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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大學城，學生住城里，老師住城外，幾十公里的距離會給傳統意義上的師生關系帶來怎樣的改變？

有人說，把課堂變成車間，老師按點來，到點走，教學缺失人文氛圍的塑造，老師把精力都花在了完成任務上，講課質量沒法保障。也有人說，學生在學校里，應該和同學、老師、周邊環境、周邊行業，有體驗、互動、人脈關系建設，這才是一個完整的大學生活，也為將來進入社會做準備。

其實，大學城最主要的問題不是師生關系，而是學生對大學認同感和親密度的降低。而師生關系的更新，交流平臺建設，需要教學雙方共同的探索。

上海松江大學城是一個沒有“圍墻”的大學園區：入駐的7所大學之間只用綠化帶隔開，所有學生住在統一的學生公寓里，上課時各去各的大學。按照園區內上海外國語大學畢業生蕭蕾的說法，“沒有在學校里念書的感覺，像是在以前的大國企，每天早上從家屬區到廠區，晚上再浩浩蕩蕩殺回來”。

類似的大學城在中國遍布東西南北：重慶大學城、廣州大學城、北京良鄉大學城、上海松江大學城、昆明呈貢大學城、杭州下沙大學城……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離市中心遠。

一座大學城，學生住城里，老師住城外，而且往往是相隔幾十公里的城外，除了上課，他們還見面嗎？師生之間如何處理這種“異地”關系？

學生說：為了趕班車，老師下課都很“及時”

大學城是一個舶來品，起源于歐美。大學在發展過程中，規模越來越大，聚集到一起，大學周圍或者大學校園本身就成了初具規模的城鎮。典型案例就是英國的牛津和劍橋。然而，大學城傳入中國后，出現了因果關系的倒置，從“有大學才有城”，變成“有城才有大學”——在遠離市中心的郊區平地起高樓，把若干大學搬遷過來，不過幾年，大學城速成。

從上海松江大學城到市區，最快的交通工具是時速高達100公里的9號線，需要半個小時。對家住市區的老師，學校每天有班車接送。

大一剛進校，蕭蕾就發現學校的晚飯供應得特別早，每天下午4點半下課就能開飯。“后來知道，為什么下課那么早，因為老師們都要趕班車，在晚飯前到家，所以重要的課不會排在每天下午最后一節”。

蕭蕾和同學們都覺得，老師住市里，學生住郊區，師生關系肯定會疏遠。“老師和學生，都是上完課就走人。輔導員唯一一次來我們寢室是大一。我們最熟悉的人是宿管阿姨，我至今記得她的‘音容笑貌’，很多老師的樣子都已經模糊了”。

沙青是云南師范大學的學生，這所大學位于昆明呈貢大學城，進一趟城坐公交車要兩個小時，所以學生們“基本不進城”。被中學生深惡痛絕的“拖堂”現象，在這里絕少發生。“老師一早坐校車到學校，中午和下午各有一趟車把他們送回城里。”沙青說，“如果沒趕上校車就麻煩了，所以老師下課都很及時，有時候還提前三四分鐘。”

天津師范大學位于天津西青區大學城內，學生張連昆曾在大一的時候，足足坐了1個多小時公交車，趕到市中心的南開大學聽講座。“為了杜絕類似情況再次出現，我再也沒去過南開”。

拖家帶口的老師一般住在市區，有的青年教師住在學校宿舍。張連昆說：“現在網絡發達了，和老師交流不一定要面對面，郵件、QQ 、手機都行。現在學生的自主意識也很強，不會因為老師不在身邊，就做不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采訪中，記者發現大部分大學生，無論是否身處大學城，與老師的交流方式都以電子郵件、電話等通訊手段為主，“面對面”并非首選。除了上課，學生與老師見面的機會并不多，學生也沒這需求。很多學生對“答疑”、“開放日”這樣的活動已然陌生。張連昆笑言：“沒覺得和老師關系疏遠，因為本來就不近啊。”

蕭蕾認為，大學本身是一個自主學習的過程，師生關系并不需要多么“親密無間”，只要保證有需要時學生能找到老師就行。她說：“大學城最主要的問題不是師生關系，而是學生對大學認同感和親密度的降低。整個大學城，燈紅酒綠，各種小餐館、小旅館林立，什么店都有，像一個縣城、小城鎮，就是不像大學。”

老師說：這樣的奔波對教學是不利的

重慶大學城距離市區三四十公里，建設時的口號是“人民給我一方土，我還人民一座城”。大學城內有重慶大學、四川美術學院等高校。重慶大學城在規劃時特別辟出了教師住宅區域，四川美術學院教授周宗凱就住在大學城內。

周宗凱告訴記者：“學生與老師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這種耳濡目染在某種程度上不亞于課堂。”作為影視動畫學院的老師，他幾乎每天都和學生在一起做事，“晚上也會有學生來我的工作室，一起聊聊天、吹吹牛”。

“課堂講解的僅僅是知識和理論框架，很多細節的體會和領悟，是沒有時間和辦法在課堂上講的。比如學生來我的工作室玩，我給他們倒茶；再有別人來，他們也就會主動給人倒茶。這些都是在日常的合作和交流中自然而然就學會了。”周宗凱說。

在一個“關于廣州大學城師生關系狀況”的隨機網絡調查中，共有333名大學生填寫了問卷。他們在對當今高校師生關系現狀的評價中，有超過一半的學生選了“一般”。理想的師生關系，在“朋友型”、“長輩型”、“權威型”、“陌生人型”4個選項中，有70%多的學生選了“朋友型”。關于課余和老師的交流機會，選“經常”的只有7.5%，“很少”和“幾乎沒有”的超過九成。

周宗凱覺得，很多大學城在規劃中沒有設置教師住宅區，是一個失誤。不住在大學城里的老師，一下課就得趕路，每天花兩三個小時在路上。

“這樣的奔波對教學也是不利的。現在大學出臺了很多規章制度抓教師考勤，老師每天得一大早出門，遲到還算教學事故。管理成本越來越高，但本質問題——人文化的師生交流平臺建設，反而沒有解決。把課堂變成車間，按點來，到點走，缺失人文氛圍的塑造。老師把精力都花在了完成任務上，的確是沒遲到，但講課質量沒法保障。”

而對多建在“荒郊野外”的大學城，周宗凱也持保留態度。“用大學城驅動周邊的城市化，這個戰略是對的，但應該考慮到大學城本身的完整性和城市化程度。把大學和都市生活分開，學生接觸不到城市中的人，對學生的成長不利。如果這樣，那不如讓老師把自己的講課視頻直接發給學生。”周宗凱說，“學生在大學中，應該和同學、老師、周邊環境、周邊行業，有體驗、互動、人脈關系建設，這才是一個完整的大學生活，也為學生將來進入社會做準備。”

專家說：師生關系疏遠和大學城沒什么關系

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咨詢中心宋振韶博士認為，大學時代的師生關系不需要像中學時代那么緊密，大學本身需要培養學生獨立學習與生活的能力。如果還要求老師和學生“朝夕相處”，那就是一種退步。

宋振韶說：“學生如果渴望和老師多交流，這種渴望非常珍貴，但并不一定要見面，可以通過現代科技手段來解決。比如，關注老師的微博、微信，就能知道老師日常的想法、動態。另外，可以在班級聚會、老師講座等場合來彌補見面少的遺憾。學生也要更加珍惜在課堂上和老師交流的機會。”

宋振韶說：“在大學城的特定環境下，學生期待和老師交流，可以多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多創造機會。通過努力得來的機會，也會更加珍惜，變不利為有利。”

在宋振韶看來，我們現在憂心忡忡的“師生關系疏遠”，和大學城沒有什么關系，即便都在同一個校園里生活，師生見面少也很正常，老師和學生都有自己的生活。“希望經常見到老師，這不太現實。大學生有自己獨立的生活空間、生涯規劃，而不是期待老師時刻諄諄教導。這有點像小學生模式”。

什么是合理的師生關系？宋振韶建議，對本科生而言，就在課堂上多和老師互動，如果還不夠，就在征得同意的前提下留下老師的聯系方式，課后繼續請教。對研究生而言，導師一般會有固定的例會、節日聚會，或者還有旅行，這些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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