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大半年老天爺一次又一次地對我進行打擊：帶走了好友何西來和劉揚忠，前日又帶走了好友童慶炳。

老童啊，半個月前我還為你的博士生進行畢業論文答辯，你同我談笑風生；答辯通過后，你還把贈給學生的字裝裱好，當場交到她們手里，以作永久紀念。我為你鼓掌，贊賞你對學生的一片真情。我看到學生眼里閃著淚花。

我與童慶炳教授從相識到相知，三十多年，彼此理解、信任、幫助，成為名副其實的摯友；但我們又完全是學者之間、文人之間的“君子之交”。我們珍惜的就是這種“君子之交”。

說我與童先生是“君子之交”，貨真價實。

一方面，它清淡如秋水———互相沒有請過喝酒吃飯，走動也不多，連對方的家門都認不清楚；偶爾因事造訪，一杯清茶，半日熱語，離不開學術；彼此互贈禮物，唯有各自的著作或新發的文章而已，道一聲“老童，你是專家，看看有什么不妥之處”或“老杜，你熟悉這個領域，挑挑毛病”。

但是另一方面，它卻純如赤金。童先生有什么學術會議或是新書發布、作品討論，總是邀請我參加，我也毫無顧忌直來直去陳說鄙見。前幾年，我們文學研究所理論室召開關于拙著《價值美學》的研討會，童先生專門準備了長篇發言，侃侃而談半個多小時，長處短處一一道明，真切中肯，使我深受感動。平時遇到什么學術上的問題，我們往往立即通過電話或“伊妹兒”毫無保留地交流，亮出的都是坦誠掏心窩子的想法，理解、贊賞，或者爭論、交鋒。有些觀點可以達成一致，從對方獲得學術知音；有些觀點不一致，各自堅持意見，再進一步思考、研究。總之一句話，全為學術，不摻雜學術外半點兒雜質。

我與童先生常常是在各種會議上或是學生畢業論文答辯時相見。前些年我還沒退休的時候，會上見面的機會多，相對直呼其姓，前面加一個“老”字：“老童！”“老杜！”十分親切。就在童先生去世前整整兩個月，即2015年4月14日，我倆應邀到清華大學參加第三屆“百盛—清華學報優秀論文獎”頒獎大會，同車一路。見他臉浮腫，我囑咐他保重身體。他說：“我們這把年紀了，總有那么一天。但是，我總想，死也要在講臺上，那是最好的去處。”對童先生來說，一輩子教書，講臺是神圣的。

那天我問他最近做些什么，他浮腫的臉上泛起笑容，興高采烈地向我報告他今年的“大豐收”：除編好了十卷“文集”馬上出版之外，還有四本書也要印行。我向他祝賀。他說：“后面的時間，我要搞創作。”我知道他出版過長篇小說和散文集，便問：“又要寫長篇？”他立即擺手：“不不，這次搞的是‘穿越’性的兒童文學，也可以拍成電視。我的設想是：一個現在的孩子，‘穿越’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做齊白石的徒弟，成為國畫高手，發生了各種有趣的故事……為此，我專門研究了齊白石，還寫了一篇長長的學術論文發表。”我剛想問他關于齊白石的論文發表在哪里，但卻插不上嘴，他興致勃勃地繼續說自己的話題：“你看，英國的《哈利·波特》紅遍全球，每年光從中國就拿走兩個億，為什么我們中國人自己不可以做……”童先生說這話的時候，天真得像個孩子。直至車到了清華大學主樓，他還沉浸在自己的設想之中。

這 幾年與童先生見面最多的，是在學生答辯的時候。連續數年，童先生的一二十位博士生畢業，我總是答辯委員會的“常委”，而且都受命當答辯委員會主席。他對學生的畢業論文要求非常嚴格。大前年，童先生一共有三位學生參加答辯，也是我主持。評委們對其中一位同學的論文提了一些不同意見。我表示，論文答辯可以通過，但論文必須認真做一次修改。童先生作為導師說話了：“我建議你們這次不要通過，讓他一年后再來答辯。”在童先生的堅持下，這位學生一年后再次走上答辯席，最終，獲得了優秀論文的答辯結果。

今年初夏，離學生答辯還有一個月，童先生就早早托人給我打電話，約定學生答辯時間。我欣然答應。

5月30日下午我們如期相見。看見他面色紅潤，精神矍鑠，我很高興，直夸他“身體恢復得真好”。

他得心臟病搶救過來之后這兩年，我們見面時，總覺得他臉有些浮腫，精力也不濟。兩個月前那次清華開會，雖然他興致勃勃“痛說”愿景，但他的臉明顯浮腫得厲害，心中暗暗為他的身體擔心。然而5月30日這次學生答辯，忽然見他似乎恢復了幾年前沒病時的老樣子，臉不腫了，說話語速快了許多，腿腳好像也有力氣了。晚飯時，他話很多，講了許多有趣的事。語速雖不是那么快，但也算得上滔滔不絕。直到晚上八點，才散席。他拉著我的手一起出飯店，并且親自送我上了出租車。臨別前，他說：“明年還有兩個學生畢業———是最后的博士生了，其中一個小伙子是你們山東老鄉，素質好，潛力大。明年你一定要來給他答辯啊！”我說：“沒有問題。”他向我招了招手：“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言之鑿鑿，情之切切。話猶在耳，他人卻沒了。

誰能想到，這次相會竟成永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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