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在我國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跡一直被世人傳頌，人才濟濟，名流如云。培養優秀人才的秘訣到底在哪里，有哪些成功的經驗值得借鑒?本報記者日前采訪了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會長潘際鑾院士。

教授治校、學術自由、自主辦學的優良傳統

中國教師報：在遙遠的邊陲城市昆明，西南聯大能成功培養一批優秀人才，您認為主要的秘訣是什么?

潘際鑾：我認為，西南聯大成功的首要因素是：學校的大政方針是由教授會和教授常委會作決定的。這樣的好處在于，大學能按照教育規律辦學，不受過多的行政干擾。

當時，學校名師薈萃、學術自由，教師可以講自己的觀點，講不同的學派。如政治課，教師既可以講三民主義，又可以講馬列主義。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自由選擇上不同教師的課，自由選擇不同的學習方向。

而且，哪里有教師講課，只要學生感興趣，都可以去聽。遇到座位不夠的時候，學生就站在教室外面聽。

中國教師報：您認為，西南聯大的自主辦學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潘際鑾：學校的辦學，主要由教授會、教授常委會和校長決定。舉個例子，當時教育部給西南聯大發了課程設置諸問題的訓令(1940年6月10日)，對大學應設課程與學生成績考核辦法都有詳細規定，并要求各科課程必須呈給教育部請示核準。針對此事，西南聯大經研究寫了回呈，對教育部的做法提出以下觀點：“教育部重視高等教育，指示不厭其詳，但準此以往，則大學將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的一個科，同仁不敏，竊有未喻。”

如果大學內部直至某一課程的興廢都要聽從教育部的命令，必然會受到當局者進退的影響，朝令夕改，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這樣怎么能讓學生們堅守其心志呢?

以上例子說明，西南聯大是根據教育規律和自己的經驗自主辦學，這是西南聯大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嚴格的教學要求與寬松的教育制度

中國教師報：作為西南聯大的學生，您認為學生從這所學校畢業后能取得成績，還有哪些制度因素有助于學生成長?

潘際鑾：現在，有些人認為，學生需要嚴格管教;有些人認為，學生應該放任自流。其實，單純地強調某一方面，對培養創新人才只會起到束縛、消極作用。以西南聯大的經驗，人才培養需要寬嚴結合。

西南聯大當時教學要求很嚴格。學生參加考試，學期末學校會在張貼墻上公布每個學生的成績，上邊會記載課程科目、學號、分數等內容。在我的印象中，當時數學、物理不及格的學生每年有1/3。但是當時考試題目很靈活，考學生掌握知識的真正能力和水平，所以沒有能在西南聯大“混”畢業的學生。

中國教師報：這種制度給您帶來了什么影響?

潘際鑾：我沒想到的是，在西南聯大第一年，就接受了一個最大的教訓。我在中學時一直是物理尖子，大學會考時又是云南省狀元，沒料到的是，到西南聯大以后，第一學期的期中考試竟然不及格。不是我學習不努力，而是考試時不僅要考教師講過的知識，還要考核學生掌握和運用知識的能力，這也直接促成我后來更加努力地學習。

當時的學習注重循序漸進的方式。我所學的是工科，如果數學、物理不及格，就不能學電工、力學等課程。電工、力學課程沒學，就不能學后邊的機械設計課。西南聯大實行的是學分制，明確規定每個系要修多少學分，必修、選修各為哪些課程，要按這個要求去做。在我的印象中，每學期最低要修16個學分，最高不超過32個學分。修滿學分才能畢業，沒修滿的不能畢業。萬一不及格，可以重修;并且不限于一次重修，今年不及格，再修一年，再不及格，可再修一年。我們同學中5年畢業的非常多，6年、7年畢業的也有。

盡管學生的學習非常緊張，但也有彈性，比較靈活。除了學分制之外，學校允許轉系，只要系主任批準就可以。因此，有些同學轉兩三次系不足為怪，最多的轉過四次系。學校制度有緊有松，中途遇到學習困難或者生活困難，可以選擇休學，出去賺錢打零工。所以，在西南聯大招了8000名學生的情況下，畢業時只剩3800多人。還有4000人去了哪里?有八九百人參軍了，有一部分人參加革命了，有的中途直接工作了，還有一部分人覺得學不下來，主動放棄了。人才培養實現了自動淘汰，學校沒有費任何力氣，這樣既符合人才培養的規律，也讓人心服口服。在那個年代，你文科不行，可以學理科;理科不行，可以學文科，給每個人發揮特長的空間。

中國教師報：您覺得這種人才培養的規律對現在的教育有哪些啟示?

潘際鑾：現在，學生似乎不入清華北大、沒考上博士就不是人才。這其實是一種誤導，也是一種錯誤觀念，導致的結果是有特色的人才并不顯見。

我們的高考制度在改，但我覺得改的步子還可以更大一些。獨木橋、千篇一律的選人方式肯定是不行的。我記得1977年恢復高考時，鄧小平同志主持的座談會我參加了。因為當時工農兵學員多，生源參差不齊。我在教學實踐中發現，給他們講課時許多人聽不懂。所以，我建議應恢復高考。但是發展到現在，讓人感覺高考成了“獨木橋”，這樣不僅不利于人才培養，而且會埋沒人才。

大師涵養與茶館文化的熏陶

中國教師報：大學者，貴在有大師。談起西南聯大，大師的艱苦卓絕和誨人不倦的精神綿延至今。您能回憶一下當時的大師風采嗎?

潘際鑾：記得我在上大學三年級時，孟廣喆老師教我們。一上課，他就會命一道題，要學生在10分鐘內做完，然后判分，主要是為了考核我們對學過的內容掌握了沒有。學生們對他很害怕，給他取了個外號叫“孟老二”。因為還有一個更嚴的老師，叫劉仙洲，學生們稱之為“劉老大”。

我們學工科的學生，計算尺要拉得非常快。但計算尺是不定位的，小數點要靠自己定位。如果你把1860寫成了186.0，只能得零分;如果把186寫成了185，可能只得一半的分數。教師對我們的訓練非常嚴，確實對我現在的治學有很大幫助。我現在88歲了，依然還天天到辦公室工作，指導博士生學習。

還有兩位教師讓我印象深刻。一個是機械工程學家李輯祥教授，從美國密歇根大學畢業，全英文授課，每一句講得十分清楚。講課時，說到第幾章第幾節的具體內容，只要學生記完筆記，一學期下來整理完就可以出本書。李輯祥思維清晰，邏輯性強，上課基本沒有什么廢話。還有一位講熱工學的教師莊前鼎教授，講課時全部說英語，但是帶有很濃的江蘇口音，我們無法完全聽懂，只好自己課后找外文書看。那個年代，不少教師是從美國哈佛、耶魯、麻省理工等學府留學回來的，水平很高，我們受益許多。

中國教師報：聽說當時有許多學生一聽有大師的課，都慕名而來。那是一種怎樣的場景?

潘際鑾：當時教室里的椅子都是扶手椅，一般能容納30來把，有些課選的人太多，教室里滿滿當當全是學生，還有些想聽的，只能站到教室外旁聽了。只要有學生選課，教師就開課。所以，有時會形成鮮明的對比：有的教室根本坐不下，有的系一門課只有一個人選，但教師也開課，這很正常。

中國教師報：當時的教師很厲害，學生們學習又是一種什么狀態?

潘際鑾：除了教師上課講到的內容，學生必須有很強的自學能力。以我所在的學科為例。當時除了需要弄懂物理課上所學的內容之外，還得把美國物理、中國物理教材共十幾本一起拿過來學，分析研究各種教材中不同的觀點和內容，歸納總結，把這個領域搞得融會貫通。學生僅聽教師講還不夠，還要加強研究、總結、自學，這就養成了認真的治學精神。

學生們在學習中還專門營造了一種“茶館文化”。云南老百姓根據市場需求，在學校附近的鋪子開茶館，擺上四方桌子。大的房間可以擺4-5張桌子，小的可以擺2張桌子。一杯茶也就幾分錢，學生上完課后，就跑到茶館去看書。久而久之，茶館成了西南聯大的“圖書館”。學生進去后，安靜地學習，互不干擾，晚上茶館老板會點著很亮的汽油燈供學生讀書，學生基本都會學到晚上十一二點。

所以，西南聯大優秀人才輩出，不是單一因素的結果，而是綜合因素包括學風、制度、大師和學生等在起作用。作為校友會的會長，我經常聽有些校友說：要不要重新組建一個西南聯大，比如，從清華、北大、南開再挑選一批高水平的教師，到昆明再去辦新西南聯大。但我覺得，即使是這樣，培養優秀人才的目標未必能達到，因為時代背景不一樣。但是，我認為，西南聯大的辦學理念、精神和制度是非常值得學習與傳承的，應該大力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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