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出臺“科技九條”，鼓勵科技人員、高校師生創業創新——

擊破創業障礙容易嗎？

創業不再偷偷摸摸

第一條就是支持教師科技創業，“科技九條”條條直指創業障礙

44歲的黃明有兩張名片，一張是南京某公司的董事長，另一張是南京農業大學食品學院的教授。他在承擔相關專業研究生教學任務的同時，還在肉品質量控制領域主持了多項國家和省級的重點科研項目，是江蘇省優秀青年骨干教師培養對象。

“國內的食品企業，特別是與我專業相關的肉制品生產企業，普遍存在設備、工藝落后和質量安全得不到有效控制等問題，隱藏著食品安全的諸多隱患。”黃明說，“而我們這些科研一線的人員，手中掌握著最先進的技術，卻很難直接用于生產實踐，無法直接造福老百姓。因此，我特別想通過創業，讓手中的科技成果解決威脅食品質量安全的問題。”

2010年，黃明邁出了創業的第一步。“不過，我們是偷偷摸摸的。”他不敢以本人的名義進行工商注冊，而是收購了一家瀕臨破產的食品企業進行改造，專為其他企業從實驗室走到生產線提供中試優化。“生意不錯，才兩年時間就開始盈利了。”黃明說。

黃明的舉動引起頗多爭議。“很多人不理解，認為高校老師創業是鉆到錢眼里了，也有人質疑我打著學校項目的幌子干私活。”黃明坦言，那個時候壓力特別大，“因為不知道學校到底什么態度。”

2012年，黃明公司的廠房遭遇拆遷。“繼續干下去嗎？”他不停地問自己。當年年初，南京市出臺了被稱為“科技九條”的政策，其主要精神是鼓勵高校老師能夠在保留教師身份的前提下創業，讓黃明堅定了信心。如今，在南京市溧水區白馬創業特別社區，一座占地5000平方米的廠房拔地而起，那里不僅有實驗室、中試線，也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生產線，以及配套的培訓基地等。“我們不僅要給老百姓生產安全可靠美味的肉制品，也要提高全行業的標準。”黃明說。

南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像黃明這樣的人還有很多，他們有技術、想創業，但因為學校和社會的不理解，很多人望而卻步，往往將含金量十足的實驗結果和技術束之高閣。數據顯示，南京有50多所各類高校、600多家省級以上各類科研機構、70多萬科技人員、80多萬在校大學生、81位兩院院士……但也有一組尷尬的數字——科技創新轉化效能低，高校院所的職務發明專利70%左右長期“沉睡”，應用科技成果的就地轉化率只有40.9%。

“別看‘科技九條’短，條條都說到了我們高校創業者的心坎上。”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蔡寶昌說，第一條就支持教師創業——“允許和鼓勵在寧高校、科研院所和國有事業、企業單位科技人員（包括擔任行政領導職務的科技人員）離崗創業，3年內保留其原有身份和職稱，檔案工資正常晉升。”

2008年就開始創辦中醫藥企業的蔡寶昌覺得吃了一顆定心丸，他說，“科技九條”條條直抵核心：對職務發明成果的收益分配，“科技九條”要求“按至少60%、最多95%的比例劃歸參與研發的科技人員及其團隊擁有”；對知識產權折算技術股份的比例，“可按至少50%、最多70%的比例折算”；對于收入分配問題，政策規定，“允許和鼓勵在寧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員（包括擔任行政領導職務的科技人員）在完成本單位布置的各項工作任務前提下在職創業，其收入歸個人所有”……

南京市科委副主任黃榕介紹，這項改革，主要從打消科技創業者身份之慮、提高科技人員與科研成果市場價值、解決科技創業企業初創期難題三方面，幫助解決后顧之憂。

“九條”引來千百條創業細則

兩年多時間，465名高校教師、7435名青年學生得到政策扶持

政策一出，得到了南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響應。南京目前已有10多所高校相繼出臺更具操作性的細則，為創業教師收益分配“正名加碼”。

金陵科技學院在南京高校中首家出臺“科技九條”實施細則。東南大學推出了《關于進一步推進東南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的若干實施意見》的政策以及配套附件，不僅明確鼓勵和肯定教師創業，還將創業教師及其團隊的收益分配首次調高了四成。南京工業大學出臺了鼓勵教師創業創新的19條新政。還有南京理工大學、南京農業大學等高校也“因地制宜”出臺了呼應“科技九條”的政策體系。

“科技九條”的落實激發了在職教師、科研人員和在校學生的創業激情。在位于南京市白下區瑞金科技創業創新街區內，有一個被稱為“科技九條”的示范基地，專門供走出校門創業的教授們“安營扎寨”。

5樓的南京神源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發制造仿生生物，其總經理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仿生結構與材料防護研究所所長。公司已經研制完成仿生壁虎，目前正在做仿生機器人。6樓1500平方米的辦公室全被南京芯傳匯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包下了。這家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三位老師創業的公司，研發的井下精準人員定位系統成功闖出了市場。

短短兩年多時間，全市有16所在寧高校結合“科技九條”制定出臺或修改完善了學校相關的政策內容，已有465名在寧高校教師在南京創業注冊資本金約5億元，其中，220人擁有海外留學經歷，343人具有博士學位。全市已認定市級大學生創業園（基地）41家，總面積達20多萬平方米。截至今年8月底，共扶持青年學生創業7435人。

先行先試遭遇成長煩惱

地方新政超越了上位法的“天花板”，推動中不敢輕易“越位”

南京“科技九條”新政頒布后，黃明手持9項發明專利，卻沒有作價入股，而是實打實地拿出510萬元作為注冊資本和啟動資金。“不僅找親朋借了不少錢，還把南京市321人才計劃支持我的200萬元全部砸了進去。”時至今日，黃明仍然對這個頗有爭議的投資決定不后悔，“雖然我是發明專利第一完成人，但是職務發明成果作價入股，牽扯到國有資產管理，環節多手續繁，還有政策風險。”

黃明所說的政策風險，指的就是南京“科技九條”中關于國有事業、企業單位有關職務發明成果的收益歸屬條款與國家的相關規定有沖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高校以科研成果作價入股視為無形資產，納入國有資產管理，都須審批并上繳相關收益。“但‘科技九條’中明確‘允許和鼓勵在寧高校、科研院所和國有企事業單位發明成果的所得收益，按至少60%、最多95%的比例劃歸參與研發的科技人員及其團隊所有’，這樣的沖突不是我們創業者所能解決的。”黃明說。

科技體制改革在先行先試的地區遭遇了“成長的煩惱”：地方政府為了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出臺的新政文件，明顯超出了上位法和上級部門管理辦法的“天花板”。面對法律政策的紅線，誰也不敢輕易越位。

對于這些具有突破性的先行先試政策在執行過程中遇到的體制機制障礙，黃榕認為，就“科技九條”落實而言，目前存在三方面突出問題：一是高校、科研院所和國有事業、企業單位科技人員離崗創業的身份待遇保留問題；二是國有事業、企業單位有關職務發明成果的收益歸屬問題；三是擔任行政領導職務的科技人員能否在職創業問題。

“這些政策與目前國家的相關規定存在一定沖突。希望國家有關部門在總結地方改革實踐的基礎上，出臺鼓勵科技人員創業創新方面的政策，并在一些地區先行先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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