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章程制定過程中會遇到不少熱點與難點問題，如學校與舉辦者的關系、黨委和行政的關系、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關系以及學術組織內部的關系（學術治理結構）等等。如何處理這些關系，是大學章程起草過程中必須要回答的問題。
大學章程和系統哲學
大學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涉及對內對外很多關系，也包含許多子系統，有很多利益相關者。同樣，大學章程也是一個系統。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大學章程雖然是大學的“憲法”，但同時也是“下位法”，不能違反任何“上位法”。有鑒于此，在章程制定中我們把工作重點之一放到“上位法”及其對應主體（即子系統）的關系處理上，力求妥善處理好各子系統之間的關系，實現整體最優。
在工作中，我們選擇系統哲學來指導大學章程的起草，處理各種復雜關系。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系統哲學認為世界是系統的，系統等于子系統及其相互關系之和，并且系統哲學還為此提出了最重要的價值觀和方法論，即通過科學合理組合各子系統，產生“涌現”效應，實現“整體大于部分之和”（俗稱“1+1>2”）的效果。例如金剛石、碳納米管、石墨烯、足球烯和石墨幾種物質都由碳原子組成，但由于碳原子之間的相互關系不同，組合結構不同，結果他們的性能截然不同（石墨烯、足球烯還是諾貝爾獎獲獎項目）。這也啟示我們，可以通過設計各種關系，完善治理結構，起草好大學章程。
系統哲學在處理各種關系時有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針對“矛盾”關系，系統哲學強調把“對立”和“統一”綜合起來考慮。因子系統組合可產生“涌現”價值，系統哲學特別強調多元共生，合作共贏，特別是要摒棄零和博弈思維。以此為指導，天津大學在章程起草中把“堅持民主集中制，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共同治理”作為學校治理結構的核心思路，在學校層面堅持和完善黨委領導、校長負責、教授治學、民主管理“四位一體、相互協調制約”的治理結構。限于篇幅關系，以下重點探討黨委和行政的關系、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關系、學術組織之間的關系。
黨委和行政的關系
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是黨對高校領導的根本制度，是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政治保障。堅持和完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必須處理好黨委和行政的關系，黨委既要統一領導學校工作，又要支持校長獨立負責地行使職權。
處理好黨委和行政的關系，必須正確把握黨委領導和校長負責的辯證統一關系。結合歐陽淞、李延保等人的觀點，我們認為一方面必須堅持黨委對學校工作的統一領導，充分發揮黨委的領導核心作用。黨委領導主要體現在把握學校發展方向的領導權，對“三重一大”問題的決策權和對重大決議執行情況的監督權；另一方面必須明確校長是學校的法定代表人，全面負責學校的教學、科學研究和其它行政管理工作，黨委必須支持校長獨立負責地行使職權。一般來說，凡涉及行政工作方面的“三重一大”問題（下同），原則上可由校長組織擬訂方案或計劃，交常(黨)委會集體討論決定，再由校長辦公會制定實施方案或由校長組織實施，同時接受黨委的監督。總之，要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協調又相互制約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其中，必須指出，校長既要參與常委會重大決策，又要行使執行權。
有鑒于此，《天津大學章程（草稿）》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天津大學委員會統一領導學校工作，支持校長獨立負責地行使職權，學校逐步完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協調、相互制約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
需要說明的是，“執行權”不同于“執行”，前者是一種權力，后者是一種責任和義務。換句話說，常委會重在決定“做什么”，校長辦公會重在決定“怎么做”。或者說，常委會主要負責“宏觀決策”，校長辦公會主要負責“中觀決策”，而“微觀決策”應由校領導個人負責。
另外，按照系統哲學，既要防止子系統孤立運行，又要防止合二為一。在實際工作中，既要防止黨委和行政系統涇渭分明，甚至井水不犯河水，又要防止把二者混為一談，因二者議事規則不同。如《天津大學章程（草稿）》中明確規定，常委會應按照“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對三重一大問題進行決策；而校長辦公會，應按照“集體研究、校長決定”的原則處理學校重要行政事務。
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關系
作為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我們必須堅持教授治學，強化學術權力，防止學術問題行政化，同時我們也必須防止行政系統和學術系統兩個子系統絕對孤立運行。按照系統哲學，當兩個子系統孤立運行時，整個大系統就不能產生“涌現”效應，難以實現整體最優。
放眼世界，歐美著名大學一般校長任評議會等學術組織主席或重要成員。如耶魯大學章程規定，教務長（校長）是所有委員會和其他有關教育政策或教員聘任晉升機構的當然委員；密歇根大學章程規定，校長永遠是評議會和大學各治理團體成員。
在實際工作中，面對“2011計劃”、“985工程”、“211工程”、學科建設等重大問題，也不能完全依賴學術或行政系統單獨進行決策，需要二者相互制衡、相互合作。
因此，我們認為大學校長應該參加學術委員會，如果校長不參與學術委員會，而又要“校長負責”，也不符合責、權、利對等的基本原則。
基于以上考慮，《天津大學章程（草稿）》規定，學校堅持教授治學，尊重學術權力，倡導學術自由，不斷完善學術治理結構；學術委員會委員由選舉產生，委員應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校長是當然委員；學術委員會人員組成原則、議事規則由常委會確定；學校在討論決定全局性重大發展規劃、教學和科研重大項目預決算、合作辦學等重大問題上，必須聽取學術委員會的咨詢意見。
學術組織之間的關系
目前，我國高校一般設有學術委員會、教學指導委員會、學位評定委員會、專業技術職務評聘委員會等組織或者機構。在多數高校中，這些組織相互之間沒有直接聯系。按照系統哲學，無法產生涌現效應，難以保障學術系統整體最優。為強化教授治學，彰顯學術權力，急需完善學術治理結構，理順各個學術組織之間的關系。
目前，最需要糾正的是教學不屬于學術范疇的流行性錯誤，從而為解決“重科研輕教學”這一通病奠定思想基礎。我們認為，教學是學術的重要內容，教學組織或者機構也是學術組織。首先，從學術起源來看。公元前387年，柏拉圖在雅典創辦了一所學校，取名academy（學園）。其次，從美國經驗看，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美國卡內基基金會主席厄內斯特·博耶首次提出了“教學學術”的概念。如他所言：“學術不僅意味著探究知識、整合知識和應用知識，而且意味著傳播知識，我們把傳播知識的學術稱之為教學的學術。”并由此在美國掀起一場教學學術運動。最后，從我國法律規定來看，《高等教育法》第42條規定：高等學校設立學術委員會，審議學科、專業的設置，教學、科學研究計劃方案，評定教學、科學研究成果等有關學術事項。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法明確教學屬于學術事項。
關于學術組織之間的關系，我們認為學術委員會可以作為學術事務最高治理機構，其主要職責是“管方向、管原則、管標準”；學術委員會可以統領其他學術組織開展工作，也可下設學位評定委員會、教學指導委員會、專業技術職務評聘委員會等學術組織，這些學術組織的人員組成原則、章程和議事規則由學術委員會確定，但具體工作學術委員會不應干預。這樣，既可保障各學術組織充分發揮作用，又可形成全校“一盤棋”的局面，從而進一步完善學術治理結構。（田達仁 作者單位：天津大學）
《中國教育報》2013年11月4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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