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勛初:樸學就要“求真求是求通”
2017年4月11日，周勛初先生迎來了88歲生日。也正是在今年初，他的《文心雕龍解析》榮獲“第六屆中華優秀出版物提名獎”，已是米壽之年的周先生可能又創下一個新的紀錄，即獲獎最年長者。周先生晚年屢獲學術大獎，代表性的如主編的《冊府元龜（校訂本）》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個人整理的《唐語林校證》等三書入選首屆向全國推薦優秀古籍整理圖書書目（共91種），為個人入選之冠；個人學術文集《周勛初文集》、主編的《唐人軼事匯編》《宋人軼事匯編》等，均獲國家級和省部級大獎。
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之路
對于自己的學術人生，周先生以“艱辛與歡樂相隨”做概括，而早在2000年《周勛初文集》出版之后，程毅中先生撰寫《尋求新樸學發展的道路》一文就指出：“文獻學與綜合研究，體現了一種具有樸學精神的治學方法，也許可以說是開拓了一條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的道路。”
1929年4月11日，周勛初生于上海市南匯縣西周家宅的一個中小地主家庭，而他卻在高三年級時患上嚴重肺病。周先生在《學術小傳——我與傳統的文史之學》中回憶說：“三年床褥，瀕死者再，只是依仗父母的慈愛、兄妺的護侍，才能茍延一息。第二年時病情惡化，幸虧鏈霉素進入上海，才免于一死。但家庭經濟日益陷于困境，只能不斷變賣家產度日。”正是這種不幸經歷，讓周先生一生中尤重親情倫理，與人為善，與世無爭，并形成了沉穩寧靜的性格與逆境中堅忍不拔的毅力。
1950年，周先生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系，半年后卻舊病復發，兩年后才恢復健康，正常學習。
當時南京大學中文系大師云集，對于這一學習經歷，周先生說，“學中文，研究的是一門綜合型的學問，胡小石先生博學多能，汪辟疆先生鑒定古籍版本的功力深厚。他們的學問都覆蓋好幾個領域，這對我很有吸引力”，“我在入門之時，即是新舊雜陳，不拘一格”，特別是第四年聽胡小石先生的文學史課，“奠定了我日后研究工作的基礎”。
大學畢業分配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漢字整理部工作兩年半后，1956年底，周先生又考回南京大學中文系當副博士研究生，師從胡小石先生。
1959年，因講授“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羅根澤教授重病在身，中文系即讓正在讀書的周先生改為助教，直接為大學五年級學生授課，而且從“孔夫子”到“王國維”，一人承擔。
“文革”前夕，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約周先生寫作“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中的《中國文學批評簡史》一書，改寫后以《中國文學批評小史》一名問世。
為什么使用“小史”一名，周先生解釋，做研究工作，與其趨同，不如立異，在中國文學批評史類的著作日盛一日，大家都向篇幅長的方向發展之時，“我則將自己所寫的一本定為‘小史’。這當然與我喜歡獨立思考有關，這書也體現出了追求少而精的努力方向。”
羅根澤先生是中國文學批評史領域的開拓者之一，周先生治學上重視傳統文論的底色，受他影響較大。年輕時的周先生，在集中精力備課的同時，獨立思考，在《中華文史論叢》1964年第5輯發表了《梁代文論三派述要》一文。該文也是周先生早期的代表性學術成果之一，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重視。
后來，周先生教過四個學期《文心雕龍》，先編有講義，2000年編為《〈文心雕龍〉解析（十三篇）》，后來審視“龍學”研究現狀，感到由于近百年來學科發展越來越細化，研究工作者過趨專門，仍存在著很多問題，于是設計獨特體例，增補或新撰長篇“前言”和“解題”等，后加在九位學生幫助注釋其他30多篇之后，于2015年推出全本《文心雕龍解析》，將該書“放在學術史的長河中加以考察，這樣既顯示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又可克服目下普遍存在的流弊，努力使學界走上一條更康莊的治學大道”。
“文革”十年，周先生因家庭出身問題，一直政治地位低下，“卻還有那么一點使用價值，故而后期被起用”，先是參加江蘇五所高校集體編寫《馬恩列斯文藝論著選讀》的注釋工作，后又隨洪誠先生參加《辭海》的修訂，編撰語詞，前后歷數年。1974年，又奉命參加法家著作《韓非子》注釋組，負責擬訂體例和統稿等工作。
有了讀書學習的機會，周先生總是充分利用空隙時間，留下一些印跡。他寫下了《韓非子札記》一稿，1980年在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本學者東京大學法律系長尾龍一教授1982年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讀到此書，寫了以下一段話：“在那兒，我發現了研究韓非子的、具有敏銳智慧和淵博知識的大陸學者周勛初的著作。在‘文革’的狂風暴雨中，居然有這樣的智慧幸存下來，這使我深為感動。”
“文革”結束，周先生又受命將注釋稿改寫成學術性著作，增加校勘等方面的內容，以《韓非子校注》一名于1982年正式出版。鑒于此書在學術圈的高度認可，應出版社之邀，周先生再次投入寶貴的精力進行修訂，并于2009年推出新版。《韓非子校注》修訂本于2013年獲江蘇省首屆新聞出版政府獎。
1972年，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出版，教師才有機會閱讀有關圖書，周先生遂集中精力研究高適，寫成《高適年譜》初稿，先行在《文學評論》發表文章，再于1980年公開出版。
周先生在與常人相同的處境中做出了與眾不同的成績，多部論著連續發表，這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是非常少見的。
周先生常說：“我是一名教師，教好書，培養人才，是首要任務。看到學生們事業有成，是我最大的滿足。”
周先生在擔任南京大學古代文學專業的導師時，多先讓學生提問，教師隨方解答，或由教師提出問題，由學生回答。“授業問難，教學相長”這種方式，繼承了中國書院教學時積累的一些經驗，有從游之樂，有觀摩濡染之效，可因材施教，還有感情交流，學生從中受益良多。
學生余歷雄記錄了周先生3年的講課情況，并整理成《師門問學錄》一書公開出版。該書反映了周先生啟發式教育、創新性思維的特點，手把手教學、“教書是在傳承文化，同時也是傳承一種感情”的教育理念，廣受贊譽。
對于周先生的教育工作，莫勵鋒教授曾說：“盡管社會工作十分繁忙，周勛初先生仍把最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南京大學的教學活動和學術活動中去。作為一位教師，他既嘔心瀝血地辛勤筆耕，從而著作等身，也循循善誘地培養學生，從而桃李滿天下。”傅杰教授認為：“他與程千帆先生共同培養出一批杰出的學生，成為國內古典文學研究人才培養的成功范例，已是當之無愧的教授之教授，博導之博導。”
20世紀80年代以前，周先生的學術研究時斷時續，而且經常被動地變換研究方向，但是堅實的基礎使他左右逢源，觸手生春，從而不斷地寫出高水平的論著來。20世紀80年代以后，周先生一方面全力投入學術研究，在楚辭學、諸子學、目錄學、文學史、文學批評史、學術史等領域取得豐碩成果，一方面與程千帆先生、莫勵鋒先生等奮力開拓，培養人才，不斷推出重要學術成果。
“我一直主張綜合研究”
周先生在談治學經驗時說：“綜合研究，銳意開拓，這是我的終生追求。屈原在《離騷》中說：‘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可以作為我的座右銘。”
《周勛初文集》收錄《九歌新考》《韓非子札記》《韓非》《張騭文士傳輯本》《〈文心雕龍〉解析（十三篇）》《中國文學批評小史》《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高適年譜》《詩仙李白之謎》《唐詩文獻綜述》《唐人筆記小說考索》《唐代筆記小說敘錄》《當代學術研究思辨》《西學東漸和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無為集》等16部書，其內容貫穿古今，顯示出“淹博”的特點。其中最能呈現“綜合研究”特點的，要算《九歌》研究、李白研究以及唐代文學研究等。
《九歌新考》是周先生對胡小石先生《楚辭》學的繼承與發展，周先生從神話學、宗教學、民俗學和哲學、歷史學、地理學等方面入手，對《九歌》諸神一一進行分析研究，證明了諸神來源不一、屈原創作《九歌》有廣泛基礎，從而使《九歌》性質研究不再受祭歌等說的束縛，為進一步正確認識《九歌》掃清了障礙。
《九歌新考》體現了周先生的學術理念，文章的深度與力量，不完全依靠窮盡所有的史料，有時是源自一種對時代氛圍、文學風氣、學術思潮的整體把握；同時，即使運用一段材料，舉出一個例證，解決一個具體問題，也要有綜合研究的能力。
周先生治學范圍很廣，在先秦、魏晉南北朝、宋代文學、近代學術以及文學批評史等方面均有專著，而在唐代領域成果最為豐富，更能體現結合交叉的特點。除《高適年譜》、李白研究成果三種外，還有考索之功、獨斷之論兼具的《唐人筆記小說考索》《唐代筆記小說敘錄》，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唐語林校證》，主編的《唐詩大辭典》《唐人軼事匯編》，以及《全唐五代詩》（第一主編）等。
周先生認同文史不分的傳統，強調思維的融會貫通，傳統和現代的溝通與結合。對于綜合研究的益處，他曾說過：“我在學習文學作品時，往往連類而及，也相應地讀一些史書或哲學著作，這樣做，是希望對古代學術能有更完整的認識。因為在歷史上，無論是一種風尚、一個流派、一部著作的形成、發展和變化，都是紛糅交錯地呈現出來的，后人當然可以分別從文、史、哲等不同角度進行探討，但若能作綜合的研究，也就可以理解得更全面、更深入。”“在探討問題時往往可以取得觸類旁通的良好效應。”
胡小石先生做研究，具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氣概，這對周先生影響極大，“追求創辟之功，寫作論文時，總想發前人未發之覆”，“不管你面對的是老經學還是新經學，都應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隨波逐浪，人云亦云，而要獨立思考”。
在全面掌握有關資料的基礎上，周先生往往有著強烈的還原求真意識、探頤索隱興趣，因為只有放回到古典思想的整個脈絡當中去，我們才有可能真正領會到古典學的真精神，能于常見資料中發掘出有意義的問題。
比如，曹氏三代都把出身貧賤的女子立為后妃，一般認為這一現象是曹氏家族的非禮妄為，而未挖掘其中的深層含義，周先生撰寫《魏氏“三世立賤”的分析》一文指出，曹氏這么做，不但有阻止后族干政的目的，還意味著對傳統道德觀念的離棄。曹氏如此家風，對“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的建安文學影響深刻。
關于李白的研究，周先生聯系他的家世、兩次就婚相府所鑄成的家庭悲劇、剔骨葬友的奇特行為進行探索，且與其友輩，諸如杜甫等人進行比較，擴及很多層面，諸如宗教信仰、仕宦出處、文藝愛好、民族觀念等領域，從多種角度進行綜合研究，發掘李白的文化特征，提出李白為多元文化的結晶之說。
對于學術研究方式問題，周先生有自己獨特的思考，并基于研究實踐，有著高度的文化自信。對于學術傳統，他認為：“清代樸學的興起，成就巨大，所以能步步深化，靠的就是實事求是，操作規范，從文本出發。”他在研究方式問題上，他曾有意識地談到——
“我在做研究時，也常是在探究研究中國學問的方式這個問題。中國人研究‘中國學問’，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研究模式，也不能只是將‘中國學問’作為‘西方式研究’的一種取證。我研究唐代小說時，對以西方小說為標準甄別中國古代小說的做法很感困惑，總以為這么做沒有注意到中國古代小說的特征。《文心雕龍》研究的西化痕跡也很重，這在詞語、范疇、結構等方面十分明顯，我并不排斥西方，我只是覺得中國問題有其特殊性。”
這就點明了當下某些層面的艱難處境，并直言“重視中國古典文學特點的研究”，為后來者開拓了無限的發展空間。
古籍整理者應有一種使命感
文獻整理對于學術文化的整體研究而言具有基礎性的意義。文獻學基礎一直是南京大學的傳統，研究生培養至今仍有講授《四庫全書總目》等書的傳統。周先生傳承發展了這一學術傳統，并取得豐碩的成果，他無論在整理的觀念、態度，還是在整理的路徑、方法上，都有足為人們琢磨和取鑒之處。
2013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組織開展的“首屆向全國推薦優秀古籍整理圖書”活動，經多輪評選，最終確定了91種，周先生個人整理或主持整理的有3種，入選數目之多，獨一無二。
趙守儼介紹《唐語林校證》時說：“從事古籍整理的人常常說，要在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整理，認為這樣才能保證品質，這部書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
《唐鈔文選集注匯存》為周先生在日本講學時帶回部分材料，又得日本、中國臺灣地區與內地朋友相助，多方搜集，匯集而成，并有引導深入研究的“前言”。許逸民評價：“它標志著‘新《選》學’研究在資料的占有上，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其影響之巨大和深遠，想來不會在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等各類版本以下。”
學界認為，《冊府元龜（校訂本）》是一部校勘精審、體例完善、使用便利的整理本，贊譽為“近百年來古籍整理圖書史上的典范”。該書2007年榮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目下他們正在籌劃進行一次更全面的整理。
周先生主編的《唐人軼事匯編》《宋人軼事匯編》，王水照、侯體健評論說：“俗話說‘一人勞而萬人逸’，而今新輯《宋人軼事匯編》，傳續《唐人軼事匯編》的編撰精神，不但注重材料的豐富性，也兼顧可靠性，在廣搜博采的基礎上精挑細選，由博返約，展現了一幅姿態萬千、骨肉飽滿的宋代人物書卷。”
周先生認為，文獻整理是國家文化建設的基礎工程，因此古籍整理者應有一種使命感，以傳承祖國的優秀文化為榮。他在文獻整理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除上述作品外，還參與了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員會主持的《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工作，1986年到1992年先后審閱了《列子選譯》《龔自珍詩文選譯》等17種。
《全唐五代詩》的編纂歷經艱難，作為第一主編，周先生感到責無旁貸，而身荷文化使命需要擔當精神。2011年在多方支持下，他毅然決然大力推動，終于在2014年10月由陜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全唐五代詩》初盛唐部分。學術界對此書予以高度評價，認為將全面取代清編《全唐詩》，將唐詩研究推向新的高峰。已近九旬的老人，滿懷信心等待著該書近期問世。
王華寶，文學博士，東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古文獻學研究所所長，兼任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江蘇省語言學會常務副會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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