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留守兒童問題逐漸成為引起大家重視的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留守兒童正處于成長發育的關鍵時期,卻無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認識及價值觀念上的引導和幫助,成長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關注和呵護,極易產生認識、價值上的偏離和個性、心理發展的異常,容易發生各類安全問題。
造成“留守兒童”現象的原因主要是什么?誰才是真正的第一責任人?如何匯聚更多力量幫助留守兒童?記者就此采訪了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健康與教育研究所所長邊玉芳。
記者:在您看來,造成“留守兒童”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邊玉芳:留守兒童問題是一個特殊時代的特殊產物,是中國發展到現在,各種社會問題疊加起來產生的一個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之間的流動變得很頻繁,城市便捷的生活、較多的工作機會吸引了越來越多向往城市生活的農村人,而對農民來說,農村吸引他們的東西越來越少,為了更好地生活,這些家長選擇離開家鄉、離開孩子。
曾經,在我們的心理學研究中,留守兒童被當做特殊兒童來對待,那時候,留守兒童在學生中的比例還不是特別大,但是,如今留守兒童已經不是個別家庭因為貧困而出現的個別案例,這個體量已經非常之大,在四川、河南的一些偏遠地區,留守兒童比例甚至達到70%—80%,已經成為一個值得我們重點關注的社會問題,而這對未來一代青少年的成長有非常大的影響,若不能及時解決的話,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記者:對于留守兒童問題,您認為,誰才是第一責任人?
邊玉芳:很難說誰是第一責任人,但是,我認為,任何一個未成年留守兒童的家長都有責任。留守兒童最缺少的是親情,最需要的是心靈的溝通。
我有一次去理發店剪頭發,無意間聽到店里的服務員跟她16歲的孩子打電話,能感覺到他們之間的交流非常生硬,作為家長,這位母親都不知道該和孩子說些什么,這讓人感到很難受。我認為,每個留守兒童的家長都應該定期和孩子進行溝通,了解孩子的近況,幫助孩子解決遇到的各種困難。
此外,在目前的困境下,政府要為家長和孩子的溝通交流提供便利性的服務,學校、共青團也應該主動承擔起關愛留守兒童的責任,共同來解決這個問題。
記者:留守兒童在最需要父母陪伴的成長階段,卻得不到足夠的關愛,是成長中無法彌補的重大缺憾。親情的缺位,您覺得應該如何來補位?
邊玉芳:我覺得首先還是應該由家人,尤其是父母來做這項工作,因為每個孩子都只有一個爸爸、一個媽媽,爸爸媽媽是永遠“代理”不了的。
其次,如果說要補位,老師是第二位的,但是老師要經過培訓,要讓老師明白留守兒童這個群體的特殊性,要讓他們知道和留守兒童交流的方式方法。對于老師們的工作量,政府、學校也要認可,并給予適當的獎勵和補助。
再其次,政府也可以做很多工作。目前一些政府部門組織公務員等做留守兒童的“代理爸爸”、“代理媽媽”,這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留守兒童,但“代理爸爸”、“代理媽媽”不是那么好當的,不能只是節日到了送點錢、送點物品,而應該要在平時就多進行交流,給他們心理上的關愛。
記者:現在,越來越多的學校和社區成立了留守兒童活動室、關愛室,也開始有了心理輔導老師,一些地方還有一對一的“愛心媽媽”。對留守兒童成長過程中的親情缺失、監護缺失等問題,我們現在能為他們做什么?特別是,怎么給他們一個能在心靈中永駐的“家”?
邊玉芳:我在一些地方調研的過程中,也發現確實有很多小學生很愿意去留守兒童之家,但是,初中生卻不愿意去,為什么?因為初中生開始進入青春期,很多學生從心底里不愿意讓人知道自己的爸爸媽媽都不在家。
對于留守兒童,我們千萬不要給他們定性為“問題兒童”,反而應該發掘他們的優點。其實,很多留守兒童獨立性很強,身上有很多優良的品質值得其他學生學習。只是由于平時缺少交流,缺少人關心關愛,部分留守兒童內心比較孤獨。
因此,要有一個機制,比如,家人、老師要定期和他們溝通,或者給他們一個說話的地方,讓他們的情感得以宣泄,適時地表揚他們,獲取他們的信任,讓他們的心靈真正得以安“家”。
目前,部分政府部門或NGO組織對留守兒童的幫助還停留在搞幾次活動捐幾個書包的層面,我覺得那樣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我認為,幫助留守兒童不能把好事辦成壞事,現階段,可以多做一些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的研究,將研究成果做一個匯集,讓更多的機構知道孩子有哪些特點,真正缺的是什么,到底該怎么補?這樣做,才能更好地、更科學地幫助留守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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