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成擺設 大學生假期打工遭遇工資克扣維權難
假期打工是很多大學生的選擇。打工期間，社會環境、企業態度對他們之后步入社會影響深遠。遺憾的是，我們經常會聽到大學生打工遭遇種種不公正待遇。問題究竟出在哪里、有多嚴重？
大學生李長振一直懷疑“被人合伙欺騙了”。
今年暑期，江蘇南京某高校學生李長振和3名大學生被中介公司介紹到南京娃哈哈飲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京娃哈哈”）打工，按照合同，他們原本可以拿到3000多元薪酬，但企業最終以他們的身份是大學生為由，按實習對待，僅發給他們1000多元生活補貼。
多次奔波維權沒能拿回剩余工資，李長振很苦惱：“為什么大學生打工維權這么難？難道我們不算勞動者？”>>詳細

南京幾位大學生利用暑假時間，在當地娃哈哈飲料有限公司打工遭遇侵權，經過多方維權至今未果。中國青年報記者經過調查，發現在校大學生打工被侵權現象并不是個案。黑中介行騙、企業克扣工資是大學生打工遇到的常見問題。一些大學生在遭遇侵權事件后出于各種顧慮不愿維權。在大學生打工遭侵權后，一些地方的勞動監察部門也存在監管不力的嫌疑。
大學生利用課余時間打工，并非校園新現象。從上世紀90年代左右高等教育收費制度改革開始，從前“由國家養著”的大學生的現實經濟需求就強烈起來。并且，多數在校大學生已成年，有能力通過兼職獲取報酬。但是，這么多年下來，社會對大學生打工并未形成正確意識。企業一面利用學生兼職促進生產，一面在用人方式上戴“有色眼鏡”，百般克扣待遇，不愿簽訂合同；校方保障學生權益作為不大；一些家長則認為，“打工”是子女為了體驗社會，沒有視之為嚴肅的勞動關系。
隨著高等教育國際交流越來越頻繁，發達國家大學生的“打工文化”頻繁出現在媒體報道中。他們規范的管理機制與成熟的運作模式，為國內教育工作者所關注，也讓有經濟需求的大學生感到欽羨。打工不意味著“缺錢”，是為了更好地生活與學習。除了補貼學費、生活費，一些學生即使出身家境尚好，并無學費之憂，也希望通過打工換得旅行費用、購買新款數碼產品等。在引入發達國家大學生“打工文化”的時候，不能遺漏這樣的客觀事實：大學生打工有其身份、能力與訴求的特殊性，必須提供特殊的規則保障。
諸如“大學生打工受不受勞動法保護”的問題，正暴露了大學生打工有需求無規則的現實。除了出臺相關司法解釋，維護大學生合法權益，把大學生打工明確納入勞動法框架內，司法部門和教育部門也應該聯手考慮下一個問題：怎么制定更細化的規則保護打工大學生。在看到發達國家大學生打工有機融入教育體系的好處時，我們也應該避免學生打工與教育的脫節，誤認為學生打工就是“為賺錢而賺錢”。更好的打工就是更好的教育，給學生上課，教育工作者主張因材施教，管理學生打工，也不能籠統地把它與社會人員務工放進同一概念里。
國內大學生打工領域集中于服務行業、加工制造業，也有一些在教育培訓行業，其中前兩者的報酬處于較低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經濟特征注定影響了大學生“打工文化”有所不同。相關報道也指出，哪怕一些連鎖快餐店與學生簽訂了正規勞動合同，能夠提供的薪酬也極低。開辟大學生打工的新領域，讓學生能夠“學有所長”獲得更理想的報酬，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努力。盡管在校生還沒有拿到一張文憑，但是他們學習期間能夠創造的社會價值，是完全可以轉化為可觀的經濟效益的。
學生兼職與學習的矛盾，也需要相應規則的約束。拿“打工文化”盛行的美國來說，學生打工的限制雖小，但對于學生打工的時間，政府則有明確的規定，即學生在學期時打工每周不能超過20小時，在假期時打工每周不能超過40小時。反觀國內，大學生課外兼職的時長、強度，并沒有專門的機構來監督，往往學校方面處在一個不知情、不干涉的狀態，而勞動監管部門對學生兼職也沒有著力監控。這既可能導致一些學生因打工荒廢學業，也成為學生人身安全的一大隱患。
要讓大學生享受健康的“打工文化”，就必須改變現今大學生打工的“散養”狀態。沒有規則就沒有發展，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事物，就不可能真的出現在現實生活中。對打工大學生的權益，就要有專門的法規來保障，能夠體現出大學生務工者的特殊性；對學生打工的行為，也應當相應的引導與約束——讓打工成為大學生快樂的生活方式之一，讓打工與學習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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