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輪學科評估的思考

編者按

時下，第四輪學科評估正在緊張進行中。從2002年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學位中心）推出首輪學科評估以來，經過14年來三輪學科評估的不斷調整運行，從最初的1300余個學科參加發展到今年參評學科7450個，學科評估不僅吸引著高校的目光，也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學科評估的意義何在？它該如何通過指標體系設計引導學科建設？日前，由和中國高等教育學會主辦的“學科評估與學科建設”沙龍上，專家學者們會聚一堂——

●學科評估核心爭議點是什么 ●評估結果的合理使用及學科評估的改進

●評估是否與資源配置掛鉤

出席嘉賓：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 瞿振元

社副總編 劉 偉

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主任 王立生

北京工業大學副校長 聶祚仁

西安交通大學常務副書記 王小力

上海財經大學副校長 蔣傳海

天津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 白海力

教育發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 馬陸亭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周光禮

主持人：記者 田延輝

1、開展學科評估是正當的、必要的

劉偉：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辦好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有中國特色”，這對我們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具體到學科建設和學科評估，諸位專家有很多經驗和思考，我在此提兩個問題，也是我們媒體經常提給學校的，以此作為本次沙龍的開篇。

第一個問題，以前大家問“為什么中國與諾貝爾獎無緣”，現在我們已經有人獲這個獎了，所以問題變成“為什么中國與諾貝爾獎緣分很淺”。

第二個問題，也是大家所熟知的“錢學森之問”。一談到高等教育的建設，政府急，教育部門也急，高校也急，當然更加著急的就是需要人才的部門以及家長學生，我們媒體也很急。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很多好事不是急就能夠急出來的，大量的工作需要有步驟地推進和解決，這也是我們現代化社會專業分工、科學分工、教育分工這種分類細化的結果。

王小力：劉偉副總編輯提的這兩個問題，我先做個回應。關于第一個問題，三年前我跟斯坦福大學校長討論過高校產生諾貝爾獎的問題。當時她介紹了斯坦福大學主要從五個方面推進這件事情：首先是學校要引導專家學者們去討論世界問題，要獲得諾貝爾獎，你的定位要高，關注的得是人類問題、世界問題。我自己也在教學科研一線上，國內專家學者有時候想世界問題少了些；第二就是學校要積極促進專家學者學術合作；第三要搭建高水平交叉型、多學科、多領域科研平臺；第四是要有導向性地讓專家學者們走向全世界；第五是要有充分的資源保證專家學者們潛心專心地做基礎研究。

關于“錢學森之問”，國內高校都在討論，我的看法是，我們培養不出拔尖人才，其實是因為我們教學和科研人才培養被分割開了。當然這個觀點不一定對，但是我們今后學科在建設過程中、發展過程中確實要思考這個問題。大家都知道學科是學校的一個基本單元，一個大學如果有活力、有創新力、有生命力，一定會體現在學科上，而我們現在往往講學校講得挺多，學科講得比較少，所以現在我們真正要把整個一個大學的發展重心放到學科上去。

蔣傳海：科學的學科評估能夠有效促進學科建設和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同一學科比較具有可比性，學科評估相對大學排名更加合理，也是國際上普遍采用的一種教育評估手段，它提供學科診斷和監測，以評促改、以評促建，促進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政府、大學、社會等不同主體都需要這個評估。

聶祚仁：從我們北工大發展自身來講，這些年對學科評估和建設還是重視的，包括這次參加第四次學科評估，學校也還是很重視，也做了專門的討論。前幾輪評估，我們幾個重點學科，包括幾個老的國家重點學科，像土木工程、材料、光學，和這幾年新發展起來的環境，以及傳統的幾個信息學科等等，都應該說是通過學科評估獲得了進一步發展。這對我們的平時工作也有一定的指導性。

馬陸亭：學科評估是有其合理性、正當性并且符合邏輯的。我一直認為，學科評估是正當的，學科是一個知識分類的體系，也是一種制度安排，從知識分類的體系也好，從制度安排角度也好，都可以有做得好、做得壞，是可以做出這種區分的。另外，我們學校投入很多都是公共投入，公共投入是需要評估的，所以不管從很多道理來講，搞學科評估我認為是站得住腳的、是有道理的。

瞿振元：我也認為開展學科評估是正當的、必要的。學科評估的設計要從一開始就要注意科學性和導向性。客觀地說，在當下的高校中，抓學科約等于抓科研，抓專業約等于抓教學，校領導的分工也大體如此。我們要從這個基本事實出發，考慮評估如何推動教育健康發展，推動高校回歸常識、回歸本分、回歸初心、回歸夢想，有助于克服“重科研輕教學”和忽視本專科學生培養等不良傾向。

周光禮：現在有一種說法，即在管辦評分離治理架構下，政府是否有權組織學科評估？我認為，政府當然有權評估學科，我們知道沒有評估就沒有管理，政府只要有權管理大學，就一定有權評估大學和學科。只是評估作為一個專業性非常強的活動，政府需要委托專業的機構來做這個事情，政府可以購買評估服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學位中心的評估實際上是政府委托的評估，政府把學科評估這種特殊的行政權力委托給學位中心來行使。

第四輪學科評估會不會影響未來的資源配置？我認為，第四輪學科評估一定會影響大學的資源配置。因為學科評估會影響大學的地位，不管學科評估與資源配置是硬對接還是軟對應，都會產生影響，這跟我們國家大學的資源配置模式是有關系的。大學的資源配置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法國為代表的國家中心模式，另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市場導向模式。我們國家大學資源配置模式可以概括為“有為政府、有效市場”。一方面政府在大學資源配置中處于主導地位，另一方面，近年來開始重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由于學位中心的評估實質上是政府委托的評估，政府肯定要用評估結果，第三輪評估很完美，很多政府機構直接用了，評估結果與資源配置硬對接了。退一萬步說，即使第四輪學科評估是純民間的，一樣會影響大學的資源配置。因為老百姓是通過一些信號指標來判斷大學質量的。

我認為通過學科評估來確定大學地位，是中國高等教育的一個巨大進步。我們傳統的大學地位的生成機制是政府指定模式。從1954年確定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6所大學為全國重點，到1978年指定88所大學為全國重點，從七五期間重點建設15校，到“211工程”“985工程”，大學地位是行政決定的。政府指定模式容易造成身份固化，抑制大學辦學活力。通過評估確定大學地位，就是引入市場機制、引入競爭機制，這是一個歷史進步。

世界一流學科的形成有兩種不同的邏輯，一種是自發生長邏輯，另一種是人為設計邏輯。前者是學科發展的內驅力，后者是學科發展的外驅力。我們國家所崇尚的建設邏輯，就是人為設計邏輯。我們大學經常談學科建設，我們的政府也要建設一流學科，“211工程”“985工程”都是建設學科，“兩個一流”也是建一流學科。我們認為在一個國家的學科發展內驅力不足的情況下，我們需要政府提供強有力的外驅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211工程”“985工程”和“兩個一流”建設是有它的合理性。但是長期來看，如果這些大學、這些學科對政府有強烈依賴性，這是不行的，遲早還是要讓學校自己來承擔學科發展重任。

值得指出來的是，學科評估也有兩種，一種外部問責性評估，主要由政府組織、或委托第三方機構進行的，另外一種叫作自我改進型的評估，就是以學校為主體請國內外同行專家進行的學科國際評估，我認為要逐步由這種外部問責性評估轉向自我改進性評估。政府投入了當然要評估，這就是問責性評估。如果以后政府不重點投入了，學科發展是學科自己的事情，自然需要自己的評估。

2、學科評估不是爭名次，而是找“短板”

蔣傳海：在第三輪學科評估中，很多高校的管理者希望把參加評估作為學科診斷、摸清學科家底的機會，以便深入了解每個學科在建設中存在的“短板”以及國內同類學科的位置，并以此作為督促學院院長開展學科建設、發揮學院學科建設主體地位的外部機制；同時評估結果也為很多高校進一步加強學科建設頂層設計，促進學科建設整體水平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第三輪學科評估結果公布以后，我校就把每一個參評學科的評估報告全部購買回來，并組織每一個學科深入研究討論，這對我們制定新一輪學科發展的規劃，包括新一輪學科發展指導思想和建設方針、學科的布局、各學科發展的目標、學科結構的優化等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王立生：關于學科評估的目的，我們現在提出了四個服務的理念。

首先是服務我們的高校，為學校學科建設提出一些可以參照的內容，最后由學校自己去采用，在諸如內部建設、學科規劃、學科管理、學科內部評價等方面提供支持。

其次是服務政府，我們這些年的學科評估嘗試在這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比較典型的就是，財政部對高校學科建設提供支持也參考了我們的第三輪學科評估結果。此外像江蘇、浙江、廣東等地省里的高校學科建設方案，很多也都是依據我們的第三輪學科評估結果的排名情況來考慮的。

再次是服務社會，現在每年一些媒體都會把學科評估的結果公布出來，學生報考高校選學校、選專業時就會拿來做參考。按照現在的《招生考試制度改革》，未來高考報專業將會是“專業+學校”，過去是“學校+專業”，現在學生看到的首先是專業，然后看后面是哪個學校，所以有人預測，我們第四輪學科評估結果對明年高考學生選專業可能有更直接的參照價值。

還有一個方面，國際社會現在迫切需要了解中國教育，需要了解中國的教育水平。學科評估的宣傳效果對他們來說是最直接、最直觀的。現在外國學生到中國來學習前選專業、選學校，學科評估給他們提供了直觀參照。同時，也通過服務這種需求，在國際上發出了中國學科評估自己的聲音。

周光禮：政府在利用學科評估數據的時候，最好是建立一個二次評估數據庫，二次評估數據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們政府認為所有的學科排名都有可取之處，一個學科在任何排行榜中表現都很優秀，這個學科一定很優秀，一個學科在任何排行榜中都很差，這個學科一定很差，一個學科在有些排行榜中很優秀，在有些排行榜中很差，那說明它有特色。因此我們政府要承認，所有的學科排名都是有道理的，然后把他們收集在一起，組織專家對每一個榜單進行專業鑒定，給每個榜單賦一個權重。比如說某個評估非常靠譜，可以計為5分，另一個評估不太靠譜，就計為1分，最后加權就得到一個學科的綜合評估結果。

馬陸亭：不管多么好的學科排名，在制定的時候一定要反復想怎么有利于高等教育的生態發展，有利于高等教育內部學科的生態發展，這種生態可能是我們學校最關心的。想法再好，一旦有違背生態的時候，我們就需要適時調整了，而且評估結果出來以后，不能惡意競爭。現在出現了一種情況，就是挖“學術大咖”，各省市都出了招攬政策，結果我們國家的總量沒有增加，各個地方花了那么多錢，總量卻沒有增加，反而對學校造成了干擾。

瞿振元：在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里，抓學科建設是學校的責任。對學校來說，要有學科意識，使校內的學科協調發展、特色發展，要考慮學科之間的生態關系、互動關系，不能搞學科孤立。在一個大學里，往往是“學科群”的建設問題，學科之間相互支撐，有骨干，有前沿，也要有后援。這也可能是大學的學科建設優于一般科研院所的地方。在這方面，我們在211、985建設中，有不少好的經驗。現在有的學校為了爭名次而不顧學術生態、盲目砍一些所謂的“無用之用”學科，或忽視學科的生長性而扼制那些目前處于相對弱勢但長遠看很有希望的學科，這對學校的整體發展、可持續發展是不利的。同時，學科評估和學科建設要支持破除學科壁壘。當今學科生長點，大量發生于學科交叉中，我們應當創造這樣的條件，支持創新發展。

3、讓學科評估回歸到內涵建設本身

王小力：學科在發展中一定要牢固樹立“三個面向”觀念，要以“三個面向”引領學科發展，即面向國際科技前沿、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和面向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主戰場。我覺得這應該是學科未來做大做強的科學發展之路。我認為通過學科評估和學科建設，把真正的學科建設引到“三個面向”上來，但是目前這方面還比較欠缺。目前，學科建設存在同質化、缺乏特色等問題，實際上學科在整個建設過程中，對學科的打基礎、謀長遠的事情想的太少，而國際一流大學，對于學科長遠的謀劃是非常深的。我們的學科建設和學科布局也缺乏良性的淘汰機制，也就是要解決好學科能上能下的問題。

所以學科評估，我們覺得一輪一輪發展到今天，正在越來越完善，我們現在對學科、對學科的定位、對學科的功能以及對學科的缺陷的認識，越來越清醒了，可能未來把它引導到或者說讓它回歸到一個真正的學科建設軌道上來。

我們希望評估工作不要變成一個“面子工程”，評估的真正內涵要推動各高校的學科建設更加科學、更加嚴謹、更加符合學校特點，更加凸顯學科特色，有些學科現在可能弱一些，但未來可能是國家戰略必爭學科或者戰略布局學科，還需要繼續辦，并逐漸辦好。現在一些學科可能還有差距，還需要國家和學校的扶持而不是害怕受牽連而“割尾巴”。評估也不要成為一個“拼盤工程”，更不要變成簡單的爭資源工程，一定要從高校的學科發展規律中去挖掘內涵，真正把大家引到學科質量和水平提升這個方向去。

王立生：我們第四輪學科評估有幾個方面的創新性舉措。

第一是適度淡化條件資源，關注成效跟產出。不再只計算基地、中心的數量，主要看學校的建設成效如何、產生的成果如何。

第二是對師資隊伍評價做調整。過去我們看學校有多少長江學者、兩院院士。這次我們重點看學校整個師資隊伍的整體建設情況，包括整個師資隊伍的結構、國際化程度，還要考察青年教師隊伍和年齡梯次結構。

第三是在人才培養方面，除了過去對在校生的評價，再增加兩個維度，一個是過程評價，還有一個是畢業后評價。

第四是在科研評價方面，我們做了幾個方面的改進：首先是對基本科學指標數據庫（ESI），做了一些技術改進和對接，從而體現中國式的ESI評價；其次是學科評估加強了對中國期刊的帶動力度；再次就是增加了學科建設的社會聲譽評價；參評規則上我們堅持綁定參評規則。

第五是我們推出了一個“歸屬度”辦法，就是說幾個學科共同做出一個成果，幾個學科來商量，各自在成果中貢獻了多少比例，然后在不同學科里分別填報。

最后是要強化后期數據服務。

我們第四輪學科評估沒有公布權重，為的是防止填報材料的時候大家盲目追求權重高的地方堆砌材料，所以我們只公布指標體系。未來權重的產生，首先是我們提出一個方案，所有參加主觀評價的專家都有權提出關于權重的意見，我們把所有專家的意見匯總之后形成最終指標體系。

蔣傳海：第四輪學科評估的評估指標、評估過程和評估方法較之第三輪有了十分明顯的優化和改進，我們期待有效果更好的評估結果出來。但是也應該看到由于有的高校預期新一輪學科評估結果會與未來的資源配置掛鉤，特別預期會和“兩個一流”建設掛鉤，使得個別學科整合成果和材料把優勢學科的評估名次搞上去的功利化思想有所增強，診斷學科找短板，以評促改、以評促建，提升學科實力和水平的初衷有所弱化。所以雖然本次門類“綁定評估”解決了相近學科隨意整合的機制性問題，但在后續公示、數據核查等環節還要認真查證，進一步保證評估的公平公正。

為了更好地發揮學科評估的功能，我有以下幾個建議。第一，要讓學科評估真正回歸到學科內涵建設本身。政府需要學科評估，學科評估也應該為政府績效導向的資源配置提供決策支持，但政府還是要避免一些資源配置單一的和評估結果直接掛鉤，盡量使用多元化的因素、多渠道的信息引導資源配置，弱化學科評估的功利化，回歸學科內涵建設本身。第二，政府需要多管齊下，建立監督機制，推動第三方學科評估的健康發展，促進政府購買服務的可靠性。第三，要建立學科數據填報的長效機制，加快建設國家教育管理信息化體系，逐漸使得第三方評估工作建立在可靠的數據基礎之上。

白海力：學科評估有它自身的定位，有它服務的對象，有它本身的屬性，不能把我們高校自己該做的事，讓學科評估機構代替去做。蔣副校長說的結論我是贊同的，就是不能讓學科評估承擔不能承受之重。剛才您提到的很多問題，我認為實際上是我們高校自己應該解決的問題，比如：無論有沒有學科評估的數據需要，高校都應該建立完整的畢業生及校友信息管理系統。出現類似這樣的問題，并不是學科評估本身或者指標體系出問題了，而是我們在理解學科評估指標體系以及考慮如何使用學科評估結果的時候，認識上出了問題。再比如，第四輪學科評估對人才培養給予了極高的關注，在指標體系的設計中放在了首要位置。這實際上就是考察我們高校在日常教育教學活動中到底把“人才培養”放在什么位置上。從目前高校“指標競爭日益激烈”現實情況看，有多少高校能夠淡定地做到把“人才培養”放在日常工作重要性排序的第一位？

對于第四輪學科評估，具體來講：第一，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到現在，迫切的需要一種聲音來引導我們的工作。人才培養過程的各個環節管理得到不到位？學生畢業離校后，學校還管不管？第四輪學科評估指標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給了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回答，那就是“培養過程質量、在校生質量和畢業生質量”。所以，如果高校關注學科排名，就不可能再把人才培養置之一邊，只抓科研指標，只抓國家科技獎，只抓科研經費，這就是第四輪學科評估對于高校內涵發展的引導。第二，從國家數據安全角度來講，國外“高校以及學科排名”指標體系，如US news、THE以及QS等采用了公開的數據或向高校索取數據。一定程度上這意味著數據不完整，不能全面反映中國高校的教育狀態，尤其是目前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第三，從比較全面的視角來看，目前進行中的第四輪學科評估尚有有很多方面需要進一步改進與完善。但是我認為，在現行國內外各種評估體系中，它是最符合中國高校發展現狀、最具中國特色的一個，比如說和研究生教育綜合改革的高度契合。同時，我們也不要避諱提及評估結果和“兩個一流”建設的結合。“兩個一流”建設是我們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大戰略，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重要舉措。在這個奮斗與建設過程中，難道我們不應該使用中國自己構建的國際標準嗎？難道“世界一流”的標準就一定是US news、THE和QS的標準，就一定是ESI嗎？我們應該從更加積極的角度，關注、關心和支持中國自己的“學科評估”走向世界，這也是我們“文化自信”的一種具體體現。

瞿振元：我支持我們自己的學科評估，不僅要在國內能做好，而且走向世界。但也要注意到，學科評估只是學科建設中的一個環節，還是要以評促建，重在建設；評是一時，建是經常，貴在積累。要明白學校建設、學科建設、專業建設各自的內涵，辯證處理其間的相互關系。“兩個一流”建設，作為國家的又一項標志性工程，不僅要考量學科水平的高下，而且應當綜合考慮包括區域布局、產業所需等重要因素，進行戰略性思考和戰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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