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3日,是第二十個世界讀書日。近日,我校圖書館公布了2014年度借閱量前十名“讀者之星”名單,他們一年中的圖書借閱量少則近200本,多的則逾400本。 排在榜首的是管理學院12級財務管理專業的霍泳兒同學,她去年一年共借閱了416本書籍,其中有與她專業相關的經濟類書籍,也有許多她感興趣的文學類和教育類的書籍。大三的她課業并不輕松,但她仍舊擠出了許多時間來閱讀。這一切都源于她在高中時代培養的好習慣——每天晚上8-10點是她的閱讀時間,基本上每天都會讀書。
另外,霍泳兒建議道,利用好圖書館的資源,上課前查好資料做好準備也是一種好習慣。在她看來,“閱讀成為習慣是一個日積月累、自然而然的過程,并不需要刻意。” 13級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王磊同學以一年314本的借閱量排在了榜單第二位。與霍泳兒反復閱讀、咀嚼一本書不同,王磊拿到書就會一口氣讀完。他閱讀涉獵的范圍也很廣:“我會看一些專業相關的書籍,讀很多小說,因為自己經常出去玩,也會看很多旅游攻略。”他覺得自己樂觀性格的養成與愛讀書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讀書可以讓我從別人的生活中學習到很多東西,書中的內容也會投射進生活。”
來自12級管院人力資源管理專業的吳冠聰同學以借書281本位列本次讀者之星的第三名。他偏好歷史、政治、經濟、哲學等學術性較強的書籍,認為這類書籍有助于開闊視野、培養批判性思維和學習能力。回憶起去年讀過的最讓他受益的書,吳冠聰毫不猶豫地表示是《資治通鑒》,“史書如明鏡,當閱盡周朝到五代無數位權貴的人生經歷后,自己也從中學習到許多為人處世的道理。”吳冠聰認為,讀書不僅能增長思想上的深度,更能讓人得到精神上的沉淀,在這個浮躁社會中保持獨立思考的心。
早在1917年,還是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北京師范大學就擁有了第一座圖書館。歷史上,以李大釗、魯迅、梁啟超、錢玄同、吳承仕、黎錦熙、陳垣、范文瀾、侯外廬、白壽彝、鐘敬文、啟功、胡先骕、汪堃仁、周廷儒等為代表,一大批名師先賢在這里弘文勵教;語言文字學家錢玄同先生從1913年開始連續在北京師范大學任專任教授二十余年,他在這里寫下了中國第一部音韻學通論性的著作——《文學學音篇》,形成了第一個完整的漢語語音史分期方案;中國首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先生在這里研讀文學時創作了長篇諷刺小說《酒國》,被譽為創作手法最有想象力、最為豐富復雜的中國小說……北師大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了滴滴筆墨,縷縷書香。而如今的珠海分校亦將承襲本部“治學修身、兼濟天下”的儒雅理念,吹起濃厚的讀書之風。
楊潤陸:我的網上閱讀 讀書是一個熱門話題:往大了說,可以成才,可以勵志,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往小了說,可以擺脫浮躁,遠離塵囂,融入桃花源般的精神家園。所以,大家都在提倡讀書,網上倡導讀書的帖子多到成千上萬,我都贊成。如果要說點新鮮的,就說說我在網上的閱讀體驗。 每天我在網上的時間要超過兩個小時,而閱讀的大多是與時政密切相關的內容,“年老未敢忘憂國”嘛。每當我看到立意深刻、邏輯縝密的好文章,就一定隨手粘貼下來,冠以“大家”的頭銜,收錄在文件夾中。幾年下來,“大家(一)”、“大家(二)”……共編輯了四本論文集,每部文集中至少收錄了四、五十篇文章。每隔一段時間,我會重新閱讀一遍文集中的論文,這時往往會產生新的感受。
對許多文章,我理解得更全面、更深刻了;同時對個別文章,不再感興趣,隨手刪除了。在課堂上,我向學生講到我怎樣在網上學習,有兩個男生特意找我拷貝了這幾個文件夾。 收集的文章太多了,查找起來很不方便,于是我分別以“歷史”、“政治”、“文化”、“ 經濟”、“教育”、“軍事”、“文學”、“科學”、“外交”、“國學”等為題,分別建立文件夾。這樣,不僅歸檔方便,檢索材料也方便多了。正因為我得益于此,所以當我以“歷史的真相與解讀”為題講座時,受到學生的歡迎。 在網上閱讀是我的一種重要的學習方式。我以為,讀書人總是要有點精神的,尤其是作為已經退休了的讀書人,不再受名利的羈絆,更理解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的人生境界。 在網上閱讀堅定了我對于“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理解。具體地說,我對于鼓吹普世價值、主張全盤西化的知識分子產生了抗體,看透了他們禍國殃民的本質。
什么是普世價值?難道西方的價值觀就一定是普世價值?在我看來,提倡個人的極端的自由,極端的享樂,并不符合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的內心的和諧。老子所說的“去奢、去甚(女色)、去泰”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環保、更符合人性,難道就不是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即使存在,不同社會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也會有不同的追求。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我們最切實需要的人權是生存權、發展權,而不是什么同性戀結婚的權利或者安樂死的權利。 西方的政黨制度,不管是兩黨制,還是多黨制,那是西方歷史的選擇。各個黨派一方面受利益集團的制約,一方面受選民的制約,一切為了利益,一切為了選票,不可能作出最佳的科學的決策。而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新里程,這是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的選擇。中國共產黨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取得的偉大成就世人有目共睹。這就是我理解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作為教師,不能不說一說教育。通過網上閱讀和我的教學實踐,我深刻地認識到,教學的目的絕不是簡單地灌輸知識,而是要通過教學的過程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邏輯思維的能力。由于擴大招生的原因,有一些同學可能對學術研究不感興趣,也缺乏這方面的能力。他們的能力表現在其他方面,我們教師應該鼓勵他們,發揚他們的長處,讓他們也能在大學的校園中茁壯成長。
曉進:閱讀改變人生 人的氣質和長相不同。長相是純粹外在的物理性展示,但氣質卻一定是由內而外的自然流露。人無法通過內在的努力來改變外在的長相,但卻可以借助內在的修為來變化外在的氣質。 人的氣質本自天生,一般很難改變,但惟有讀書則可變化氣質,使人在“骨相”上發生根本變換。北宋文學家黃庭堅說過,“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于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不讀書之人,容易偏執、孤陋,不通達。而無論面對自己,抑或面對他人,類似不良的內在,會全數通過言行舉止不自覺地流露出來,而綜合展現為一個不雅的外在氣質。相反,書讀多了,內在心靈改變了,精神境界提升了,也自然而然地會在外在的氣質上得以顯現。因此,“腹有詩書氣自華”的重點應在“自”字,即人通過讀書而獲得的內在境界的提升必定會“自然而然”地導致外在氣質的變換。 關于具體所讀之書,青年學生必須謹記:教科書并非真正的書。一定要警惕“所讀非書”。讀書必讀原典。中外文化原典才是真正的書。讀懂一本《文學概論》的收獲,究竟無法和讀通一本《紅樓夢》相比擬。同樣,讀完一本《哲學概論》的領悟,自然也不能和讀罷一本《純粹理性批判》相匹敵。其他學科亦然。 關于讀書,還必須明白:就每個人而言,不存在一般性地必讀某某書的道理,讀書是要講究“機緣”的。林語堂先生有語,“世上無人人必讀之書,只有在某時某地某種心境下不得不讀之書。有你所應讀,我所萬不可讀,有此時可讀,彼時不可讀,即使有必讀之書,亦絕非此時此刻所必讀。見解未到,必不可讀,思想發育程度未到,亦不可讀。”
因此,對具體應該讀什么書的問題的回答具有極強的語境性。世上不存在一本對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必讀之書。無數真實的閱讀體驗表明,迷上一本書,那完全是靠“機緣”的,究竟勉強不得。 由此,讀書應該遵循道家“為無為”的理念。“為無為”不是說完全不讀書,而是說不要“刻意”地去讀書。提倡率性而讀,無功利性閱讀,快樂閱讀,拒絕“頭懸梁,錐刺股”的陳腐觀念。 人生有崖,而古今中外的書籍何止千萬,因此,如果讀書普遍撒網,沒有重心,必然導致閱讀淪為疲勞戰。因此,林語堂先生說,“讀書必得一氣質與你相近的作家,作為老師。這是所謂讀書必須得力一家”。讀書人一定得有自己的興趣和風格,并能始終根據自身特有的興趣和本性來選擇所讀之書。 此外,讀書和思考的結合也很重要。
讀別人的書是為了建立自己的思想。個體的精神建構始終應該成為關注的中心。叔本華說過,“任何讀書人也僅能記住他感興趣的東西,也就是適合于他的思想體系,或他的目的物。任何人當然都有他的目的,然而很少人有類似思想體系的東西,沒有思想體系的人,無論對什么事都不會有客觀的興趣,因此,這類人讀書必定是徒然無功,毫無心得”。叔本華強調的是讀書過程中思考的重要性。但事實上,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讀書和思考誰重要,而在于要將兩者結合起來才是一個有效開展的系統。 臺灣學者唐君毅說過,“讀書以成學者易,坐能言,起能行,以致用難”。對讀書人而言,最難的還是“知行合一”。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在讀書的過程中,惟有將閱讀與個體活生生的生命體驗相結合,閱讀改變人生才是可能的。 當然,我們也應該理性的看待讀書。閱讀只是生活的一個部分,但不能是全部。讀書和閱歷永遠互補,但讀書不可代替閱歷。很多東西,比如品味、幽默、學習能力、執行力等等,都是書本上學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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