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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委書記魏飴同志講黨課正式啟動我校“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努力做一個忠誠、干凈、擔當的黨的好干部──在湖南文理學院“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座談會上的講話(專題教育黨課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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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委書記魏飴同志講黨課正式啟動我校“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努力做一個忠誠、干凈、擔當的黨的好干部──在湖南文理學院“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座談會上的講話(專題教育黨課摘要)

一、為什么要在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中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

(一)深入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是延展深化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成果、持續深入推進干部作風建設的必要。

轉作風、改作風,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嚴治黨的重要突破口。通過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通過在全黨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四風”蔓延的勢頭得到了有效遏制,黨風政風呈現了一系列新氣象新變化,贏得了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積極參與。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作風建設正處在一個關鍵點、節骨眼上,“四風”得到遏制、作風有所好轉,但樹倒根還在、藕斷絲還連。在黨內,部分黨員干部頂風違紀、改了又犯的現象還在不時出現,“不能”、“不想”的思想行動自覺尚未完全形成。現在,廣大干部群眾最擔心的是問題反彈、雨過地皮濕、活動一陣風,最盼望的就是形成常抓不懈的具體舉措和行動。

(二)深入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是進一步堅定走“中國道路”、營造良好政治生態、鍛造過硬干部隊伍的必要。

我們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講黨性、講紀律、講規矩。我們黨成立94年、執政66年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什么時候做到了嚴和實,我們黨就堅強有力,黨的事業就會不斷地從勝利走向勝利;離開了嚴和實,就會有部分黨員干部出問題,黨的事業就會受挫折。

毛澤東同志說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

什么樣的干部是好干部?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好干部的具體要求有所不同。革命戰爭年代,對黨忠誠、英勇善戰、不怕犧牲的干部,就是好干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懂政治、懂業務、又紅又專的干部,就是好干部;改革開放初期,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有知識、懂專業、銳意改革的干部,就是好干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為復興中國夢而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我們則需要建設一支適應“新的歷史特點”的好干部隊伍,新時期我們對好干部的要求就是“忠誠干凈擔當”,這也是“三嚴三實”的基本內涵。

(三)深入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是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要求的必要。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習近平總書記把握時代和實踐的新要求,把握人民群眾的新期待,圍繞改革發展穩定、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外交國防等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習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蘊含著一系列獨創性的思想理論觀點,體現了形勢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最新成果,是指導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最鮮活的馬克思主義,也是廣大黨員干部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

(四)深入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是黨中央基于國內外嚴峻復雜形勢、確保我黨我國永不變色的必要。

首先,從國際形勢看,國際敵對勢力企圖改變中國的陰謀蠢蠢欲動,可謂昭然若揭。

隨著中國在全球經濟地位的不斷提升,某些國家早就坐不住了,現在他們的策略很明顯,就是要像當年打垮前蘇聯一樣,近些年來一直在策劃打老二、打中國。據有關研究發現,某些國家要打垮紅色中國,他們正采取一種“新療法”———文化精神摧毀戰,并組織了一大批職業寫手日夜編撰著成千上萬的文章和段子,通過其控制的網絡平臺,主要矛頭直接指向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以及我們的干部隊伍。“污政府”,是他們常用的手法。特別是對老百姓關心的話題,則安排有專人從事定點抹黑。從“人造假雞蛋”到“打針西瓜”,從“房價”到“醫療”,從“土壤”到“空氣”無一例外遭到了有組織的虛假信息全面丑化和夸大扭曲。再就是編造一些虛假信息“唱衰你”。像這種《中國國情最新數據讓人震驚》,《中國不敢公開的大數據》、《中國即將崩潰》等文章比比皆是,這些造謠文章用虛假數據極近夸張扭曲之能,在微博微信和人人網這樣的學生網站以及各大論壇瘋狂傳播。另一種手法是“滅偶像”。例如:《新華網自爆雷鋒照片大多為補拍》、《“完美軍人”歐陽海是怎樣塑造出來的?》、《經不起推敲的邱少云》、《焦裕祿的事跡是兩個人拼湊起來的》……一個人、一個政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有人不停地、系統地指責、批評、唱衰,這是很能摧毀自信的一種文化心理戰。

其次,從國內形勢看,我不說全國“拍蠅打虎”所反映出的干部問題多么嚴重,就從我們所在的高等學校來看,按照“三嚴三實”的要求,我們的確還做得很不夠。

鳳凰網文化綜合欄目最近有一篇文章很火,題目是《川大教師周鼎酒后吐真言“自白書”怒批高校教育》。周鼎,是四川大學一位從事文化素質教育的公選課教師。周鼎是一個好老師,2014年,他曾獲川大第六屆本科教學優秀獎“二等獎”。他深受全校學生歡迎,選課人數差不多能把系統給搞崩潰掉。可是,就是這樣一名優秀的教師,在晉升職稱時卻落敗,原因在于沒有達到科研論文的硬指標。這種情況,在我國很多高校普遍存在,我校也不例外。問題是,我們作為大學管理干部是否都注意到了?如何改進?特別是,周鼎老師在微信“自白書”中所反映的的一些問題,對我們當前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工作應是敲響了警鐘。他說:“一門課的工作量如何計算?教務處說,我們按照課時來計算。那一刻,我真希望自己是一部復讀機。”他還說:“最牛逼的教師是擁有最多科研經費的人,而不是擁有最多學生聽眾的人。”又說:“為什么我們的大學教學質量每況愈下?因為一個老師的職稱只與他的科研成果有關。”如此等等,今天我們號召大家踐行“忠誠、干凈、擔當”的好干部,面對此情此景我們能坐得住嗎?

二、當前我校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三嚴三實”的現況如何?

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我想最要緊的還是應對本校干部隊伍“不嚴不實”的情況有一個深刻檢討。

(一)精神缺鈣,思想空虛。當前,我校干部隊伍以及黨員教師中的確存在信仰缺失的問題。比如,有的在課堂上常常是以批評和嘲諷馬克思主義為“時尚”;有的精神空虛,認為共產主義是虛無縹緲的幻想,信神信鬼;有的心為物役,信奉金錢至上、名利至上、享樂至上,行為沒有任何底線,等等。這種理想信念動搖、精神迷失的狀況,對于我們從事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高校領導干部和黨員教師而言尤其令人擔心。

(二)不顧大局,不講團結。王柯敏廳長說,我們有的高校領導班子黨政長期不團結,校領導分工如分家,各自為政,互不通氣,影響工作。這種情況在我校是否存在?請大家評判。最近,學校黨委根據學校章程研究下發了《湖南文理學院教學院黨政聯席會議制度》,我相信這對教學院黨政領導各負其責、團結共事是有益的,同時也提醒各教學院吸取反面教訓。

(三)無視法紀,膽大妄為。國有國法,校有校規,但無視法紀、有禁不止的違規情況在我校為什么總是時有發生?比如小金庫問題,違規報銷問題,虛開發票套取公用經費問題等,屢禁不止,原因在哪里?我看特權思想是罪魁禍首。這些人美其名曰是為廣大教職工謀利益,實際上就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小九九。請大家一定明白,我今天說這些的用意,規矩就是規矩,法紀紅線不能碰,決不能有僥幸思想。

(四)為官不為,不敢擔當。其表現形式主要有二:一是不愿“為”。典型心態是“無事嫌官小,有事嫌官大”。再說得通俗點,就是既想當領導,又不想管事。當了領導,在當下各種特權被畫上紅線之后,又感覺到還不如當個老師自在,得過且過,不作為或者慢作為。二是不敢“為”。一些黨員干部覺得“多干重責,少干輕責,不干無責”,奉行“只要不出事,寧愿不做事”。不敢“為”的心理基礎就是怕出事,怕擔當。

(五)作風不實,脫離群眾。表現形態主要有這樣幾個:一是習慣于開會發文。有些同志在某種程度上好像就是給黨委行政交差,做做給廣大師生看。二是高高在上,不深入群眾,不深入調查研究。比如本學期開始實施的“雙聯工作”,我以為這是一件很有創意的工作,也是檢驗我們“三嚴三實”作風的試金石。三是工作不落實。當前,校屬各單位的職責范圍很快就會明確下發,我希望各單位都應對照自己的職責范圍一一確定責任人,不能讓職責范圍寫在紙上、掛在墻上,就是落實不到行動上。比如,我多次強調教學質量問題應落實到每一門課程、要求老師上好每一堂課,但據反映我們有的學院不少老師是以在外兼職或辦班為主,校內的課不是經常調課就是停課,遲到早退也是常有的現象,上課就是放PPT,或者布置一項練習讓學生自己做,學生來不來、聽不聽根本不管。這種情況我們知不知道?管了沒有?

(六)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在人才培養和辦學質量方面,我們不少人都存在一個重數量、輕質量,重形式、輕內容,重外延、輕內涵的問題。歸根到底就是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表現。有些單位年度計劃“不接地氣”,唱高調、炒概念,人才培養和教學科研與為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脫節;還有的單位對引進高層人才著力不夠,也不愿意花精力扎扎實實做打基礎利長遠的工作,導致有些人花錢買論文、爭課題、跑項目,以及胡拼亂湊“成果”等學術浮躁現象也居然在我校出現。

(七)表里不一,做人不實。做人要表里如一,就是要講誠信。誠信是什么?即待人處事真誠、老實、講信譽,言必行、行必果,一言九鼎,一諾千金。我們知道,中國傳統道德觀極為重誠信,但我們的同志表里不一,做人不實的情況并不少見。陽奉陰違,口頭上說的是一套,實際干的是另一套;還有的看人辦事,見風使舵,熱衷于搞小圈子;有的奉行明哲保身,小算盤打的特別精,不考慮為發展創實績,等等。這些人,這些事,讓我們都群起而攻之,要讓他們自我感覺沒趣!

(八)心緒不正,為我所用。我們平常說:“三分戰略,七分執行。”顯然,執行力決定著黨委行政決策部署的貫徹落實。少數干部我行我素,個別人甚至心緒不正,合我意者執行,不合我意者便束之高閣。有時候,盡管是我和校長的意見,但在某些領導那里卻也要等一等,看一看,似乎某件事情他不認可就是搞不成,或者就是要緩一緩,看你怎么辦?結果,最重要的當然損失的是工作;同時,這對當事人而言又有什么好處?如果我們都用工作的標尺來衡量,這樣的事情多了,這些人的境界、趣味、為人等就會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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