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類公選課的教學原則之管見
陳國恩
摘 要：向非中文專業學生開設文學類公選課，目的是引導學生通過審美實踐，提高其綜合文化素質。正確的方法，不是把中文專業的相關課程簡縮了來應付了事，而是根據非中文專業學生的需求來確定教學原則。具體說，面向非中文專業學生開設的文學類公選課不是降低課程的難度，而是要調整講授的角度；要以問題為導向，展現文學欣賞和審美批評的思維過程；講解中要超越專業界限，努力貼近學生的日常人生經驗。這些都是為了適應非中文專業學生的特點，提高其學習興趣和效率。
關鍵詞：文學類公選課；非中文專業學生；教學原則和方法
作為加強大學生綜合文化素質的一項措施，現在高校普遍開設了數量可觀的公選課。我承擔的一門公選課是《文學欣賞與批評》，面向非中文專業的學生開設，迄今已經講了多輪。期間碰到過一些問題，產生了一些想法，現在提出來，意在拋磚引玉。
非中文專業學生，即理工科和社會科學專業的學生，其特點一般是長于邏輯思維，而在形象思維和審美能力方面相對有些欠缺，開設文學類的公選課就是為了提升其審美能力和人文素養。一般的理解中，這種補缺性的公選課，無非是把面向中文專業學生開設的文學類專業課內容精簡和縮減，降低標準，以遷就這些非中文專業學生的水平。但我在實踐中強烈地感到這樣的指導思想不正確，按這樣的指導思想來安排課程內容，確定講授方式，肯定難以滿足學生的要求。主要原因，是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按中文專業學生的標準來看待非中文專業的學生，僅從文學修養這一方面來比較，想當然地認為他們的水平不如中文專業的學生，而沒有認識到非中文專業學生的綜合能力在其他方面完全可能超出中文專業的學生，他們來選修文學類的課程，其實并非要達到中文專業學生學習文學類專業課的目的。他們有自己的期待和需求，比如要體驗一下文學的審美過程，未必想深入堂奧，成為一個批評家。又比如要了解一些文學批評的基本知識，尤其是經歷一番“批評”的過程，看專家如何從一部作品中闡釋出他們不曾想到的意義或價值，享受這一過程的創造性樂趣。如果以這樣的眼光來看待非中文專業學生對文學類公選課的要求或期待，我們就會對文學類公選課的功能和講法有一個嶄新的認識。
非中文專業學生對文學類公選課有他們自己的追求和期待，這要求我們在確定這類公選課的內容和講授方式時必須有一些特別的考慮。這些考慮，我認為可以概括為下述三條原則。
一、不是降低難度，而是調整角度
考進重點大學的非中文專業學生的綜合能力是很強的。他們都是中學時代的佼佼者，有不少人語文好，文學方面的修養也不低。他們進高校后選修文學類的公選課，或是出于個人的興趣，或是要彌補一下中學偏課所帶來的遺憾，憑他們的學習能力和綜合素養，接受文學的審美熏陶和基于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結合的文學批評，并非難事。因此，想當然地認為他們的接受能力低，通過降低文學類公選課的難度來適應想象中的水平不高的這些學生，顯然難以收到好的效果。我在開設這門課的初期碰到過一件事：當我從“有意味的形式”來闡釋文學經典的美，如徐志摩的《再別康橋》、戴望舒的《雨巷》、卞之琳的《斷章》等時，有一個學生遞給了我一張紙條，說老師你這樣講，似乎在重復我們中學語文課的內容，她希望聽到一些新的東西。我理解，所謂的新東西是：（1）講授中使用的文學作品要超越中學語文課本的范圍，有他們所不曾接觸過的優秀作品入圍；（2）講解要有新意，能為他們提供新的感受和新的思考。這兩點，我認為其實就是一個調整角度的問題。
所謂調整角度，是指要與中文專業基礎課的講授方式區別開來，按照非中文專業學生的興趣和期待選擇新的切入點，向他們呈現文學經典的美和意義。我在這門選修課的“文學欣賞”部分，選擇了這樣一些“角度”：（1）“有意味的形式”，主要聯系詩歌、散文及小說的經典文本，剖析文學形式、風格、語言、節奏及其審美的意義。（2）“思想啟迪人心”，通過學術史上對一些重要文學現象評價的變化，思考文學以外的一些問題，如社會思想發展變化的問題和人性的問題。（3）“觸摸作家心靈”，主要是從文本透視作家的心靈，感受作家豐富、復雜乃至分裂的心靈所經歷的痛苦，從中體驗偉大而崇高的感情，引導學生去了解世界、了解人類、了解自我。（4）“精神流浪之途”，讓學生沿著經典文本的美所暗示的方向展開想象，體驗藝術欣賞中的心靈自由的狀態。在這樣的審美自由狀態中，一切皆有可能，你欣賞的其實就是欣賞者自我的智慧、信仰，心靈的律動。這些“角度”，都是從主體審美活動與文本的審美特點互動過程中提取出來，有助于引導學生進入審美的具體過程，讓其體驗美的文本所具有的魅力。這不是把課程的難度降低了，而是轉而按照非中文專業學生更愿意關注和更愿意接受的方式來組織課堂教學的內容，把那些適合于這些學生的內容分解到一些相互具有邏輯聯系的專題中去，按照這些專題本身所包含的新的理解方式來展示文本的意義，使學生領悟到審美創造的樂趣。
二、以問題為導向，展現思維過程
非中文專業的學生選修文學類公選課，目的不是全面掌握文學史知識，而只是一種“業余”的關注。因此在確定講授重點時不必局限于中文專業某一基礎課的范圍，不必追求專業知識的系統性，完全可以橫跨多學科，圍繞審美和批評的焦點自由地組織講授的內容。比如可以引入古今中外文學史上的經典名作，使教學過程充滿生氣和活力。同時，這又意味著可以以問題為中心來設計不同的教學單元，各單元所依托的核心問題之間保持某種內在的邏輯關聯，組合起來就可以向學生展現思考問題的不同環節。這樣的思考過程，是超越學科界限的，是貼近人生與社會的，可以向非中文專業的學生提供思考社會人生問題的某種方法，從而給他們一些有益的啟示。
前述“文學欣賞”的部分，我依據欣賞過程中的一些環節設計若干專題，便是參照了“以問題為導向，展現思維過程”這樣的思路。而在“文學批評”的部分，這一思路貫徹得更為自覺。很明顯，非中文專業的學生一般不是為了從事文學批評才來選修這門課，他們的目的大致是想一探批評的奧秘，看看老師如何從文學名著中闡釋出有意義的“意義”，感受一下這一過程的思維形式。因此，我在“文學批評”的部分也設計了幾個專題：
（1）“從問題開始”。這是結合我自己的科研實踐，向學生展示文學批評如何以問題意識為導向，把審美感受轉化為你所理解的意義，再對照學術史上對同一對象的不同理解，確立起你自己的基本觀點。比如丁玲的《在醫院中》，在丁玲受到不公正批判時，有人把這篇小說讀解成丁玲個人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大暴露的標本。粉碎“四人幫”后，嚴家炎先生借著思想解放的東風，以審美分析為基礎，提出小說中的陸萍講衛生、對傷病員充滿同情，代表了先進的文化，斷言陸萍與解放區環境的沖突是先進文化與落后文化的沖突，從而肯定了丁玲的創作。這是把一篇小說與時代的變遷聯系起來，討論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即由于一種新的價值觀念和考慮問題的方法被時代所認可，對同一篇小說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斷，提出了新的見解。
對一些重要文學現象的研究同樣如此。比如，關于五四文學傳統的研究已相當深入，任何進一步的研究都必須參照兩個坐標，一是學術史的背景，二是現實的條件。從學術史背景看，五四其實有兩個傳統，一是反帝愛國的政治運動，二是反封建的思想啟蒙。對五四傳統的理解，長期來就在這兩個點上轉來轉去，反映了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和不同政治力量的現實訴求。即使同一個人，如毛澤東，他對五四的評價在不同時期也是有所側重的，反映的是他基于對中國革命的理解而采取的不同政治策略。今天研究五四傳統，就不能離開學術史上對這一問題的認知。那么，當下情勢對五四傳統的理解又有何影響呢？由于改革的深入，當下有一些學者對激進主義思潮提出了批評，有人進而質疑五四，認為中國后來社會文化發展中的問題都與五四的激進主義有關，他們要回過頭來大力弘揚傳統文化。其實，弘揚傳統文化是對的，但把五四小傳統與中國文化大傳統完全對立起來顯然缺乏科學的依據。這其中涉及復雜的理論問題和現實關系。但可以明確的是，五四新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變革，它在承接傳統文化的同時又把傳統文化引向了現代化方向。面對學術史上的爭論和當下對這個問題的不同觀點，我們再反思五四傳統就有一個從什么立場出發的問題。我們不應該從傳統文化的立場上來質疑五四，否則就是倒退。也不應該從海外新儒家的立場上來質疑五四，因為海外新儒家感受到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在后現代的西方社會所具備的彌合社會矛盾、營造和諧關系的功能，而五四先驅則是痛切地感受到了傳統文化面對內憂外患時的無能為力，它對個性的壓抑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反思五四，就是要從歷史經驗與現實需要的結合上來推進，要有助于實現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性繼承和創造性轉化。這樣思考問題，是在與學術史的對話中進行的，又包含了對現實問題的回應。我通過這樣的例子，引導學生養成一種在與學術史對話和關注現實重大問題兩相結合中來思考的習慣，強化問題意識。這種習慣的養成，其意義顯然超越了文學研究的范圍，對學生今后從事自己的專業研究乃至思考社會人生問題也是有幫助的（陳國恩：《反思五四必須堅持現代性的根本立場》，《孝感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
（2）“尋找新角度”。從與學術史對話和關注現實的雙重過程中發現真問題，其實也是一個不斷尋找新角度的過程。我同樣是結合自己的科研實踐，向學生展示這一過程的。比如，眾所周知，關于沈從文的研究已經相當深入，再來研究沈從文該如何著手？我引導學生超越已有的沈從文研究成果，思考沈從文的獨特風格與道家藝術精神的關系。這是因為沈從文的田園牧歌的風格已為大家所熟知，再從風格這個角度深入下去難有重要的新發現，因此需要轉變思路，尋找新的切入點。沈從文的田園牧歌風格與道家的人生信仰及處世態度聯系十分緊密，這就是一個新的切入點。說它新，是因為從學術史看，這個問題還沒有受到學界的重視。從對象的存在屬性出發，通過與學術史的對話，發現這樣的具有學術含量且對于推進沈從文研究又十分重要的新命題，既是研究工作的一個重要進展，又是進一步推進研究、最終寫出有分量學術論文的非常關鍵的條件。我通過這樣的方式向學生展示問題意識在文學批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以及問題意識的具體落實途徑，對于啟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應該是有很大幫助的（陳國恩：《沈從文的湘西小說與道家藝術精神》（《學習與探索》2002年第4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2002年12期轉載）。
再如長篇小說《狼圖騰》，它出版后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今天如何看待這種爭論和這部小說的意義，要取決于你從何種角度來讀這部小說，是從生態和諧的角度還是從叢林法則的角度提出問題。從這兩個角度出發，得出的結論完全不同，甚至是針鋒相對的。能不能找到一個新的角度來闡釋這部小說的意義，比如能不能思考《狼圖騰》與中國形象的關系問題？能。《狼圖騰》向世界展現的中國形象，實際具有三方面的意義：一是在生態問題上它的思考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向人們展示了一個站在人類文明發展前沿的現代“中國”形象。二是它倡導反抗和斗爭的精神，從中國近代飽受西方列強侵略的歷史背景上來反思民族性缺陷，因而占據了談論狼性的道德高地，雖然這會向世界展現它難以抹去歷史創傷記憶的一面。三是對《狼圖騰》的批評或出于藏拙的策略考慮，或出于中國目前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所應承擔的責任，但問題是中國還不是一個能夠主導世界的強國，片面地順應西方的價值觀并不能減少或避免與西方的沖突。對這種和平主義的善良愿望，我認為《狼圖騰》反倒有一點提醒的意義。這樣來理解《狼圖騰》，實際既回應了關于這部小說的爭論，更重要的是你站在新的思想高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樣的看法至少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陳國恩：《<狼圖騰>與中國形象問題》，《天津社會科學》2012年第2期）。
（3）“頂層設計”。當問題逐漸明晰起來后，被把握到的問題本身便會以其自身的邏輯引導思考者去探索表達的總體結構，而其真正的指向是使研究對象的意義更深刻、更完善、更清晰地呈現出來。因此，在實際研究中，頂層設計往往是研究者經歷了內容和形式相生相克的過程、最后達到其能力和學識所能保證的高度。比如研究中國現代浪漫主義文學思潮，鑒于眾說紛紜的狀況，首先需要有一種關于浪漫主義的定義來把依據現有理論難以統一起來的現象統一起來，使之呈現為一種延續時間更長而又能找到歷史依據證明其存在的文學思潮。這個定義可以從先驅者的探索中得到啟示，并加以發揮。比如可以認為現代浪漫主義文學思潮是人類追求自由解放的歷史達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的發生要歸功于啟蒙主義思潮的推動，但同時又要超越啟蒙主義的思想自由的水平，達到情感解放的高度。以這樣的關于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觀點來考察中國現代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就可以劃分出它的萌芽階段、成熟階段、衰落階段、轉型階段、發展階段和消亡階段。接下來的工作，就是探討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發展歷程中每一階段中的具體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具體問題的探討，又要經歷一次頂層設計。比如，探討中國現代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轉型，就會涉及轉型的背景、轉型的過程、轉型的機制、轉型的成果及存在的問題等。進行這樣的頂層設計，只能是遵循問題本身的內在邏輯來展開，而又要把相關的思考與文學史自身統一起來，既是一個思維的邏輯自恰的過程，又是一個歷史求證的過程。如果邏輯與歷史不相協調，就要修改現有的觀點，或者去發掘新的材料，對歷史材料進行新的解釋。對歷史做出新的解釋是完全可能的，并且往往是學術研究取得突破的一條重要途徑（陳國恩：《浪漫主義與20世紀中國文學》，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文學批評的課題還有“批評的方法”、“語言的表達”等內容。在選修課中探討這些問題，目的不是要求非中文專業的學生真正進入文學批評的領域，而是希望他們通過這樣的過程，感受到怎樣從常見的現象入手提出問題，從而來分析它，解決它，使他們經歷一番思維形式的操練，從而有可能舉一反三，去面對和解決他們以后工作和人生中會面臨的挑戰。
三、超越專業界限，貼近日常人生
向非中文專業的學生講解這些文學研究中的專題性成果，學生能不能接受，或者說有沒有興趣呢？有，而且我在實踐中強烈地感受到這樣做的效果很好。這里的關鍵，是如何選擇講授的內容。太專業的內容，非中文專業的學生缺乏興趣，或者不容易接受，會影響教學的效果。我的體會是，選擇的標準應該是在校大學生一般都比較關注甚至喜歡。要一般大學生都比較關注或者喜歡，那就只能是一些帶有普遍性的文化問題，或者是擁有廣大讀者、在大學生中很有影響力的作家和作品。前述五四文化傳統，屬于在校大學生都會關心的文化問題，因為五四所確立的價值觀念，對于今天的大學生理解中國文化傳統和中西文化的關系、確定自己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仍然具有重要的參照意義。換言之，這一問題已經跨越了專業的界限，被絕大多數的大學生所共同關注。只要具備一定的文化修養而又關心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和未來命運的人，都不會漠視五四的意義，所以提出從什么立場來反思五四傳統這樣一個既有學術價值又有現實意義的問題，對他們會有吸引力。
前述沈從文的湘西題材小說與道家藝術精神的關系，之所以對非中文專業的大學生也有吸引力，是因為沈從文在大學生中影響很大。許多學生，不分文理專業，都欣賞沈從文小說浪漫抒情的田園牧歌風格，欣賞他的小說對人性美、人情美、風俗美的如詩如畫的描寫，欣賞他小說語言的那種詩性意味。雖然這一論題中的道家藝術精神專業性很強，但道家的觀念其實早就滲透到了普通中國人的潛意識中。只要是在中國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他或多或少都會在其文化意識中帶點道家的因素，一旦條件適宜，就會反映到意識層面，對其思想和行動產生重要影響。所以，授課時只要把握住沈從文小說對一般大學生具有吸引力的審美方面，把握住他小說風格中的道家藝術精神在日常人生中的表現形式及其意義，在分析時想方設法地靠近這些學生的個人日常經驗，借助通俗生動的語言把這些美的意味和思想的精粹傳達給學生，要喚起他們的共鳴并非難事。學生，哪怕是理工科的學生，都是能夠理解并有興趣進一步思考的。通過這樣的思考，他們可以把個人的審美實踐和人生經驗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向非中文專業大學生開設文學類公選課，是提高學生審美能力和綜合文化素養的一項重要措施。不過這一舉措如何落實得好，在實踐中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不僅使學生喜歡聽，而且讓學生聽后受益，既豐富他們的精神生活，又提高他們的社會實踐能力，這顯然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索和思考的課題。我的上述想法，僅是一得之見，而之所以在設計中側重于依憑我個人的科研成果來講授，主要是考慮到這樣講起來比較生動，也更具體，學生容易受到感染和啟發。
[本文為湖北省和武漢大學教研項目“文學類公選課體驗式教學法研究及實踐”的階段性成果]
（上接第72頁）由上述分析可見，當愛瑪遇上查理，因彼此大異其趣而似乎是一個錯誤，并由此而必然導致一場悲劇，但只要他們不堅執于己端而積極思考并努力實施相互融合之道，應當完全有可能獲得愛情及婚姻的幸福。若推而廣之，在人際交往過程當中，每個人都完全有可能遭遇與自己不那么志趣相投的同伴，不理不睬抑或針鋒相對很有可能兩敗俱傷；反之，求同存異、取長補短卻能相反而相成，收獲意想不到的幸福。于是，當愛瑪遇上查理，可能因其相異而更富情趣，也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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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歷史主義視域下文學經典的影視改編研究”（AHSK11- 12136）的成果]
（本文原載于《中國大學教學》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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