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弊端嚴重影響高等教育質量
近日，關于“中國大學教育質量下降”的討論再度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這不是一個新話題。自上世紀末大學擴招以來，類似的聲音不絕于耳。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是，“今天的博士不如5年前的碩士，5年前的碩士不如10年前的本科。”這似乎不只是用人機構的評價，就連學生自己，底氣恐怕也不足，不知道自己在大學里到底學到了多少有用的知識。然而，中國大學教育質量下降了嗎？答案必須建立在一系列實證研究基礎之上，至少要提出諸如衡量大學教育質量的標準是什么，測算的數據是什么，以及統計分析結果的含義是什么，等等關鍵性問題。缺乏基于數據的實證研究，只是憑感覺就得出“中國大學教育質量下降”的結論，不僅草率，也無法形成有效的知識積累。
但有時候感覺也的確反映了部分事實。一方面，本科畢業生的就業形勢越來越嚴峻，不得不選擇繼續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不斷推遲就業的時間節點；另一方面，用人機構迫切需要各類人才，但放眼望去，幾無可用之人，尋找合適的員工變得越來越困難。勞動力市場上供需之間的矛盾——尤其是結構性矛盾——正在加劇。
這說明大學的產品——本科畢業生——沒有滿足社會對人才的需求，至少沒有充分滿足。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我認為，除了快速擴招，盲目擴大規模和大學對教師的考核評價方式等原因之外，至少還有三個更為根本性的弊端——我稱之為“刻舟求劍”“陪太子讀書”和“紙上談兵”——正在嚴重影響中國大學的教育質量。如果不能克服這些弊端，建立起全新的教育模式，大學教育質量的實質性提高就是一句空話。
弊端一：刻舟求劍
“刻舟求劍”是指當前本科教育嚴重滯后于外部世界的快速發展。從國際來看，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正在引領新一輪技術變革的浪潮，互聯網以及其他新興技術開始顛覆整個傳統社會的結構和運行；從國內來看，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正在步入后工業化時代。當代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技術變化的速率遠遠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這使得19世紀以來以培養專業化人才為目標的大學教育體系遇到了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它根本跟不上步伐。正如谷歌公司高級副總裁羅森堡所說：“不要成長為一個專才，因為工作會變。當下科技的腳步變化太快，專才會無所適從。”
更大的麻煩在于，20年后，世界也許會變成一個用我們今天的知識和眼光所根本無法理解的世界。那時候人們所面臨的問題，可能和今天的完全不同。這意味著大學畢業生將不再可能從已有的“知識儲備箱”中去尋找問題的答案，只能根據新的變化了的情況，通過合作和協調，共同解決面臨的難題甚至是危機。這就要求大學教育必須要摒棄“以知識傳授為中心”的專業化教學模式，而建立以激發學生的潛能，培養合作精神，理解不同文化和價值觀，提高他們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為主要目標的新的教育模式。
然而，自1952年按照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相應建立起以高度專業化為特征的高等教育體系以來，專業化思想就在中國大學里根深蒂固。不只是大學，社會的認識也大體如此。如果學生不學點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用性技術，就像南方人沒吃米飯一樣，心里沒底兒。大學拋棄了古代中國教育中“重道不重術”的優良傳統，正在退化為職業技術培訓所——不是說職業技術培訓所不重要，而是它們和大學承擔著不同的使命——使得通識教育的推行在大學里往往會遭到強烈反對，分外艱難。一個危險性的信號似乎還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面對變化速度如此之快的外部世界，學生在大學里接受的專業化訓練程度越高，畢業之后適應、調整、轉化的余地可能就越小，就好像那個在船舷上刻下記號的楚國人一樣，又怎么可能找到自己的劍呢？
弊端二：陪太子讀書
“陪太子讀書”是指大學教育的資源配置不合理，浪費現象嚴重。本科教育的培養目標到底是什么？這個根本性問題我們還沒有想清楚。按照現行的組織結構和管理體系，大學是由各個專業院系組成的。它們是大學里的“諸侯”，有各自的特殊利益，未必和大學的整體利益相一致。院系的管理者和教師，最關心的是專業教育。這不僅因為這是他們的偏好，也是其利益所在。由于長期專業訓練的影響，在教學過程中，他們往往容易習慣性地按照培養專業科研人員的思路和模式去設置課程，組織教學——就像其老師曾經做過的一樣——力圖使每一個學生的專業基礎更扎實，專業能力更強。實際上，這是研究生的培養模式，而不是本科生的培養模式。
但問題在于，不是每一個進入大學的學生未來都想從事專業領域的科研工作，社會也不需要所有大學畢業生都從事科研工作。更顯著的事實是，絕大多數學生不想也不會從事科研工作，同時，社會所能夠提供的科研就業崗位非常有限。統計數據顯示，各專業本科畢業生最終從事本專業科研工作的比例不超過10%。即使在科研領域內部，根據一項對近年來諾貝爾獎得主所學專業的研究，大約85%的生理學和醫學獎獲得者也不是生物學專業畢業的。既然90%以上的人畢業后都不會從事專業科研工作，為什么要按照培養不到10%的科研人員的模式去組織本科教學呢？大學和院系為什么要把全部的資源和精力投入到不足10%的人身上呢？為什么要讓超過90%的學生成為不足10%的學生的“陪讀”呢？這不是巨大的浪費嗎？看來，更合理的資源配置模式應當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將學校的大部分本科教育資源按照不是培養專業科研人員的方式投入到超過90%的學生身上，而將小部分資源按照培養專業科研人員的方式投入到不足10%的學生身上，各盡所長，各得其所。
歷史上，美國頂尖大學也曾出現過類似的爭議：本科教育應當采取和研究生教育同樣的模式嗎？大學所要招收和培養的學生，到底是以成為學者、科學家、大學教師或研究博士為目標，還是成為未來在各行各業取得成功的領導者？如果是前者，招生時就應當盡可能挑選那些學業成績最優秀的學生；如果是后者，招生時除了要考慮學業成績之外，還必須參考那些對于取得成功而言更為關鍵性的素質：動機、熱情、堅韌、道德責任感和社會活動參與能力，等等。20世紀60年代，當美國受到蘇聯航天科技最強有力的挑戰，對科技人員的需求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時，對此的爭議也達到了白熱化的頂點。但即使在那時，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和斯坦福等最頂尖的私立大學也沒有選擇前者，而是堅定地以培養各行各業的領導者為大學的根本使命。后來的事實證明，它們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
本科階段，大學不僅要教給學生具體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如何通過有效的教學活動，激發他們的好奇心、熱情、勇氣和堅韌不拔的意志，培養他們獨立思考的習慣和對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提高他們對事物的敏感度、洞察力以及對自己和他人的責任感，等等。對于今天的大學教育而言，這是更為基本的挑戰，也是社會對于大學畢業生素質的要求。當學生走出校門時，大學給予學生的到底是什么呢？是畢業證書、成績單，還是別的東西？我曾經請幾位大公司的CEO列出企業在招聘員工時最看重的素質，其中重合度最高的是：人品好、身體好、人緣好和想法多。至于大學和學生所最看重的考試成績、英語熟練程度和藝術特長等，他們根本就不在意。面對如此之大的差異，大學又該做出怎樣的努力去滿足用人機構的這些需求呢？
弊端三：紙上談兵
“紙上談兵”指的是書本理論知識——許多實際上已經過時——過多，缺乏與實踐生活的系統性聯系。學生背誦了大量用來應付考試的理論、名詞和術語，卻缺少對真實世界的認知、理解和同情，甚至漠不關心。以經濟學教育為例，許多學生對帕累托改進、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勒拿指數和精煉貝葉斯均衡等模型和術語滾瓜爛熟，卻看不懂一張基本的企業財務報表，這不是令人奇怪的現象嗎？一學期18周的教學計劃中，至少有17周是在教室里度過的，學生又怎么可能有機會了解到真實世界里到底發生了什么呢？
脫離實際的教學嚴重損害了學生的創造力，使他們只會根據現成的理論、知識和數據去做外圍性的輔助工作，卻很難獨辟蹊徑、無中生有地進行開創性的領導工作。學生的學習、模仿能力很強，但提不出獨創性的思想、方法和模式，一旦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領域或危機，則茫然不知所措。這是中國社會缺乏自主創新成果的根源，也是面對重大災害時行動效率低下、損失巨大的重要原因。的確，在全球化的互聯網時代，我們可以很快把歐美的新東西引入國內，甚至因為中國市場的廣大而取得比歐美國家更大的成功和商業利益，但為什么我們自己就不能提出一個全新的東西——比如Google、Uber、Twitter，等等——讓歐美發達國家來模仿中國呢？
美國頂尖大學本科教育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千方百計提供各種機會，增加學生與社會的接觸。以MIT（麻省理工學院）為例，它的核心理念是“關心真實的科技與世界”。教授鼓勵學生提出各種各樣匪夷所思、稀奇古怪的想法，并動手把它做出來。有時候，教授會把學生丟到印度一個窮鄉僻壤中，在沒有網絡、沒有數據、沒有資料、沒有任何前人研究成果的情況下要求學生研究真實的事件和問題。有趣的是，美國頂尖大學的課堂對笛福筆下的魯濱孫特別感興趣，常常要求學生設想如果自己處在魯濱孫的環境下，應當怎樣解決面臨的各種問題。許多經濟學、社會學、法學和政治學的理論就是從對魯濱孫的討論開始的。
因此，和“中國大學教育質量下降了嗎”相比，更有價值的問題也許是，每一所大學應當根據自己的特點，反思如何改善自己的本科教育，更好地滿足學生和社會的需求。這是大學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本。畢竟，在一個全球化競爭的時代，如果你不能滿足學生的需求，他可以“用腳投票”，選擇自己滿意的教育。社會機構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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