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洪江

杭州師范大學宣傳部副部長

從根本上來說，高校管理者與普通師生的利益是一致的，學校的管理規章制度也是為了教師更好地育人，學生更好地成才。但是，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在不少高校，雙方利益沖突的現象時有發生，一些制度、做法的出臺引發師生網上吐槽也屢見不鮮。

產生這樣現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制度出臺前的互相溝通不夠，效果不佳是重要原因。具體來說，可能存在著如下的問題：

一是“沒有溝通”。管理者主觀認為有了行政權力和領導經驗就可以“辦好事”“快辦事”，忽略師生的集體智慧，主觀為了師生好，越位思考，想當然決策，制定的舉措最終“水土不服”。

二是“只溝不通”。決策者征求師生意見，只帶耳朵不帶筆。群眾意見說了一大堆，最終壓根聽不進，或者只是象征性改幾個字，溝通成了走過場。

三是“強溝弱通”。溝通方式常局限于座談會等嚴肅形式，面對院長、處長甚至校領導，有些師生有顧慮，可能不一定能講出真話、實話。

四是“少溝少通”。只找幾位師生征求意見就算數，而沒有更好地思考，這些少量師生是否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意見？他們能夠充分地反映出多方師生的利益訴求嗎？

五是只有“對內溝通”。忽略了教師背后的家庭群、學生背后的龐大家長群以及關注學校的其它社會群體等的利益訴求。而事實上一些糾紛出現后，這些群體可能會成為矛盾中的重要推動群體。

等等諸如之類。決策者如果只把溝通作為制度出臺前一個可有可無的環節，就極有可能出現上述溝通失效的現象。某些高校，剛出臺的某項管理制度，就要進行修訂，或者經常性地廢除剛剛出臺的制度，或者幾項制度互相沖突，給師生帶來一定困惑。溝通效果差，一定會影響高校管理制度舉措的有效性、適應性以及普及性，甚至為產生沖突矛盾埋下伏筆。因此，筆者認為，大學治理中，在與師生的溝通交流上，仍需進一步加大投入，溝通成本高些，在當前并非壞事。

一要增加認識成本。你是誰？依托誰？服務誰？要真正把溝通列入大學治理的必須環節，從上到下給予高度重視，這是高校踐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的重要舉措，是加強“兩學一做”教育的生動體現。要想決策不跑偏，樹立重大決策一定要在規范的程序和透明的平臺上展開溝通討論的意識很有必要。

二要增加時間成本。制度制訂需要來回修改，甚至推倒重來，與制度有關的群體，都應保證時間征求他們意見。意見收集后，還要耐心核實、修改，不要嫌麻煩。制度出臺后，對于能夠公開的決策方案，也應保證足夠公示的具體程序和時間，減少偏頗。

三要增加溝通環節成本。如在重大決策出臺前，可增加同行專家咨詢論證環節，對專業背景進行論證，提高溝通的科學化水平。又如，可實施多方案溝通環節，推出多種方案供師生進行比較、討論、選擇。

四要增加輿情收集與風險評估成本。建立健全師生輿情信息收集機制，是推進溝通的新手段，是確保民主決策的重要前提。應盡可能地做好師生輿情風險預估，盡可能減少決策出臺后師生沖突、網上爭議的可能性。

五要增加溝通技術成本。開個座談會，或者留一個咨詢電話或者電子郵箱固然省事。但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師生注意力呈現碎片化、分散化，如果管理者不提高溝通技術，是很難吸引更多的人來關注、參與討論決策話題。如可通過網上調查、微博發起主題討論等方式，拓寬溝通方式和途徑。又比如通過工會小組長、師生中的網紅、教學名師、學生最喜愛的輔導員等二級輿論領袖與師生溝通，可能會比校方直接溝通效果更好些。

以上建議不一定同時都要用上，過于浪費與繁瑣也沒必要，但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投入了必要的溝通成本，高校管理才能更為有效、有序、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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