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印跡雖已淹沒在時間的長河里，但總會留下蛛絲馬跡，哈軍工紀念館成立兩年來，通過對哈軍工校友深度訪談，收集到許多他們在校親身經歷或耳聞目睹的點滴往事，這是傳承哈軍工精神、弘揚哈軍工文化過程中不可替代的活檔案，對這些活檔案的梳理與研究，不僅可以鑒往知來，還能起到存史、育人的作用。這些往事與成長軌跡是在校青年學生渴慕學習的生動教材，也將潤物無聲地聚積起六十余載校園的傳統與文化。
我的父親黃景文從1952年8月至1966年3月在軍工工作了近十四年。1952年從朝鮮回來后，他就參加了軍工的籌建，當時他是10名籌委會委員之一，6名臨時黨委委員之一。籌委會工作結束后，歷任海軍工程系代主任、主任，并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兼任系黨委書記，直到1966年離開軍工到23基地工作。
南下請調教員
1952年10月初，父親奉命出差南下請調教員。請調教授對軍工這樣一個新建成學院的意義是不言自明的。解放之初，當時有真才實學的學者不多。在中央和各級領導的支持下，父親他們調來的人員有：德國柏林大學的空氣動力學博士、時任上海交大的教務長曹鶴蓀教授，在柏林大學的世界最好的火炸藥實驗室和萊比錫大學學習過的博士、時任同濟大學化學系主任的曾石虞教授，美國學成回國的數學教授盧慶駿，麻省理工學院的碩士梁守槃教授，還有劉景伊、顧懋祥、陳含奎、張良起等教授專家及一批教員。正如趙子立教授的詩中寫的：調來名士雪中炭，奠定院容基礎堅。
據趙子立教授說當年軍工雖有總理的簽字、高教部的批文，但如本人思想不通，不愿意去，是不能強迫的。他說：這是當年工作的底線。因此，請調教員的難點主要是做通思想工作。擬調對象的顧慮很多，如：根據我國過去的歷史，認為軍隊辦不好一所綜合性工程大學；不愿參軍，認為在軍隊自由度小；不愿出關，認為關外社會環境不好；對哈爾濱冰天雪地的氣候環境有恐懼感當時只有少數人是自己找上門來了解情況，大多數人都是父親他們登門拜訪，摸底調查，有針對性地做說服動員工作。父親曾回憶過當時工作的困難，有一次，他拜訪一位教授，人家一看是他，立即就把門關上了。
經過談話，大多數人了解中央辦軍工的決心，逐漸打消了顧慮。現在看來，父親確實是完成這個任務的恰當人選。趙子立教授在信上說：他（指我父親）的作風，明快，和氣，有時也帶點幽默感，批評別人會在談話中進行，不介意中會讓人接受。他沒有架子，思想周詳，堅持原則，又很有靈活性，從我們的匯報信中便可以看到這一點。
關于匯報信，是指當年我父親和趙子立教授聯名為調盧慶駿教授向籌委會寫的信。當時盧慶駿教授本人同意調到軍工，但由于復旦大學的幾位老教授的反對，復旦黨委提出盧慶駿教授走后無人代課的問題。父親認為軍工需要一位懂得高深應用數學的專家，而盧慶駿教授正是一個水平高、有朝氣、有組織力的難得人才，建議軍工不放棄調盧慶駿教授。在匯報信中，父親和趙子立教授他們不主張試圖用中央的命令強行調人，而是審時度勢地提出了當時能為雙方接受的方案，即緩調盧慶駿教授半年，給復旦以時間培養替代人的方案。后來，盧慶駿教授延緩至1953年3月才去軍工報到的。所以，趙子立教授說，從這一事中可以看出你父親的原則性和靈活性。
這封匯報信是寫《哈軍工傳》的校友滕敘兗先生從塵封中的檔案里找到的。滕先生告訴我，他曾采訪過一位現在在國防科技大學的教授，當年他是一位年青的助教，說起到軍工的過程，這位教授說：黃景文主任給我的印象真是太好了，我希望能在這樣的首長領導下工作，所以就同意去軍工了。
海軍工程系的創建
我曾經和父親聊起過陳賡院長工作的作風，我說：我曾看過寫陳院長打仗的報告文學，里面說打仗前討論方案，在部屬們議論時陳賡院長往往默不作聲地圍著桌子轉著走，一邊聽一邊想，等到大家意見發表完之后，他才講出自己的意見，不僅集思廣益而且往往棋高一著。我父親以崇敬的口吻說：是的，陳賡院長非常善于聽取不同意見，善于集思廣益。我好奇地請父親舉例以明之，父親想了想，就講了軍工初建時在審批海軍工程系上報的專業設置方案時發生的一件事。
當時軍工有一個蘇聯顧問團，團長是一位空軍中將，海軍工程系的蘇聯顧問是海軍少將。海軍工程系報上去的專業設置方案在會議上被那位空軍中將砍去了一些專業。砍完后，海軍工程系和裝甲兵系、炮兵系的專業數目差不多了。蘇軍是一個等級森嚴的部隊，海軍少將顧問雖然也是一個參加過十月革命的老紅軍，但一句反對的話都不敢說。我父親用艦艇的復雜性和海軍在未來戰爭中的重要性和顧問團團長據理力爭，爭論中父親激動地站了起來。當時陳賡院長一言不發地在桌邊走來走去，他走到父親跟前站住，說：快坐下，那么激動干什么？事后，陳賡院長按海軍工程系原方案批準了海軍工程系的專業設置計劃，他語重心長地對我父親說：我們國家有上萬公里的海岸線，軍隊還肩負解放臺灣重任，我們一定要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為了這個目標，父親付出了后半生的全部精力。
在海軍工程系工作的日子
從子輩的角度我覺得父親在這時期的工作有兩個特點。
第一，上級、同級、下級的關系非常融洽，因此在工作上他得到了上上下下的支持，如魚得水。
首先，工作得到了上級的支持。除了上面講的陳賡院長批準了海軍工程系專業設置方案外，工作中父親提的一些建議和要求都得到了院領導的支持。其次，海軍工程系黨委是一個十分團結而堅強的領導班子。我經常看見海軍工程系的領導者們在我家研究工作，促膝談心，相處甚洽，海軍工程系的工作始終做得有聲有色：教學方面，至1960年止，全系已有8個專科17個專業，連同準備分出去的5個專業和2個停辦專業，共創辦了24個專業；科研方面，軍工兩次科研成果到北京參展。這些成果針對海軍裝備的實際問題，有很強的實用性，大多數都填補了國家的空白。通過教學和科研，海軍工程系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優秀人才。
我經常聽到父親在家里贊揚系里教員們刻苦發奮的事跡，用此來激勵我們這些子女。父親非常注意了解下級思想，關心他們的生活。除了通過工作了解部屬之外，還經常到他們的家中談話，節假日里主要的事情就是到各家走走，我上小學時曾隨他串過門。記得有一位老教授張稼益，到軍工沒多久就因病癱瘓了，父親每次拜年都沒有忽略他。
第二，父親工作另一個特點是忙。當時校級以上軍官每年有一個月的休假，我看見有的伯伯、叔叔還到外地療養，但父親在軍工近十四年一共只休過三天假。據說，那還是在海軍工程系黨委叔叔們的一致勸說下，才決定在家休息。但第四天，他一早就穿戴整齊上班去了。
父親一方面強調教學的內容要和實踐相結合，一方面強調要研究摸索出一套好的教學方法，為此他經常到海軍、到教學第一線上搞調查研究，他寫的教學情況調研報告還被教務部認為有普遍的指導意義；他還大力推動海軍工程系的科研工作，他說：在科研方面，我不可能去精通，但我一定要懂，不懂怎么能下決心，不懂怎么能去組織、去協調。為了這個懂字，我經常看到他看各種資料。有時夜里醒來，看見他房間中的臺燈還亮著。在科研實驗中，他和海軍工程系其他領導人有時在現場觀察，往往到下半夜才回家，但一早他又去上班了。
在軍工，父親就是這樣不斷為自己提出一個又一個新的目標，帶領和團結海軍工程系全體教職員工向這些目標沖擊。他像是小跑一樣從不停歇，忙碌地度過了自己的中年。
父親一生從不計較級別、軍銜。父親去世后，母樣告訴我：有一次學院要將一名上校提為大校，父親是兩名侯選人之一，院黨委屢決不下，父親便主動向院黨委提出放棄。從解放后直到1980年離休前的幾年，他一直是一名師級干部。在家里我從沒有聽過他對自己級別的高低有任何想法，相反，他常說自己和那些犧牲的戰友相比，能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是十分幸運和幸福的！父親一心追求的是建設一支現代化的海軍，他以實際行動展現出對黨、對祖國的無限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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