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大學文學院通過深入調研，制定“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評估指標體系”——
數字說話，貧困生“認定”不再“人定”
前不久，來自蘇北農村的揚州大學文學院新生田春華（化名）接到班主任的電話，告訴他在家庭經濟困難情況認定中，他被確定為“特別貧困等級”，他一直懸著的心終于放了下來。這意味著，未來4年里，他將有資格申請最高等級的助學金項目。
2015年，繼江蘇、貴州、天津三省市上調普通高校學費標準后，全國又有11個省份再度上漲大學學費。與此同時，國家也密集出臺了一系列高校學生資助政策和措施。一邊是日益上漲的學費壓力，一邊是不斷完善的資助政策。如何真正用好政策使其有效執行？如何在資助政策實施過程中體現更多的公平與透明？從2013年開始，揚州大學文學院就組織調研團隊，深入近50個經濟困難學生家庭和5個省市的教育及民政主管部門，通過發放調研問卷和訪談等形式，探究資助者、受助者和管理者三方的真實訴求。
部分非貧困生通過認定——“主動貧困”導致公平缺失
總體說來，高校資助政策為“寒門學子”解了燃眉之急，認定工作也大體是公平公正的。調查顯示，有88.9%的受助者對高校資助政策滿意或比較滿意。
然而，由于大多數資助屬無償性質，導致部分家庭經濟并不困難的學生主動要求通過認定，以及家庭經濟困難情況有所改善的學生，主觀意愿上不愿退出資助政策系統，這些“主動貧困”現象的出現，嚴重浪費了有限的資助資源，且造成了公平缺失的資助環境。調查顯示，認定政策執行過程中，21.4%的政策執行者認為加蓋公章的過程普遍存在人情關系。
與此相反的是，因“寒門學子”對影響人際關系的擔憂、對暴露家庭情況的抵觸，家庭經濟困難卻不申請認定或資助的現象依然存在。87.4%的受訪者表示身邊存在以上情況的同學，62.0%的受助者與65.3%的政策執行者認為“對暴露個人或家庭隱私心存顧慮”。
“高校資助政策追求的效率目標與價值目標經常處于相互對立、沖突的狀態，給政策正義的實現帶來兩難困境。”揚大文學院黨委副書記劉佳認為。
指標繁雜、難辨真偽、不能量化——多重原因致“認定”變“人定”
調研團團長杜冰越在調查中發現，資助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由于很多指標存在過于繁雜、難辨真偽、不能量化等問題，在文本指標的模糊理解和自身主觀動機的影響下導致數據失真，眾多“主動貧困”者乘虛而入，和真正的“寒門學子”爭奪政策福利。
翻開《高等學校學生及家庭情況調查表》，記者發現數十項內容需要申請者填寫，涵蓋了“家庭所在地”“家庭人口數”“孤殘”“單親”等詳細信息。“表面看起來面面俱到，實際上指標繁雜得讓申請者無從下筆，更讓認定者無法公正比較和判斷。”杜冰越說。
杜冰越告訴記者，調研團的同學曾經拿著一份虛構的《高等學校學生及家庭情況調查表》來到地方民政部門和街道社區居委會請求蓋章證明，竟然一路綠燈。“信息核實太難，難道要我們去他家里到處看看，再采訪采訪鄰居？再說，蓋章就是做好事，何樂而不為？”一位基層民政工作人員如此表示。數據顯示，只有56.8%的受助者認為工作人員是經過“詳細了解、仔細核查”的。
而一旦地方主管部門“放行”之后，審核認定的責任就轉移到高校。調研和訪談表明，“定期進行資格復查”的方式以“學生座談會”為主，“家庭所在地實地走訪”的只有17.9%，“與地方民政部門核實”的占25.8%，還有7.3%的執行者“從不核查”。“特別是大一新生剛進校，短期內對其信息進行核實認定非常困難。”劉佳表示。
除此之外，學生家庭貧困的原因非常復雜，無法用一把尺子來準確衡量，“客觀標準模糊而不具操作性，有時只能用自身的經驗對信息進行甄別分類。”劉佳說。
制定貧困學生評估指標體系——用量化數據實現科學“認定”
“今年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評議認定輕松多了，新制定的量化評估體系清晰明了，操作方便，用數據說話，公平公正。”連續3年參加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工作的文學院中文（1202）班團支書王蓓告訴記者。
王蓓所說的就是該院去年開始試點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評估指標體系”。據了解，該體系包含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家庭情況量化測評指標體系”，占測評比重的70%，分設家庭成員狀況和學生生源地兩個“一級指標”以及父母勞動力狀況、家庭成員健康狀況、子女上學狀況等7個“二級指標”，并設定不同的參考權重；第二部分為“民主評議”部分，由班級組織開展，占測評比重的30%。參與認定工作的師生根據其學習態度、個人品質、日常生活消費行為進行“民主評議”，評定標準均從學生的實際生活出發，賦予合理分值。
“測評結果由兩項分數相加所得，原則上分數高的同學優先考慮受到資助。”劉佳指導設計了這一評估體系，但她一直強調，“這個評估體系只是一個重要標準，不是唯一標準。”
同時，揚州大學文學院在此次調查的基礎上，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關懷嘗試從“扶貧”向“扶志”轉變。伯藜學社、牛津團、向陽學社等主要由受資助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組成的學生社團，定期組織戶外生存體驗、支教、助學等活動，加強貧困生與外界的交流和溝通。“資助者、受助者和管理者三方都要正確看待資助政策，科學配置資助資源，并輔之以人文關懷，這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文學院黨委書記胡學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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