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新常態打造人才培養模式升級版

——北京聯合大學校長盧振洋訪談錄

盧振洋，1957年出生，北京人，博士，研究員。曾任北京工業大學金屬材料工程系黨總支副書記、副主任、學校科技處副處長、處長、校長助理、副校長等職，2012年8月任北京聯合大學校長。兼任中國汽車工程學會理事、北京市發明協會副理事長，北京現代制造業發展研究基地主任等。主要從事材料加工工程領域的研究工作，參加完成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北京市科技發展項目等十幾項科研工作，核心期刊發表科技論文近50篇，參編專著兩部，獲國家專利8項（其中第一發明人5項）。

目前，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步入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面對中國經濟進入換擋降速、提質增效的新常態，中國社會各領域正在適應，世界也在適應“中國節奏”。當新常態遇上中國教育實現由人口大國到人力資源大國歷史性轉變、基本實現教育現代化進入倒計時的歷史關口，高等教育如何為經濟轉型升級提供強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撐？教育進一步發展的活力何在？為此，記者采訪了北京聯合大學校長盧振洋。

記者：近幾年來，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問題日益突出，尤其是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問題倒逼人才培養模式的再思考、再定位，就成為一個重要而緊迫的時代課題。請問盧校長，您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的？

盧振洋：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首次以“新常態”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國經濟，201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經濟發展新常態又作了系統闡釋，概括地說就是“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化”。伴隨著發展速度放緩，所有的行業、企業都在從規模擴張向內涵發展、品牌塑造轉變，這是大勢所趨。社會經濟發展對高等教育產生深刻影響，高等教育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發展必要的智力基礎，高等教育只有走內涵特色發展路徑，才能更好服務于我國產業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過去快速發展的30多年，是以大城市為中心的發展模式，看城市的GDP，看城市的資源總量；未來30年是強國的30年，全面實現小康意味著以城市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作為新的評價標準。例如：珠三角地區、長三角地區發展都比較均衡，但北京對京津冀地區的拉動效用相對較差。京津冀一體化變成國家戰略，是有歷史和現實意義的，首都未來將進一步把資源進行分化和轉移，為周邊城市提供資源支撐。這些新常態和新變化對學校的人才培養提出了新挑戰。同經濟發展一樣，人才培養也從規模發展轉向質量提升，過去只要大學畢業就會安排工作，現在研究生畢業也不一定找得到工作，這就要看畢業生是否有真本事，其總體素質是否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記者：基于適應和引領“新常態”，高等教育的內涵特色發展路徑的核心應是什么呢？

盧振洋：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融入新常態以及引領新常態，是高等教育未來一段時間的重要發展思路。只有如此，才能走出高等教育各具特色的內涵發展道路。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已經說了若干年，現在要開始對自己動刀子、做手術了。這不是個人主觀意愿問題，而是社會和歷史的必然，主動適應可以走得遠一些，被動適應就差一點，堅決不適應就一定會頭破血流。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核心就是培養高素質人才。一方面，經濟產業結構轉型需要高素質人力資源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畢業生充分就業、高質量就業也可以積極推動經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兩者相互促進，互為必要條件。從2014年宏觀數據來看，中國在經濟下行的同時，基本保持了就業穩定，這是經濟轉型的正向標志之一。同時，經濟轉型創造了對高素質人才資源更多的市場需求。市場調查數據可以驗證這一結論，“前程無憂”2015年第一季度雇主招聘意愿調查顯示，82.3%的受訪雇主計劃一季度比2014年同期招聘更多的雇員，其中，計劃增加本科及以上畢業生招聘的雇主占47.2%，是歷次調查中雇主招聘大學生意愿最強的一次。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企業經營方式隨之轉型，企業對雇員的知識和能力要求有所提高。中國經濟正在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加快轉變。為什么第三產業、服務業會日益成為未來經濟增長支撐點？我們用手機做一個例子。1985年，真正意義上的手機問世，30多年來手機更新換代越來越快，功能體驗已經沒有了最優，消費者對于情感體驗的需求逐漸超過了對功能體驗的需求，最為典型的例子屬于“果粉”—蘋果手機的擁護者們，大多數人購買蘋果手機并不是因為它豐富的功能，僅僅在于其出色的設計與使用體驗帶來的心動感。產業形態的發展之快超乎想象，手機從摩托羅拉到諾基亞，再到蘋果，下一個會是什么呢？這種發展趨勢對學生自身的綜合素質、對于人文素養和專業技術相互交融的能力要求越來越高，簡單掌握一項技術遠遠不夠。也就是說，現在的高素質不僅要掌握有“一招鮮”的技術，而且還要具備多學科交叉融合的綜合素質。

記者：新常態下與高素質的人才相對應的人才培養模式又是什么呢？

盧振洋：我們過去的教育，特別是我們中國大陸的教育，總體上是以知識傳授為中心來展開的。從1961年普萊斯提出知識爆炸理論以來，半個世紀過去了。他當時提出10到15年，人類知識翻一番。日本的一個情報研究所預測，從2012年到2020年8年間，人類知識總量可能要增長3到4倍。換句話說，任何教育，在這樣一個知識迅速成倍增長的時代里面，仍然依靠以傳授知識為核心的教育，要想把專業、課程知識全部傳授給學生，讓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接受的觀念，已經脫離當下的實際了。因此，要從以往以知識為中心轉向真正以學生為中心。什么是以學生為中心？是以學生獲得的能力，獲得的人生發展基本條件和機會為評價標準，不是以教了多少門課、傳達了多少知識為標準。以往從教師的角度、學院的角度、學校的角度、政府的角度思考怎么進行人才培養，現在反過來，一切要從學生出發，思考我們的專業怎么辦。要做到教學范式、課程范式、學習方式以及管理方式全方位的轉型，要從以往目標管理為主向目標與過程管理相結合轉變。以往我們缺乏過程管理，太注重卷面分數了。其實90分的學生不一定比80分的學生優秀很多。怎么評價呢？要通過過程了解。高校的人才培養方案，需要每門課程的教師認真思考，是給學生一頭獵物還是一桿獵槍。每門課到底給學生發什么槍，是長槍、短槍、散彈槍、狙擊槍還是發一門炮？不要覺得炮一定比槍重要。當兩個人短兵相接的時候，炮就用不上了，關鍵是要進行分析，要結合知識的時代特征進行思考。正如香港城市大學副校長程星所言：“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徹底顛覆了大學師生之間傳統的關系，學生權利意識的覺醒更是將原本屬于市場的消費主義引進校園。”

有人說，站在過去看現在是老人視角，站在現在看現在是年輕人的視角，那么教師視角應該是站在未來看現在才對。教師要以學生為中心，以學生為本，就要認真研究學生，這些學生未來幾十年在社會上到底干什么，能承擔哪些社會角色，能夠完成社會賦予他們的哪些人生使命，他們在自我人生幾十年的發展當中，到底能夠怎么樣，我們必須對他們有一個判斷。然后，才能確定這門課到底應該講什么，講多深，我們現在傳授知識，知識不是目標，而是載體，通過傳授知識讓學生學會獲取知識、提高學習的能力。所以，我們以往的人才培養模式要升級，升級的關鍵就是把受教育權還給受教育者。從大趨勢看，高校總體上要實行學分制。真正的學分制的核心，就是說開什么專業、上什么課、什么時間上、幾年畢業，要由受教育者選擇，課程教學模塊化、實習實訓流程化；同時對學生的職業規劃進行輔導。學生的職業規劃應該從入學開始，應該與學業規劃相結合。學校提供的就業服務需要進一步前置和拓展，需要全校全員參與，真正實現招生就業人才培養的一體化。

記者：北京聯合大學的前身是1978年北京市依靠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大學創辦的36所大學分校。在高素質人才培養的過程中，學校如何將原有的文化傳承與現行的改革制度相融合？會采取哪些具體舉措？

盧振洋：北京聯合大學誕生于改革開放初期，伴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不斷轉型升級。目前，有14個學院，既有學科型，也有行業型和特色型學院。像應用文理學院就是典型的學科型，保留有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優良教風和學風。同時，基于首都區域發展和產業特點，強化對學生高層次技術技能的培養，旅游學院就是典型的行業型學院，致力于服務首都旅游產業培養高素質人才；特殊教育學院是典型的特色型學院，現在是全國殘疾人教育的最高層次。學校應改革開放而生，伴高等教育普及化而長，以“學以致用”為校訓，以應用型人才培養、建設應用型大學為目標，以建設首都人民的有特色高水平大學為定位。因此，在高素質人才培養的過程中始終直面北京都市業態需求，強化將“學以致用”的辦學理念落到實處。人才培養的具體舉措既契合社會需求，又契合學生未來人生需求，進行分層分類和緊貼社會需求培養。學是基礎，不能為了學而學，不能為了分數而學，要和未來的應用結合起來，和人一生的職業發展結合起來，和學生未來幾十年的人生結合起來。因此，我們必須把學生的發展納入課程教育，使之成為學生大學經驗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換句話說，我們要求教師要有更多的精力和學生在一起。基于綜合素質培養，要求課程種類要寬泛，按學科領域分類，學生需要從這些領域中自由選修一定的學分，以滿足學校要求。

互聯網時代，人們的學習方式、學習形態、學習對象、學習目的等日漸發生深刻變化，“互聯網+”的趨勢已經來襲，傳統教育如何御風前行？高教的普及化使得大學不可能再扮演全職全能的知識傳授者的角色，學生必須積極參與自身的成長與發展過程，這首先需要轉變人的觀念，轉變教師的觀念。高素質人才培養要落到實處，必須要通過教師課堂去實現，只有教師接受了這一觀念才能逐漸落實。傳統的教學模式下，一位教師面對幾十甚至幾百名學生，很難做到因材施教，學生很少有機會去選擇教師。教師更多地只是把上課作為一種職業行為，認為只要動動嘴皮，布置作業下去讓學生做就可以了，而這樣的教師終究會被時代、被學生淘汰。在“互聯網+教育”的模式下，鉆研教學資料、熟悉考試模式、總結實用高效的教學方法、熟練應用多種教學平臺等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將推進發展性教師評價考核改革，即一種依據目標、重視過程、及時反饋、促進發展的形成性評價。發展性教師評價考核改革特別重視教師的主體意識和創新精神，重視提高教師的參與意識，重視多渠道交流信息，提倡同行之間相互評價，要重視教師個人在學校中的價值。

記者：近年來，聯合大學發展很快，像智能車、智慧旅游等高技術領域方面也都有所突破；那么，在工業4.0時代，聯合大學如果要繼續辦出水平、辦出特色，主要靠什么？

盧振洋：目前來看，北京聯合大學已是北京地區規模較大的高校之一，學校現有全日制在校生近3萬人，占地面積60萬平方米，建校30多年來我們已經為國家尤其是首都的經濟建設培養了18萬名畢業生。但其實，規模擴張早已不適應北京市高等教育的現狀，北京地區高校生源正在逐年萎縮，高校生存深層危機逐漸浮現。正如“叢林效應”（BushEffect）所講，每個叢林都有其生態圈：大樹得到陽光、藤類植物得到依靠，其他“沒有位置”的植物無法生長，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森林的樹木只有往上長才能有充裕的陽光，高校只有提高質量、辦出特色才能有上升的空間。北京聯合大學要繼續辦出水平、辦出特色：第一，適應新常態，厘清新使命。既要厘清學校使命的內涵—應用型人才培養，又要將使命具化到每一個學院、每一個專業。第二，要建立一些“堅果仁”。例如：可以由智能車牽頭建一個機器人研發中心，再配套設立一個機器人的實驗班，再跟其他的兄弟院校和機械行業的社會機構共同合作，建立一個高精尖創新中心，把人才培養、教師培養、技術革新、技術改進、技術研究和開發社會服務集為一體。第三，要在教學辦學改革上、辦學思路上有創新。在學生的實習實踐活動中去發揮、挖掘學生的創意特點，我們需要培養的是手腦并用、知行統一，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學生，而不是只會背書、考試的“機器”。總之，要用工業4.0的思維辦北京聯合大學的事，未來人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把自己的思維用在創新上，而不是用在重復記背過去的知識上；因為這些記憶都可以儲存在電腦里、手機里、任何一個U盤里。我們要結合北京發展的新要求，勤于思考、勇于創新，把創新的思維運用到具體工作之中，找到提高學校辦學質量、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的新突破點，把學校的工作搞出名堂、搞出特色。

【微訪談】

記者：您的興趣愛好是？

盧振洋：讀書，特別是知識類書籍。

記者：您了解教師、學生生活與困惑的渠道和方式是？

盧振洋：每月與學生進行一次對話會，每月聽一兩次教師的課。

記者：對您為人處世影響最大的一句話是？

盧振洋：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無欲則剛。

記者：您心目中好學生的標準是？

盧振洋：敢說敢想。

記者：您認為什么樣的教師是好教師？

盧振洋：能引導啟發學生敢說敢想的教師。

記者：您心目中理想的校長是什么樣的？

盧振洋：不僅有思想還有一套辦法，像梅貽琦先生那樣，能夠影響一個學校近百年發展的就是好校長。

記者：您做人做事所固守的行為準則是？

盧振洋：擇機而動，順勢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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