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日前公布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以下簡稱“雙一流”)建設方案，明確了時間表和路線圖，國內外輿論都給予高度評價。但是，也有人提出教育是慢工出細活，不可操之過急;還有人擔心會造成一哄而上，影響“雙一流”建設的成效。

說實話，筆者也曾有過同樣的擔心。但仔細品味了近日兩則有關“順序”的新聞，卻有了新的認識。

其一是斯坦福大學日裔教授弗朗西斯·福山11月4日在清華大學的主題講演。福山曾在1989年稱西方民主制度是“歷史終結”，近年卻對其理論做了大幅度調整，不再高捧民主與市場。福山認為，在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個基本要素——強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制中，順序至關重要，民主并不是第一位的，強政府才是。

其二是北京大學教授饒毅11月5日提出的“饒毅假設”。饒毅認為，美國當下的道路是有問題的，為此他提出“饒毅假設”——如果中國把美國當前的金融和科技的順序顛倒過來，讓科技原創為主導、金融為輔，也許可以走出新的道路，甚至是可以超過美國的一條道路。

在筆者看來，這兩則新聞都反映了一個事實：當代中國的發展已經走在了理論的前頭。中國大學近年來的發展，也印證了這樣的事實。

近20年來中國大學的進步是神速的。上個世紀末期中國政府決定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相繼實施了“211工程”和“985工程”，中國研究型大學與國外研究型大學的差距迅速縮小。據有關統計，“211工程”實施前10年，中美研究型大學的科研總經費、縱向科研經費之比，已由1995年的1:23.4和1:34分別縮小到2005年的1:3.6和1:6.2，SCI論文發表和被引頻次之比，由1995年的1:15.1和1:51.7分別縮小到2005年的1:3.6和1:6.2。

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少數大學和學科經過這些發展，已經步入或者接近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行列。在201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學排名”上，北大清華都進入了全球50強，分別位列42和47名;在英國QS教育集團2015年最新“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上，中國大陸有58所大學入選全球頂尖學科前400名，排名第二，僅次于美國157所大學入選。其中有7所大學的50個學科進入全球前50名。

中國建設“雙一流”的一大法寶，是近20年來積累的成功經驗，其背后無疑就是福山所說的“強政府”。因為有了“211”和“985工程”，中國高水平大學獲得了持續的資金支持和政策扶持，集攏了一批世界一流的人才和設備，從而能夠在某些學科領域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這些成功的經驗，也是2016年開始實施的“雙一流”建設的根本保證。

中國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模式，不僅在現實中取得了成功，也得到了國際范圍內的認同和效仿。如韓國1999年開始實施的“BK21工程”，日本2002年實施的“21世紀COE計劃”，德國2005年實施的“卓越計劃”，俄羅斯2006年實施的“聯邦創新型大學計劃”等。就在今年夏天，日本也提出了一流大學的建設目標，力爭有10所大學進入世界大學百強榜。

“雙一流”建設的另一大法寶，是經濟社會飛速發展的中國，為大學師生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大舞臺。這在“雙一流”方案里也有明確的闡述。楊振寧先生日前在總結西南聯大的成功經驗時，就特別提到西南聯大恰巧是在一個“關鍵時刻”：當時的學生恰好碰到了新中國開始建設和臺灣需要經濟起飛的時代。

如此看來，“雙一流”于中國似乎已是囊中取物了。當然不會這么簡單，特別是以往中國大學在建設一流大學過程中，所借鑒的主要是美國模式，一方面有水土不服的情況，另一方面也會傳染上“美國病”。在貫徹落實“雙一流”方案的過程中，我們能否走出一條新的道路?“饒毅假設”給了我們無限遐想。

無論如何，筆者相信對今天中國大學來說，或許正處在楊振寧先生所說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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