大魚帶小魚，有那么一些有學問的教授帶領一群小魚，在學海中暢游，長本事。當年就有這種味道。”溫儒敏在回憶王瑤對自己的影響時這樣感慨。他總看到先生在讀報，輔導學生時也喜歡聯系現實，議論時政，品藻人物。導師的入世和批判的精神，在溫儒敏身上留下很深的影響痕跡。

溫儒敏受惠于20世紀80年代，也感激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事業心，以及對久違了的學術的向往與尊崇，都在學術的重建中得到痛快淋漓的表現。溫儒敏說，我們這一代學者很多人都有過艱難的歲月，但又真的很幸運能在那個年代投身學術。

二

做學問，溫儒敏下的是笨功夫。他恪守王瑤“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師訓，不趨時、不取巧，追求一種沉穩扎實的學術風格。

溫儒敏的博士論文《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是研究思潮的。當時文壇正在呼喚回歸現實主義，許多文章都在說這個詞，對它的來龍去脈卻不見得清楚，梳理一下是必要的。他就選擇了這個難題。他說，這是“清理地基”，要用“史述”的辦法，把現實主義思潮發生、發展與變化的軌跡清理出來，對于現實主義在新文學發展過程中所起的推進或制約作用，作出客觀的評說。

溫儒敏找到一個當時還較少使用的詞叫“流變”，一下子就把思路點亮了。回過頭看這部著作，他有些不滿意，認為寫得有點平。但那時關于思潮流派的系統研究還很少，這是第一部敘寫現實主義思潮史的著作，開了風氣之先，頗受學界的注意。

不過溫儒敏更看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這是他的代表作。1990年前后，他給學生開現代文學批評史的課，意在把批評史古今貫通。現代文論給人的印象似乎“含金量”不高，當時北大研究古文論的有三四位專家，可是沒有人關注現代。別的大學也大抵如此。溫儒敏認為，現代文論也已經形成新的傳統，對當今文學生活有彌漫性的影響，不可忽視。他率先在北大開設現代批評史這門課，由于當時這方面的基礎研究薄弱，他幾乎要從頭做起，非常費功夫。一兩輪課下來，積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問題意識也突出了。

溫儒敏認為自己的批評史研究并不全面，但現實的指向性明顯。他強調從以往批評家那里獲得某種批評傳統的連續感，把重點放在論說最有理論個性和實際影響的批評家代表上，注意他們對文學認知活動的歷程，以及各種文學認知在批評史上所構成的“合力”。文學史界高度評價這種“合力說”，認為有方法論的啟示。這本書至今仍是現代批評史領域引用率最高的一部著作。

還有一本書在文學界幾乎無人不曉，那就是溫儒敏和錢理群、吳福輝兩位老同學合作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最初這本書是為自學考試編寫的，發表于1983年—1984年的《陜西教育》。該書和其他同類文學史很不一樣，這是用專著的力度寫就的教材，帶有強烈的理論個性，引發的話題很多，留給讀者思考的空間也很大。如今這部書已經是許多大學中文系指定的基本用書。但當初此書也曾遭遇退稿。評論家黃子平那時是北大出版社的編輯。溫儒敏去找他，希望在北大出，黃子平說沒問題。半個月后黃子平無奈地告訴溫儒敏：領導說你們還只是講師，寫教材欠點資格。這本書后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20世紀90年代末才回到北大出版社修訂再版。《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出版30年來，已48次印刷，印數130多萬冊，其影響之大是溫儒敏未曾料及的。

溫儒敏的眾多著作，很多都是在文學史的教學中“提升與結晶”的，和教學關系密切，如《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一直被許多大學中文系列為研究生教材。溫儒敏在現代文學研究方面成就顯著，但他對自己的研究并不滿意，對人文學界研究日趨泡沫化的狀況也很擔心。這“不滿意”也許就醞釀著某種突破的內力吧。

從1999年到2008年，溫儒敏擔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極少有人稱他“溫主任”。在學校稱呼“官職”他會感覺不自在。

溫儒敏擔任北大中文系主任9年，老師們印象最深的是他提出“守正創新”的辦學理念。其含義是既堅守中文系長期以來形成的傳統，又在新的時代環境下有所發展和創造。他盡量給老師們創造自由寬松的學術環境。

溫儒敏很反感浮泛的學風。他擔任中文系主任時期，全國的大學正在擴招，多數中文系“翻牌”改為“學院”。校方也曾征求意見希望把中文系改為文學院。他說沒有必要，等全國都“升格”完了再說。

溫儒敏認為，辦教育還是要求實守正，不要改來改去太多“動作”。特別是像北大這樣的老校，要看重“文脈”。“我們講文脈，講傳統，不是擺先前闊，而是要讓文脈來滋養我們當前的教學研究，現在，人文學科越來越受到擠壓，北大中文系還能取得一點成績，在全國同一學科仍能整體領先，我想還是靠‘老本錢’，在‘守正’上下了些功夫，所謂創新仍然是要有‘守正’作為基礎的。”

溫儒敏出臺了多項措施改進和規范本科生與研究生教學管理工作，在全國率先提出博士論文匿名評審和導師回避制度，以及教師業績評定中的“代表作”制度，引起廣泛注意。

三

表面上，溫儒敏溫文爾雅，但是無論擔任北京大學出版社總編輯，還是接掌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他都有一套有效的管理方式。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真“有點‘沖’，好像并不符合自己的個性”。正是這股“沖”勁兒，溫儒敏帶領團隊全力以赴，半年多的時間出版五六十種校慶圖書，為當時北大百年校慶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也正是這股“沖”勁兒，溫儒敏以“不睡覺也要干出來”的豪情帶領出版社編輯，快速高質地推出72卷本大型古籍整理項目《全宋詩》，獲得1999年年度國家圖書獎，至今仍是北大出版社首屈一指的標志性出版物。

1998年，北大出版社在香港組織了書展，引起轟動。而溫儒敏為展銷會設計的主題條幅“學術的尊嚴，精神的魅力”，后來成為北大出版社的“社訓”。

“我1999年擔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時，提出‘守正創新’的辦學思路，后來做學問、編教材，都努力這樣去做。看到最近北大校長林建華發表文章，討論如何建設一流大學，也認可并采用了‘守正創新’這個提法，北大一些學院開會也打出這一‘口號’。”溫儒敏感到欣慰。

2003年12月25日，在溫儒敏的努力下，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成立，林燾、袁行霈、徐中玉、陸儉明、劉中樹、巢宗祺、蔣紹愚、王寧等一批著名學者加盟。其實這只是一個虛體機構，卻做了很多實體也未見得能做的實事，其中包括組織對全國中小學語文教育狀況的9項田野調查，參與修訂國家語文課程標準，參與高考語文改革的研究，舉辦“國培”連續多年培訓20多萬中小學教師，組織編寫中小學和大學的語文教材，培養語文教育的碩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等等。溫儒敏說：“人文學科其實花不了太多錢，有時錢多了要老想著怎么花錢，反而誤事。北大語文所很窮，連辦公室也沒有，但享有北大多學科的資源，為高校服務基礎教育提供了一個平臺。”

溫儒敏把介入基礎教育說成是“敲邊鼓”：“如同觀看比賽，看運動員競跑，旁邊來些鼓噪，以為可助一臂之力。這是責任使然，也是北大傳統使然。”2002年，他邀集十多位北大教授，包括陳平原、曹文軒、何懷宏等著名學者，跟人教社合作編寫高中語文教材，現在仍然有60%的中學在使用這套教材。2008年，他又擔任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修訂組召集人，修改制定一部指導中小學語文教學的國家文件。這些工作需要協調各方面的意見，很煩瑣，一做就是幾年，還不算自己在單位的業績。但溫儒敏和他的團隊實心實意想為基礎教育做點事。

2012年，教育部聘任溫儒敏為中小學語文統編教材的總主編，從全國調集數十位專家和特級教師，歷時5年，編撰一套全新的教材。目前，這套“部編本”語文教材已部分在全國投入使用，今后數年將成為全國統編的教材。

“編教材太難了，幾十位專家和老師，編了5年，歷經30輪評審，終于熬過來了。”溫儒敏感慨地說，用了一個“熬”字，可見其中艱辛。新教材投入使用后，得到一線教師普遍的認可，認為“有新意又好用”。這又讓溫儒敏感到“很有成就感”。他說，有什么樣的教材，就有什么樣的國民，教材太重要了。但教材是公共知識產品，社會關注度高，動輒還引起炒作，難免要帶著鐐銬跳舞。

溫儒敏把語文教材編寫說成是“風口浪尖上的工作”。因為教材是不容許出錯的，而選文又特別容易引起社會議論，一篇課文是上還是下，可能牽動許多人的感情。溫儒敏說，其實語文課本并不只是美文的匯編，需要照顧方方面面，還得講科學性。新教材有很多改革，都要有調查研究和論證，講學理根據。比如過去小學生一上學首先就學漢語拼音，而統編語文教材改為先認識一些字，再學拼音，而且拼音學習的難度也降低了。其可行性是預先做過專題調查論證的。

統編語文教材滲透了溫儒敏的語文教育思想。他認為，語文教不好，最大問題就是讀書太少。一本語文教材也就十幾篇文章，如果只讀課文，不讀課外書，無論怎么操練，也是無法提高語文素養的。溫儒敏提出語文教學的“牛鼻子”就是培養讀書興趣。新編的小學初中語文教材在激發閱讀興趣和拓展課外閱讀方面下了功夫，想辦法讓學生不要過早陷于流俗文化。比如增加古詩文誦讀和名著導讀，在小學一年級安排了“和大人一起讀”。他希望通過中小學生的多讀書來推進良性生活方式，帶動社會風氣的改善。

近幾年，《溫儒敏論語文教育》有3集陸續出版，封底都寫上這樣一段話：“我深感在中國喊喊口號或者寫些痛快文章容易，要推進改革就比想象難得多，在教育領域哪怕是一寸的改革，往往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我們這些讀書人受惠于社會，現在有些地位，有些發言權，更應當回饋社會。光是批評抱怨不行，還是要了解社會，多做建設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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