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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復旦大學李輝:高校如何“拍蒼蠅打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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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復旦大學李輝:高校如何“拍蒼蠅打老虎”

高校如何“拍蒼蠅打老虎”

——訪復旦大學廉政與反腐敗研究中心主任李輝

2013年,全國高校中多位校領導及中層干部在反腐敗浪潮中落馬,部分人員涉案金額數額驚人。高校,這個曾遠離反腐敗風暴中心的寧靜之地,正被推向社會輿論關注的中心。高校真的成了腐敗的“重災區”嗎,中紀委巡視組為何進駐高校,高校如何建立起有效的反腐敗機制?日前,記者就這些問題采訪了復旦大學廉政與反腐敗研究中心主任李輝博士。

教育領域的腐敗并無特殊之處

記者:反腐敗是社會高度關注的話題,近年來教育領域尤其是高校被曝光、查處的腐敗案件很多,讓人覺得教育領域的腐敗在加重,實際情況如何?

李輝:確實,最近幾年曝光的關于高校腐敗的丑聞比較多,但是這并不等于高校的腐敗情況在加重。從新聞報道的數量來推斷腐敗的程度,是不嚴謹、不科學的。腐敗本質上是一種利用公共權力謀取私利的行為,只要在給公權謀取私利留有機會和通道的地方,客觀來說都是有可能產生腐敗的,在這方面高校也遵循同樣的規律,高校乃至整個教育領域的腐敗,并沒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記者:我們該如何客觀看待高校里的腐敗現象?

李輝:高校是否能稱為腐敗的“重災區”,我覺得這要看如何進行比較,與房地產、能源、工程建設等暴利行業相比,高校的腐敗肯定要輕微很多,算不上腐敗的“重災區”,因為其可支配的資源和權力并不大,用這些權力換取金錢和利益的機會也就相對少些。但是如果跟一些更為弱勢的部門和行業相比,高校還是有不少機會可以用來尋租的,比如目前暴露出來的自主招生、后勤基建、科研資金的分配和使用等方面,腐敗行為比較突出。

我認為,僅僅通過對學校內部的治理改革不能解決目前中國高校中的腐敗問題,類似后勤基建中的尋租行為,實際上是整個社會的大環境造成的,當整個社會的工程建設領域都是腐敗的“重災區”的時候,指望高校的基建項目獨善其身是不現實的。當全社會的腐敗被有效控制的時候,還給大家一個清廉的高校也就指日可待了。

巡視組進駐高校是工作機制創新

記者:去年中紀委巡視組進駐中國人民大學,今年又向復旦大學派出了巡視組。請介紹一下向高校派出巡視組的情況,選擇向哪些高校派駐巡視組,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李輝:去年,中紀委第十巡視組對中國人民大學進行了常規巡視,這是第一輪常規巡視中唯一一所“985工程”高校被巡視。今年4月份,第十二巡視組進駐復旦大學,對復旦大學進行專項巡視,這是首次開展專項巡視中,唯一一所被巡視的“985工程”高校。按照中紀委關于巡視部署會議的精神,今年要全面完成對地方的常規巡視,要逐步做到對地方、部門、企事業單位的全覆蓋,因此“985工程”(副部級)高校也應在巡視對象之中。對高校進行常規巡視,是按照中紀委對巡視工作部署的規定執行的。如果說巡視的目的就是發現問題,那么巡視的次序也應該是問題導向的,即群眾反映問題比較多的部門和地方,要優先派出巡視組,但這并不是官方的解釋,只是大家的一種揣測。

記者:中央巡視組在高校里一般開展哪些方面的工作?您對巡視組進駐高校的做法怎么看?

李輝:中央巡視組對人民大學進行的是常規巡視,所開展的工作是圍繞著“四個著力點”發現問題,主要的工作辦法包括聽取工作、專題匯報,列席有關會議,受理來信、來電、來訪,召開聽取意見座談會,個別談話,調閱、復制有關資料,民主測評、問卷調查,走訪調研,商請有關職能部門和專業機構予以協助等,巡視組不干預被巡視部門的正常工作,也不查辦案件。

對于復旦大學進行的是專項巡視,專項巡視是比常規巡視更為靈活的方式,按照王岐山書記的說法:“可以就這一個事,就這一個干部派一個專項巡視組,把問題搞明白。”復旦大學這次的專項巡視是中紀委對于巡視辦法的一種創新探索,沒有先例,具體開展哪些方面的工作、采用什么樣的工作方法和機制,還要等巡視工作完成之后才能做進一步的了解。

對公共權力集中的部門要加強監管

記者:教育行業的腐敗行為,和其他行業領域相比有何特點?主要集中在哪些領域?

李輝:如同前面所說,腐敗本質上都是差不多的,教育行業的腐敗也遵循腐敗的一般規律,主要集中在公共權力集中、可支配資源較多的領域。從高校的具體情況來看,主要集中在招生、后勤基建和科研資金的分配和使用上。在招生問題上,去年中央巡視組反饋中國人民大學在自主招生方面存在問題之后,中國人民大學招生就業處處長蔡榮生因招生問題被調查,據報道涉案金額達數億元,是近年來高校在招生方面最大的丑聞。在后勤基建方面,目前高校雖然很少出大師,但是卻都忙著建大樓,一方面為師生的科研和教學改善了硬件條件,另一方面,在這一過程中也滋生了很多腐敗行為,比如,2009年武漢大學分管后勤和基建的常務副校長陳昭方和常務副書記龍小樂、武漢科技學院院長張建剛,都因在工程招標過程中收受巨額賄賂而落馬。就其形式而言,與高校之外工程領域腐敗的情況是基本相似的。而在科研資金腐敗的問題上,研究者們為爭搶科研經費不惜走后門、拉關系,在使用科研經費時又巧立門目,貪污挪用科研經費,這類現象已經不是個別高校特有的現象了,也有多起案件被查處、曝光。

記者:有人認為,高校辦學自主權越大,產生腐敗的可能性也越大,如何看待高校腐敗行為與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的關系?

李輝:從某種意義上講,高校辦學自主權越大,產生腐敗行為的概率也越大,因為從行政學的角度來說,腐敗就來自權力擁有者的自由裁量權。但是,我們不能因為發生了腐敗就否定高校的辦學自主權,實際上,是完全有可能做到擴大辦學自主權同時又減少腐敗的,關鍵問題還是要在權力使用過程中加強監管,在權力使用過程中要透明、公開,不能給背后的暗箱操作留有空間。

就拿高校辦學自主權中非常重要的一項——招生自主權來說,高校招生自主權應理解為高校在選擇自己的招生對象時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比較個性化的標準,但是依然是需要標準的,而不是沒有標準隨意招生。這一政策的出發點是很好的,也符合現在高等教育的國際趨勢,更多的自由裁量權增加了以權謀私的可能性,但這并不代表自主權一定會帶來腐敗。目前我國高校在招生中出現一些腐敗行為,招生行為的背后存在一定的權錢交易和暗箱操作,解決這一問題,不能因噎廢食,而應該在招生的環節和制度設計上做文章,保證招生過程和程序的公開透明,一一排查整個招生環節容易產生腐敗的風險點,盡量減少那些容易產生權錢交易和增加招生隨意性(而不是自主性)的制度和環節,把招生背后的腐敗風險降到最低。

高校反腐敗是一個系統工程

記者:目前,高校的反腐敗是一種什么樣的工作機制?現有工作機制是否存在缺陷,對于建立健全反腐機制,您有什么建議?

李輝:目前教育領域反腐的機制確實不盡如人意。就高等教育來說,高校在本質上還是事業單位,其主要反腐敗的任務落在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派駐在高校的紀檢組身上,但是派駐紀檢組由于人、財、物等各方面的權力,甚至子女上學和退休后的待遇都在被派駐單位的管轄范圍內,因此長期以來難以對被派駐單位形成有效的制約,這也是十八大以來中紀委為何要對派駐機構進行“統一管理”改革的原因所在。只有通過統一管理提高派駐機構的獨立性,才有可能提高其對被派駐單位進行監督和制約的能力。但是我認為,僅僅依靠派駐機構是不夠的,高校反腐敗應該是一個系統工程,要從體制上改變高校過度行政化的情況,提高高校行政過程的規范程度和透明程度,如果有可能的話,應給予青年教師和學生群體更多影響和參與學校決策的機會,但是目前看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記者:其他國家在防治和懲處高校里的腐敗行為方面,有沒有什么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李輝:關于國外高等教育領域的反腐敗,我們研究的并不多。在許多發達國家,高校并不是防治腐敗的重點領域,因為很多高校都是私立的,無法納入所謂腐敗的范疇里面(除非提出所謂私域腐敗的概念)。因此,國外高等教育里面的腐敗和我們有所不同,主要不是在后勤基建或者招生環節上,而是在文憑的發放及認證等環節上,有一些觸犯法律和規則的行為。另外就是高校教師的職業倫理和職業操守的問題,包括師生戀、抄襲、偽造數據、為政府和企業做違反良知的辯護,等等。這些方面的情況在我國高校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發達國家高校防范類似行為的措施主要有:一是給予學生自治組織參與學校治理的渠道和途徑,包括學生代表、學生會組織等,也即學校治理的所謂民主化;二是我們現在也在提倡的教授治校,即由教授委員會或者其他形式的自治組織參與學校治理和決策,降低行政指令對學術自由的干預程度;三是學校會成立專門的職業倫理委員會,用以審查和處理高校教師在職業倫理和操守上的越軌行為。這些措施和制度設計值得我們參考借鑒。

記者:對于教育領域特有的學術腐敗,如何建立相應的反腐機制?

李輝:我認為學術腐敗這個詞用得并不準確,因為腐敗這一定義主要是針對公職人員的,也就是對握有公共權力的行為主體才能談得上腐敗。因此類似剽竊、抄襲、偽造科研數據等行為,實際上就是學術不端(misconduct)行為,這是學術界自身的一種不良風氣。在目前研究資料和文獻信息化程度非常高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科研從業者可以搜索和閱讀英文文獻,對于本領域國際最新研究也可以不斷追蹤,剽竊和抄襲的空間會越來越小,只要在職稱評定等過程中嚴格審查,對學術不端行為進行必要的處罰,就可以將其控制在比較低的水平上。從我自身在高校工作的體驗來看,現在通過抄襲和剽竊來獲得成功已經不太可能了,年輕的研究者只能靠不斷提高自身研究能力,跟進國際研究前沿,掌握更為多樣和復雜的研究方法,才能在自己的研究領域里取得好的成績。

記者:高校里被查處的領導干部很多,在高校里,如何監督“一把手”?

李輝:對于“一把手”的監督,在任何領域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對“一把手”進行監督,主要問題是監督主體不明確,即在中國目前行政首長負責制的情況下,由誰來監督“一把手”的問題。雖然已經有許多現成的監督組織,但是上級紀委的監督太遠,同級紀委監督太軟,事后的司法監督太晚。在目前的體制下,要防止“一把手”獨斷專行濫用權力,只能是對其決策權進行一定的限制。對高校而言,要發揮高校派駐紀檢機構的監督作用,同時要在決策權的民主化和集體化上做文章,現在許多高校成立了由專家和教授組成的專門委員會,由委員會行使集體決策權,這可以部分克服一把手濫用權力的現象。(記者 汪瑞林)

觀點集萃

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王樹國:重在改造產生腐敗的“土壤”

大學腐敗和社會腐敗沒什么兩樣,只不過大家心目當中,大學是特別神圣的,不應該出現腐敗行為,一旦發現,對公眾打擊比較大。大學腐敗表面看似乎是因為缺乏監督,往深層次看,社會各個環節的運行,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監督身上,而是要創造不容易產生腐敗的土壤,土壤改造了,就長不出腐敗的果子來。拿醫患關系來舉例,醫患矛盾突出是因為優質醫療資源太少了,是資源供給不足帶來的必然結果。教育也是這個問題,優質教育資源供給不足讓公眾不滿意。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權力不受監督就容易濫用

近年來,我國開始推進落實和擴大學校的自主權,包括試點高校自主招生,這一改革的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落實學校自主權過程中,原有的高校治理結構并沒有打破,依舊實行行政治理,這種半吊子改革,為貪腐制造了空間。在高度市場化的今天,高校也不是世外桃源,凡是存在權力不受監督和制約的地方,都會存在濫用的可能性,像評審權、基建招標權、招生權,這些權利本身和其他權利一樣,如果權利之間沒有分割制約,很容易濫用。比如現在提倡的教授治校、教授治學,教授有了治校的權利,他也可能腐敗。高校去行政化有利于解決部分腐敗問題,但不是解決高校所有腐敗問題的靈丹妙藥。如果把招生制度比作一個木桶的話,現在要尋找的就是有沒有短板,要把這個短板補齊。

華中科技大學原校長李培根:提高教師工資收入有助反腐

大學自治很重要,是教育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大學腐敗的根源不在大學自治,而應在社會,高校腐敗是社會上的腐敗程度在大學里的一種反映。除此之外,大學腐敗還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教師工資過低。正規的國家規定的工資收入太低,太低就要有其他方面的補貼,有一些人意志不堅定,想其他的想過頭了,就走上了腐敗道路。我覺得遏制高校腐敗要兩方面同時并舉,一方面大幅度地提高教師的工資收入,另外一方面嚴格控制工資外的收入。這樣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增科:加強權力制衡和信息公開

治理高校腐敗,應該從三個方面來努力:一是加強高校外部監管與審計。在我國,高校系統、政府和大型集團企業都有審計職能部門和嚴格的內控制度。頻發的高校腐敗事件說明只靠內控是不可取的,要加強政府監管,增強外部審計。二是高校各部門的權力制衡。通過完善教師委員會、學術委員會以及大學理事會等機構的設置,發揮它們在學校重大戰略、教育事務與學術事務等方面對行政權力的制衡,避免校長負責制這樣的“絕對權力”的產生。三是建立高校信息公開制度。將學校的信息及時、準確地向學校師生員工或社會公布。在學校信息公開的前提下,才能進行公正民主的決策。

《中國教育報》2014年4月14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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