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胸懷

四川大學今年120歲了。

120年前，四川總督鹿傳霖在呈報光緒皇帝的奏折中陳述了創辦一所新式學堂的設想：“川省僻在西南，囿于聞見，尤宜創興學習，以開風氣。”

“該衙門議奏。”力求革新的光緒皇帝在奏折上寫下御批。從此，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的“先遣隊”多了一員——四川大學的前身四川中西學堂。

并校改革，開風氣之先

洋務運動時期，力圖“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派人士掀起了一股創辦新式學堂的潮流。天津大學的前身天津西學學堂、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上海南洋公學等一批現代高等教育的萌芽，都肩負著強國的使命。

這些新式學堂誕生于晚清時期中國與西方接觸的前哨——天津、上海等沿海城市。人們很難想到，幾乎在同一時期，地處中國西南內陸的四川，現代高等教育的萌芽也在破土而出。

事實上，四川大學的歷史還可以追溯至創辦于1704年的錦江書院和創辦于1875年的尊經書院。不過，傳統書院還算不上現代高等教育，“分課華文、西文、算學”的四川中西學堂才有了“高等學校”的雛形。因此，1896年6月18日開堂的這一天，被認為是四川大學的肇始之日。

鹿傳霖在他親自擬定的《四川中西學堂章程》中提出了辦學宗旨：“培植人才，講求實學，博通時務”，培養“通達時務之才”。有關史料證明，這所偏居西南的新式學堂，從一開始就試著敞開胸懷，容納各種新生事物。

比如，新學堂設立了“算學科”。四川洋務總局認為，“西洋學業，無論格致測量，莫不由算學入門”，“富強致用莫不以此為階梯”。兼有數、理、化的“算學科”設立，使得四川中西學堂從一開始就“文理兼備”。

四川中西學堂推行的包括“分科治學”“學分制”在內的種種辦學思路，在當時引領了中國高等教育的風氣之先，以至于后來譚嗣同、熊希齡創辦湖南時務學堂時，在其章程中公開標明“照四川中西學堂例”。

今天人們回顧校史會發現，“包容”的基因深刻地影響了這所大學跨越三個世紀的歷史。在不同時期，這所大學融合了近現代高等教育的不同支流。

川大檔案館館長黨躍武說，今天川大的三個主要分支——原四川大學、原華西醫科大學、原成都科技大學，分別代表了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的三種主要形式，即以近現代新式學堂為肇端的國立大學、以西方高等教育為樣板的西式大學、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由院系調整而組建的新型大學。

在上世紀初，四川的國學、外國語、法政、工業、農業等公立專門學校合并組建成公立四川大學，隨后又與國立成都高等師范學校、國立成都大學“三水匯流”，合并為國立四川大學。對于這段歷史，川大校史館教師王金玉總結說，近代四川絕大多數的學校最后都匯入了川大這艘“航母”。

1994年和2000年，原成都科技大學和原華西醫科大學先后與川大合并，組建成新的四川大學。王金玉說，川大歷史上的并校，從來不是吞并式的，不是誰吞并誰的問題，而是“強強聯合”。

四川大學黨委書記楊泉明說，在長期辦學中，川大堅持思想解放，領風氣之先，在高等教育并校改革中，川大是“吃第一只螃蟹”的學校，為我國高等教育并校改革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包容更多的學術和意見

川大歷史系教授王東杰曾專門研究過川大的校史。他在專著《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中，講述了四川大學的國立化進程。他認為，川大國立化的進程，也是這所大學追求學術自由的過程。

“在國立化之前，川大面對更多的是作為地方割據力量的四川地方勢力的干預。而國立化之后，川大就要面對國民黨政權的干預了。”王東杰說，“無論哪個時候，川大作為一所知名大學，都從學術的側面反映了近代中國國家統一的進程。”

在中央與地方力量的夾縫中，川大艱難地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以包容更多的學術和意見自由。

1922年至1924年擔任國立成都高等師范學校（川大前身）校長的吳玉章，提出了“崇尚學術、啟用新派”，“推進新思潮的擴展”。惲代英被軍閥賴心輝扣押時，吳玉章立即去電保釋，并將惲代英聘請到學校當教員。讓教師在課堂上宣講馬克思主義，這在當時的四川被認為是“十分大膽的舉動”。

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張瀾在1926年至1930年擔任國立成都大學（川大前身）校長期間，提出“打開夔門，廣納英才，歡迎中外學者來川講學”。對于各種政治派別的教師，作為校長的張瀾允許他們按照自己的流派、知識體系和學術觀點授課，也主張學生自己去獨立思考。

建校以來堅守的包容風氣，影響了近現代一批又一批的川大學子，他們中就包括朱德。朱德1908年畢業于川大前身四川省城高等學堂，求學期間，他聽到老師講“自由平等”，也見到了不少海歸新派人物。他后來回憶說：“我對于那些人十分崇拜，那些人是革命的。我對于一切革命的事物都很羨慕。”

在川大教授艾南山眼里，這所大學歷史上“發揮作用比較大的時候”當數抗戰時期。他認為，抗戰時期四川融入了更多元的文化，也把川大文化“往高處抬”了。

抗戰爆發后，處在大后方的國立四川大學在相對安定的環境中成為“全國獨善的最高學府”和“西南培養人才的總樞紐”，其航空工程系一度擁有包括“黑寡婦”（二戰期間美國制造的著名戰斗機P-61——記者注）在內的各式飛機20多架，用于教學實習。錢穆、童第周、卞之琳、孫伏園等一大批學者大師云集四川，受聘到川大任教。

在川大的另外一個重要分支——華西協和大學的校園，則迎來了齊魯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中央大學、燕京大學等學校，幾所學校共用校園、校舍、實驗室、教學醫院、圖書館等，總共擁有六七十個學系，學生可跨校選課，史稱“五大學”時期。

彼時，華西協和大學“不以主客懸殊，強人就我”，“事無大小，均由五大學會議公決”。學校所在的華西壩成了抗戰大后方教育文化中心之一。

川大的“排頭兵”角色

今天的川大人，不僅能在各種史料中觀察這所大學的分分合合，更能在望江、華西、江安三個校區7000多畝寬闊的校園中親身丈量這所大學到底有多大。

“川大有圍墻和沒圍墻其實是一樣的。”王東杰這樣評價今天的川大，“川大很開放。”這種開放在王東杰的史學界前輩蒙文通教授身上體現得頗有意味。

上世紀初在川大任教的蒙文通，給后輩留下的最難忘的場景恐怕是他的考場了。

他的考場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邊望江樓公園竹林中的茶鋪，先生掏錢招待學生喝茶。考試也頗有意味，不是先生出題考學生，而是學生出題問先生，蒙文通根據學生的提問來了解其學識程度。

王東杰說，“川大的包容和四川的地方文化有很大的關聯。”他以茶館為例說，茶館本身代表的就是包容文化。

今天，從川大畢業的學生已成為這所大學與社會之間新的橋梁。數據顯示，川大在川招生比例大約20％，而在川就業的比例是48％；川大在西部招生比例是50％，而學生在西部就業的比例是63％。

在學術上，川大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王紅形容，地處蜀中的川大，其文化氛圍跟“蜀學”的學術風氣很像，“在學術上不顯山不露水，不忙著開山立派，有種自覺邊緣化的感覺”，“這種貌似沒有特點的氛圍，可能恰恰是川大的特點”。

在這所研究型大學，專注于教學的資深教授王紅不僅受到了學生的歡迎，也得到了學校的重視。在評選川大“卓越教學獎”的時候，校方邀請在學生中人氣頗旺的王紅參評，她謝絕了，希望把機會留給更年輕的教師。

“這是這所大學柔性的一面，不會讓你覺得自己的生存空間被擠壓。”王紅說，在科研一定程度上決定學校地位、也能帶來實際利益的現行體制下，川大對教學型教師的包容和重視，“分寸把握得不錯”。

中國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學校長謝和平說，正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川大校訓所反映出的川大精神，使得川大在國家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都扮演了“排頭兵”的角色，“振興民族、獻身國家、奉獻社會、服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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