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中國皇帝在一份辦學的奏折上用朱筆寫了五個小字，中國教育史就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該衙門知道。”24歲的光緒皇帝留下的手跡至今清晰。時間是公元1895年10月2日。
中國人舉辦的第一所大學，將這一天記作自己的誕辰。這份奏折也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出生紙”。在此之前，中國大地上僅有少數外國教會大學存在。
此后的120年間，從北洋大學到天津大學，它幾易其名，數遷校址，穿越三個世紀，目睹兩次世界大戰。城頭王旗變換，那晚清的校園被八國聯軍占過，被侵華日軍劫過，但它作為中國高等教育的一脈源流，從未干涸竭絕。
批準這所大學時，光緒帝正面臨帝國的黯淡末日：5個月前，他“頓足流涕”，批準了中日甲午戰爭后的《馬關條約》。那是民族屈辱日，也是“民族覺醒的新起點”。他在紫禁城里學習英語，發布強國詔書，“圖自強而弭隱患”，開出的藥方包括修鐵路、造機器、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
因此，清朝洋務派領袖李鴻章的幕僚、天津海關官員盛宣懷呈上的創辦西式學堂的奏折，當即獲得御筆批示，并以兵部“四百里加急”的方式快馬加鞭發回。
因救國而生，為強國而建，自誕生之日起，天津大學的血脈基因里就植入了家國情懷。
天大的志
今天的學生仍可讀到這份發黃的奏折。校方希望他們謹記：入天大的門，要立天大的志。天下的事，就是天大的事。
而今日之天大，置身的世界已與當年迥然不同。與面對外侮節節敗退、辦學經費都無力籌措的120年前相比，中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舉世矚目之大國。世界大學之林中，中國的大學原是“后發移植”的小字輩，但日益嶄露頭角。天津大學校長李家俊認為，隨著中華民族的復興，必將有一批中國大學躋身世界一流大學之列，天大責無旁貸。
“這只是時間問題，我是有信心的。”他說，與這個國度一起，中國的大學正在經歷巨變。
天津大學的招牌學科化學工程，在十余年的歷次全國重點學科評估中蟬聯榜首，并已享有國際聲譽。墨爾本大學教授大衛·肖克勞斯認為，天大的化工本科教育在世界最好之列，“與劍橋大學、帝國理工學院以及墨爾本大學等世界領先的大學處于同一水平”。
肖克勞斯曾是英國化學工程師學會的認證委員會副主席。2009年和2014年，天大化工專業兩次通過了該學會的最高級別認證，是兩所亞洲高校之一，也是中國的唯一。
英國化學工程師學會的認證分為高低兩個級別，該學會2004年首次派代表考察天大，當時愿意直接給出低級別認證。但天大并未接受，而是在隨后的幾年革新培養方案、重置課程體系，自我開刀動了一臺“大手術”。5年后到此評估的專家們刮目相看，給予最高認證，并提出三方面改進建議。
又過了5年，天大化工再度通過論證，這次是“無條件通過”。肖克勞斯稱贊，這是一個“持續改進的范例”。
此事是天大“嚴上加嚴”的體現。始于北洋大學時期的治學方針——“嚴謹治學、嚴格教學要求”，沿襲至今。
被稱為“文化胚胎”的北洋大學堂出世之時，綿亙千年、形成強大慣性的科舉制度仍是學子的風向標。新學堂只有面向香港、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才能挑到合適生源，原定招收本科生30名，起初未能招滿。不是無人問津，而是要求極嚴，寧缺毋濫，香港的千余名報考者中只錄取10名。
等到首屆學生畢業，30人里只余18人登上中國第一張大學畢業照。
中國第一張大學文憑的持有者王寵惠，獲得了朝廷頒發的繪有蛟龍出海圖樣的“欽字第一號”文憑。他14歲入學，1899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兩年后被公派留學美國，獲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為歷屆學生樹立了標桿。
留學期間，王寵惠即追隨孫中山的救國之路，日后成為“民國第一法學家”，官至國務總理。二戰后，他參與起草了《聯合國憲章》。1907年，他英譯的《德國民法典》被視為最佳譯本，到20世紀70年代仍是美國的經典教材，從中受益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多次公開向他致敬。
生逢亂世，沒能改變這所學府的風氣，反而鍛造了師生的志氣。
冶金學家魏壽昆院士回憶，有一次正在上課，兩派軍閥開打，“就在北洋宿舍的圍墻下面”。一位同學抬頭間被誤傷，左眼失明。事后學生們跑到外面，看到“死尸滿地”。
抗日戰爭中，北洋校園被日軍占領，師生舉校西遷，在陜西城固縣落腳，與其他幾所大學合組西北工學院。2010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材料學家師昌緒院士當時在此就讀，據他回憶，教室設在一處叫“七星寺”的廟宇。同學熬夜點燈讀書，長夜漫漫燈光點點，“七星燈火”遂成當地一景。
師昌緒與后來擔任清華大學校長的高景德院士同住，但二人一個習慣“開夜車”學到凌晨兩三點鐘，一個喜歡凌晨兩三點鐘去“開早車”，長期碰不到面。
師昌緒最后一次回到天大，是2012年頒發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獎學金。他語重心長地對當今的學生說：“我們考慮的都是國家的發展。”
化工學家王靜康院士1955年考入天大，遇到的導師是大名鼎鼎的張建侯教授，張教授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懷著滿腔志向回到新中國。
張建侯事先約法，王靜康遵守兩個要求方可入他門下：第一，30歲前不能結婚；第二，及格線為70分。王靜康同宿舍一同學考了69分，結果“自動退學”。
王靜康自那以后不再有寒暑假。同在一個城市的兄長春節結婚，她都未能出席。
她還記得，張建侯任學術期刊編委，很多論文在他手下卡住——他審稿時連參考文獻都逐一查閱。反之，經他過目的文稿，令人“有安全感”。
一位學生畢業時透露，自己博士論文里有個錯字，被張先生看出來。先生還指出，同一個字在其碩士論文里已錯過一回。
王靜康的實驗記錄本，也被導師要求編上頁碼。實驗可以出錯，但記錄不許撕毀。她寫給導師的報告，“逗號寫成句號”都不可以。“‘你這句法對嗎？’他給我扔過來說。”
時隔半個多世紀，77歲的王靜康談起此事，神色間仍像是在等待教授的本子隨時飛來。
與老師一樣，她收學生也事先聲明，每周只休一天，寒暑假“打折”。
目前，天津大學是唯一保留月考的全國重點大學。新生上午參加開學典禮，下午就要考試，此后每月一次。學校鼓勵學生參加社團，但不提倡加入兩個以上。
分管教學及招生工作的副校長余建星對此不太敢宣揚。招生時節談論月考，尤其影響生源。
4年前，天大決定恢復月考，成績計入科目總成績。學生起初并不買賬，在為此召開的座談會上，有學生站出來質疑，上了大學，怎么還像中學那樣管？余建星記得，從第二學期開始，座談會上再也無人反對。學生們發現，期末無須突擊備考了。
余建星研究過，麻省理工學院每周學習時間達70學時的學生占到86%，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也均超過80%。天大的“試驗田”求是學部，經過這番改革，目前能達82.4%。他說，中國大學生的學習投入遠不如外國同齡人，是一大弊端，天大力爭趕上外國名校的標準。
2015年，首屆恢復月考的年級畢業。據余建星介紹，以往每屆學生少則幾十人、多則兩百人退學，本屆退學的只有三五個人，不再有人因學習原因退學。
天大的實
余建星相信，天大引以為豪的學風，在歷屆師生身上傳承。30多年前，他的一名老師答錯一個問題，課后冒雨騎車從家里趕回教室糾正。
“我們感到很崇敬。這種風氣我們傳承下來了——事實是什么，就是什么。”他說。
“實事求是”，2000年前《漢書》里的短語，今日中國耳熟能詳的箴言。早在100年前，這所大學就將其定為校訓。
1915年前后，28歲的北洋大學校長趙天麟訂立了這一校訓。他是北洋本科、哈佛法學博士，二戰期間拒做漢奸，抵制“親善教育”，寫下遺書以明志，最終死于日本特務的暗殺。
當世學者考證出天大的創立者盛宣懷，當年也常在重要文件后加蓋“實事求是”的印章。
趙天麟治校時期的學生張含英，多年之后成了校長。他在辦公室常年懸掛“實事求是”的條幅，上書自己的“三問”：懂么？會么？敢么？
2015年，天津大學啟用新校區，中軸線上的一座橋定名“三問橋”。外人往往以為是紀念孔子“三問”，殊不知那是一所名校歷史深處的回響。
該校最杰出的校友之一、經濟學家馬寅初，20世紀50年代發表《新人口論》，提出控制人口的呼吁，曾招致有組織的批判。但他表示絕不向不以理服人的批判者“投降”，單槍匹馬參加論戰。
“我個人被批判是小事，沒什么，不過我想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幾十年以后，事實會說明我是對的。”馬寅初的倔強，成為這個校園里“實事求是”的一個注腳。
傳唱了整整80年的校歌則是另一個注腳。校歌問世于國難當頭的1935年，除了稱頌“巍巍學府北洋高”，還宣示“不從紙上逞空談，要實地把中華改造”，強調“重實驗，薄雕蟲”。
校歌開始傳唱時，北洋的工科研究所開始培養孱弱國家的首批3名工科碩士。針對水患問題的中國第一水工試驗所落成，開創了“產學研”結合的模式。在一架德國飛機的基礎上，機械系名教授鄧曰謨成功試制出中國第一臺飛機發動機。
在這里任過校長的土木工程學家茅以升，此時奉命主持修建錢塘江大橋，改變外國人壟斷中國大橋建造的歷史。大橋工地，也是北洋學生的實習基地。
然而，那“實地把中華改造”的種種努力很快遭到重創。1937年7月，侵華日軍占領天津。37歲的校長李書田5個月前剛剛提出一套宏偉而詳盡的規劃，要用18年時間，參照世界名校架構，建成一座包含醫學院、法學院、文理學院、工學院的綜合學府。
當他9年后率領師生回津復校時，被日軍占過的校舍，不但所有圖書、儀器被洗劫一空，連抽水馬桶都消失不見了。
他的規劃至今未能完全實現。縱觀120年，除了初期的綜合性大學設置，多數時期天大都是一所工科性大學。民國初期，它短暫而輝煌的法科被劃走，“專辦工科”，后來更名“國立北洋工學院”。新中國初期，經過1952年院系調整，天大成為多科性工業大學。到建校90年，它才“基本形成綜合性大學的格局”，至今仍為之努力。
第120個年頭，天大最重要的動作之一是設立了法學院。法學曾是它最重要的四大學科之一，造就了政治家張太雷以及聯合國海牙國際法院首位中國大法官徐謨等人物。
在每一個年代，作為中國最重要、最大的幾所工科大學之一，天津大學深刻影響了國家工業體系的建立。比如，它的畢業生孫越崎，被認為是中國石油工業的創始人之一，領導建立了我國第一座石油基地玉門油礦。
目前，中國化工業80%以上的精餾塔采用了天大的技術。這里誕生的內燃機高效清潔燃燒新技術，占市場份額70%以上。包括南水北調在內，近5年我國大江大河上建設的70%以上高壩工程，都應用了天大的重大水利水電工程施工實時控制成果。
我國精餾分離學科創始人、93歲的余國琮院士在重水分離領域為核工業作出了貢獻。20世紀50年代，周恩來總理參觀他的重水分離實驗室時叮囑他，“有人想卡我們的脖子，要生產出自己的重水，要爭一口氣。”
在全國唯一的國家工業結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王靜康院士對記者攤開一張中國地圖：除了西藏，他們的結晶技術應用遍及祖國大陸。
一個案例是，曾經由于結晶技術落后，我國生產的青霉素純度不足。王靜康的團隊解決了這個問題，使國產青霉素得以立足，并占據60%的國際市場份額。
王靜康還記得，20世紀80年代，她被化工學家張遠謀教授召回母校，參與一項將青海查爾汗鹽湖的鹽鹵石變成鉀鹽的系統工程研究。那是國家科技攻關計劃的第一個項目——“01號”，由天大承擔。
張遠謀教授提醒她，要從小試一直做到產業化，因此她不只是做教師，還要做工人，做實驗員，要“打破象牙之塔”。
王靜康繼承了這個傳統。承擔國家科研項目時，她和同事考慮的是“試車一次成功”。他們28年里承擔106項工業結晶項目，無一例外。
當初為了青霉素，她去過一家大藥廠7次。藥廠起初沒有遵照她的設計，她拒絕試車，即便廠方表示“壞了算我的”。
天大的根
天大化工學院院長馬新賓對記者說，該院在精餾、結晶、生物乙醇、合成生物學、高能燃料、煤化工領域都有突出貢獻，但外界所知不多。
他打了個比方，天大人也許做到120分，但只會說到100分。天大人的樸實、低調甚至“內向”，是長期的文化氛圍形成的。此舉有利有弊，弊端在于——“我們不是很好的推銷員”。
日軍兵臨城下時，曾在北洋大學就讀過的著名實業家陳范有在南京郊外創建江南水泥廠。他擔心工廠為敵所用，安排拆下關鍵部件，疏散員工，請外國朋友與日本人周旋，在廠區懸掛德國和丹麥國旗。南京大屠殺后，江南水泥廠在半年多的時間庇護了3萬多名難民。此事近些年來才為人所知，他去世時連后輩都未告知。
在很多校友看來，天大是一所“名不副實”的大學。并非沽名釣譽，而是名氣遠低于實力。歷史上，它多次更名，從頭再來。
幾年前，不只一家大學排行榜的制作機構找到天大，索取“排名贊助費”。雖為排名頭疼，但天大拒絕了——這有悖“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是天大人的價值觀”，內燃機動力工程專家蘇萬華院士說，為此，天大人反對浮躁，鄙視虛偽，因為那與“實事求是”格格不入。
校長李家俊表示，自己聽到的對天大人最經典的評語是，“天大人的優點是實事求是，缺點是太實事求是”。
天大標志性的主校門，從里側外側看來都完全一樣，這叫“表里如一”。
在天大機械學院院長王樹新眼中，天大像一臺“精準的機器”，沿著理性的軌道開動了120年。
王樹新團隊研制的無人水下滑翔機，打破了國外技術壟斷，創造了中國水下滑翔機無故障航程最遠、時間最長、剖面運動最多、工作深度最大等紀錄。對此，一家美國媒體評價：中國的反潛艇能力正在增強。
這支低調的團隊還是從報上得知，自己的成果入選了“2014年度中國海洋十大科技進展”。
王樹新說，這是坐了10年冷板凳的產物。他的學生王延輝2002年開始研究，在2011年獲得“863計劃”立項之前，未獲其他資助，靠做別的項目“打零工”解決經費。2006年，他們首次申請“863”失敗，但沒有放棄。
王延輝仍是副教授——由于長期研制水下滑翔機，他的論文數量少于其他同事，在職稱晉升中處于劣勢。設計水深1500米，但他通常在2000米水深下打壓。他對打壓次數也極為較真，有時導師勸他少做一次實驗，但他感到那“不踏實”。
水下滑翔機是王延輝取的名字，叫“海燕”，寓意它身輕如燕，寓意它飽經風雨。
王樹新愿意用“海燕”詮釋“實事求是”：參與者多年無名無利，對“實事求是”的追求支撐了他們。
他深信，天大這則校訓，使老實人短期吃虧、長期受益。
在建筑師李興鋼心中，天大校訓是世界上最樸實的校訓，卻非常“有力量”。2008年中國首次舉辦奧運會，校方驕傲地發現，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奧運項目總指揮崔愷、國家體育場“鳥巢”中方總設計師李興鋼、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中方總設計師趙小鈞、北京奧林匹克公園總體規劃中方總建筑師周愷等人，都出自天大建筑系。
這些建筑師統統被請回，為母校120歲生日前夕投入使用的新校區繪制了藍圖。
這是天大歷史上的第五個校區。校內最佳位置，立著260噸重的校訓石。石頭正面紋理宛如大樹，校方不忍破壞，將“實事求是”刻在了陰面，如此一來，北側行政樓上的員工，每天都可看到，都能“三問”。
新校區啟用當日，最隆重的一個儀式，是由4位不同時期的學子，將采自史上其他校區的泥土交至校長手中，再封入銅質的封土臺內，埋在“實事求是”校訓石前。李家俊解釋，這表示文脈的延續。
踩著120年的土壤，守著120年的風氣，學府巨擘繼續抽根發芽。
土壤里藏著各種故事。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那位以嚴苛著稱的化工教授張建侯，在否定科學真理的極左政治潮流中，曾被要求批判熱力學第二定律為“唯心主義”。但他拒不趨附時勢。
弟子們記得，驕傲的教授一度被發配掃地，剃“陰陽頭”，接受批判。但對于科學，他堅持“保留意見”。
因為，那是天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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