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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逝世40周年之際 《周恩來答問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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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逝世40周年之際 《周恩來答問錄》出版(圖)

周恩來逝世40周年之際 《周恩來答問錄》出版1

1938年夏,周恩來和鄧穎超在武漢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人民出版社供圖

周恩來逝世40周年之際 《周恩來答問錄》出版2

1972年9月,周恩來同來華訪問的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宣布兩國結束戰爭狀態,建立外交關系。這是周恩來在同田中角榮會談。人民出版社 供圖

周恩來逝世40周年之際 《周恩來答問錄》出版3

今天是周恩來總理逝世40周年的紀念日。近日,《周恩來答問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京報記者注意到,該書披露了周恩來對蔣介石作為戰術家是拙劣的外行等評價。

人民出版社政治編輯一部主任張振明介紹,盡管這個評價在上世紀80年代曾刊載于《黨史研究資料》,但這本雜志屬于小眾讀物,到現在已經過去了數十年,因此對于大部分讀者來說,這個評價應是頭一次見到。

周恩來與斯諾對談最多

《周恩來答問錄》一書在前言中介紹說,本書收入周恩來在1936年至1971年期間接受中外記者采訪以及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答問、散發的聲明等文獻資料64篇。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在該書中,與周恩來對談最多的是著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全書收錄了兩人的對話共三篇,時間分別是在1936年7月、1960年8月和1964年12月。

對此,張振明評價說,書中共收錄了3篇斯諾采訪稿,集中體現了本書的歷史延展感、內涵性和可讀性。從1936年斯諾到達陜北、周恩來與其在前線熱烈握手的情景,到1960年周恩來與斯諾在密云水庫游艇上親密交談,再到1970年毛澤東、周恩來在天安門城樓一同會見斯諾的場景,讀者從這3篇文稿和3張照片中,就能深刻體會到周總理待人處世的真摯與重情,從而產生情感共鳴。

文革期間收錄1篇答問

在全書收錄的64篇答問中,1949年以前的共計25篇,其中在1946年的答問最多,達到17篇。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多篇答問中,談話發生在1966年到1976年十年文革期間的只有1篇,系1971年6月21日接受美國《紐約時報》等三家媒體記者采訪,談話的內容是關于中美關系和臺灣問題。

文革期間為何僅有1篇答問收錄?接近人民出版社的分析人士認為,一方面是因為周恩來當時的工作受到沖擊,類似的場合較少。另一方面是因為期間的一些言論可能不太合時宜,這種內容可能不太好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在1971年那次采訪的答問中,本書還收錄了一張周恩來批示手跡的照片。這幅照片的介紹寫道:1975年9月,周恩來在醫院寫下關于臺灣問題的批示。

■ 書摘

蔣介石喜歡想象自己成突擊英雄

埃德加斯諾:你對蔣介石作為一個軍人,看法如何?

周恩來:不怎么樣。作為一個戰術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為一個戰略家則或許好一點。

作為一個戰術家,蔣介石采用拿破侖的方法。拿破侖的戰術需要極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氣和戰斗精神,依靠必勝的意志。而蔣介石正是在這方面老犯錯誤,他過于喜歡把自己想象成一個帶領敢死隊的突擊英雄。只要他帶領一個團或一個師,他總是把他們弄得一團糟。他老是把他的士兵們集中起來,試圖用猛攻來奪取陣地。一九二七年的武漢戰役中,蔣介石帶領一個師在別人失敗后進攻那個城市,把全部力量用于進攻敵人的防御工事,這個師全部被打垮。

在南昌,他又重復了那種錯誤。他襲擊了由孫傳芳防守的那個城市,并拒絕等待增援而用了他的第一師。孫傳芳撤退,讓蔣介石進入部分城區,然后反擊,把蔣軍趕入城墻和河流之間的陷阱。蔣的軍隊被消滅了。蔣介石擁有第一師、第二師和第二十一師三個師,但他只用了第一師。葉劍英(現在是東征的紅軍參謀長)那時統率第二十一師。蔣的愚蠢使葉厭惡,不久就離開了他的指揮部。

在這次陜西戰役中,蔣介石命令陳誠將軍派兩個師進攻紅軍并殲滅他們。陳誠是個比較高明的戰術家,他拒絕這么做,怕遭伏擊。我們截取到他給蔣介石的復信。我們實在歡迎這種集中,正是在這種進攻中,我們于去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把張學良部隊六千人解除了武裝。對南京說來幸運的是,蔣介石并不經常親自在前線指揮,原因之一,是他不會騎馬。

蔣介石是一個較高明的戰略家,卻不是一個高明的戰術家。他的政治意識比軍事意識強,這是他能爭取其他軍閥的原因。他常常相當熟練地制定一次戰役的全面計劃。

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采訪(1936年7月9日)

■ 揭秘

編選到出版近三年未有文章被拿掉

一本領導人答問錄的問世,需要經歷什么樣的流程?相關負責人對新京報記者進行了介紹。

只對個別文字進行修訂

張振明介紹說,《周恩來答問錄》一書從編選到出版,用了近三年時間。拿到書稿后,出版社按規定履行了報備程序。至于這個時間長短,要視具體情況而定。

2013年年初,即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15周年時,這本書開始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立項運作;現在正式面向全國出版發行,恰逢周恩來同志逝世40周年,應該說是一種特殊的紀念和特別的致敬。張振明說。

張振明還介紹說,本書的書名《周恩來答問錄》是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獻研究室商定的。曾經考慮過用《周恩來答記者問》這一書名,后來覺得《周恩來答問錄》更簡潔,便將前者舍棄。

本書從選編到出版,是否有篇章被刪節?張振明說,中央文獻研究室把文稿送到出版社之后,出版社只對個別文字進行了修訂,整個過程中很順利,沒有出現哪篇文章被拿掉的情況。

1949年前后內容區別大

張振明告訴新京報記者,在答問錄的選編上,主要考慮的是對話體這種體裁形式。在內容上主要跟大的時代背景相關,沒有什么特殊的考慮。就這本書而言,周恩來答問的內容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的區別較大,新中國成立前集中在談判和統戰事務上,新中國成立后則主要集中于外交事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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