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爆發以前，我原在青島的國立山東大學中文系學習過三年，堅持抗日活動，參加中共的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工作。后來隨校西遷，在重慶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畢業，并加入中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表許多抗日的文藝論文，擔任中央大學文學會的主席。接著又考入遷在云南的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深造，兩年后畢業留校，在中文系任講師后又任副教授。

抗戰勝利后，山東大學在青島復校，1946年即回母校任教，并主編濟南《山東新報》的文學周刊及青島《民言報》的每周文學兩個周刊。因公開支持黨的反內戰，反饑餓的學生運動，竟受到國民黨政府迫害。由于青島警備司令丁治磐稱我支持革命學生的這些活動有奸匪嫌疑，報經教育部長朱家驊密令山大一定要把我中途解聘，讓我離開青島。這根本不是母校的意思。山大趙太侔校長把密令給我看了，他出于安全考慮，勸我暫時離開為妥。不得已，我就回到上海，借住在親戚家，艱苦寫作，維持一家生計。

后承師友幫助，先后蒙大夏大學、滬江大學兩校聘請，最后決定接受滬江大學聘請，于1947年暑期后到中文系任教。稍后還曾同時在同濟大學中文系及復旦大學中文系兼過課。直到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調到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才離開滬江大學。我過去學習與任教，都在國立大學，與教會大學從無關系，很不了解，去了才感覺并無多少差異，同樣有貢獻、有成績。可能是因教會大學后已有所改制。在滬江大學中文系五年，我很有感情，相當順心，滬江中文系同事素質高，又很和諧、精簡。我除教課之外，先后還兼任過圖書館館長、工會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的滬江區分部負責人、校革新會成員等。我至今還牢記不忘的，是當年這些老同學、老朋友（即朱東潤、余上沅、施蟄存、章靳以、朱維之五位），都已逝去了。有些在中文系或別系我教過大學語文課的同學，見面時都很親切，各有成就。

我的三個孩子，當年都曾在滬江小學讀過書，現在也仍牢記著當年的小學生活，說是環境好，地方大，老師們也教得好。他們有的至今還在美國任教任職，有的還回國推動貿易，目標是對雙方都有益。所有這些現象都使我欣慰，國家之間都有共同發展愿望，便是人類都在進步的象征。

過去的滬江有不少成績，即教會大學依然同樣培養出了不少創下革命實績的英才。燕京大學、金陵大學、協和大學、嶺南大學、華西大學、滬江大學、圣約翰大學等等教會大學都是這樣的。滬江大學現在發展成了上海理工大學，一定能更加前進。

在抗日戰爭時期，滬江大學首任華人校長劉湛恩深受國內教育界和宗教界重視重用。他抗日救國的斗爭精神特強，終遭日偽敵人暗殺，引起國際國內群情聲援。這些事跡我們永志不忘。劉湛恩的犧牲是滬江的不幸，也是滬江的光榮。

解放后，經過思想改造的滬江教授們要求能去北京學習各大學的新生改革情況，消息傳到北京，得到周恩來總理的批準。滬江大學教授們自發組織的國內第一個大學參觀訪問團得以順利前往北京，同北京各大學的負責同志交流，請予賜教；還蒙周總理特在北京飯店開了一個大會表示歡迎，亦鼓勵我們多多自覺改造，辦好新的大學。可以說，這是滬江大學歷史上兩件最突出的事情，無論是抗日救國斗爭還是革命解放后的力求前進，都是值得我們永遠牢記的大事。

多少年過去了，學校會有各種改革創新，相信這些重大事件仍會對后來的同志起到鼓勵作用，令他們不斷前進。劉湛恩校長的為國犧牲對我耳聞、心照，周總理對滬江的指導與鼓舞，是我直接深刻的親身經驗。相信后來此地的同志們也會留下類似印象、產生感激之情。

上海理工大學百年校慶時，我也承邀回去參加祝賀過。知道上海理工大學對滬江大學的歷史進行系統的挖掘和整理，并取得不少成果。我略知近年國內教育界對教會大學在我國的功過有了客觀、持平的研討，改變了過去由于國家關系不和、政治制度有異而致的一味懷疑、不顧事實的態度，對滬江大學也有直接的研討，這是很正常的發展。我相信將來能取得更多更確實的成績，對此我感到高興。

作為曾在滬江大學中文系工作過5年的人，雖然距今已近60年了，我對滬江還是深有感情的。校慶時看到有不少校舍仍保存得很整齊牢固，更看到已增加了許多新的建筑，各方面都欣欣向榮，深感振奮。滬江之后，會有更多、更大、更好的大學跟上，百年千年直到無窮的將來，我們中國的一切都會如此發展。我不久將會帶領當年在滬江小學讀書的兒女以及他們的兒孫一道再到老滬江來愉快地重游。

匆匆雜寫此文，題名《我的滬江歲月》謹作為一個95歲老人對滬江大學久久的懷念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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