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歲的侯建國是化學家，現任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近日，在接受記者有關人才問題的訪談時，他脫口而出：“農夫把土地伺候好了，撒下種子，并適時給予水和養分，莊稼自然會蓬勃生長。人才工作也一樣。”

記者：你怎樣看我國的人才培養模式？

侯建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面臨著嚴重的人才斷層，“快出人才、早出人才”成為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的強烈愿望，并由此展開了一系列人才工作實踐和探索。政府管理部門扮演了“伯樂相馬”的角色：一方面出臺各種獎勵措施、榮譽稱號、優惠政策，以期對人才的成長起到“硬刺激”；一方面充當“伯樂”，按照自身的理念設定標準，通過組織各類評審來給各級各類人才“戴帽子”，從而樹立標桿，激勵眾人。

這種做法在改革開放初期是行之有效的，在較短的時間扭轉了社會上知識無用的觀念，營造了全社會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氛圍，使得我國人才隊伍的數量得到快速增長，有效地支撐了改革開放的各項事業。

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國的人才工作局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僅從科技人員隊伍來看，2006年總數就已達2174萬人，居世界首位；中國的科技論文發表數量目前也已經高達18萬篇，躍升至世界第二。人才工作的形勢與任務發生了變化，人才管理的理念和模式也必須與時俱進，過去那種“伯樂相馬式”管理模式已經越來越不適應新的形勢和發展的需要，提升人才隊伍的質量、促進創新人才脫穎而出，已成為當務之急。

記者：對于大師的成長來說，你認為什么最重要？

侯建國：現在各級、各類、各地針對人才而設立的“帽子工程”，可謂名目繁多，不勝枚舉。這些做法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并不一定符合人才成長的客觀規律，反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擾亂青年人才的心緒。在跑項目、拉經費、搶帽子、爭獎勵的過程中，他們本該潛心學術與創造的內心世界變得不再寧靜，甚至出現一些學術不端的現象。

真正的大師絕不是靠物質刺激出來的，也不是戴帽子戴出來的，而是緣自其內心世界對學術、創造的興趣和熱情。有熱情才有堅持，有堅持才會把科學創新當成一輩子的事業，而非僅僅是一個職業。

我們中國科大的陳仙輝教授是國產“土博士”，其本科出身很一般，頭上的帽子也很少，但他始終保持著對科學創造的滿腔熱情，二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在高溫超導研究領域，終于在國際上首次獲得臨界溫度達到43K的鐵基化合物超導體——氟摻雜釤氧鐵砷化合物，突破了“麥克米蘭極限”。2014年1月，他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此前這個獎項已經連續空缺三年。

記者：除了熱情和堅持，還有哪些因素真正對人才成長有用？

侯建國：和那些“帽子工程”比起來，我認為外在的學術環境與合作氛圍對人才成長更有用些。又比如我們中國科大的董振超教授，是2004年加入微尺度國家實驗室單分子科學研究團隊的，一直以來他的頭上什么帽子也沒有，發表的論文也不多，但他始終保持著探索未知的好奇心和對科學研究的熱情，而實驗室和研究團隊也充分相信他的能力和水平，給他創造了很好的學術合作環境和研究平臺。最終他厚積薄發，于2013年在國際上首次實現了亞納米分辨的單分子光學拉曼成像。這項工作被國際學術同行評價為“該領域創建以來的最大進展”“該領域迄今質量最高的頂級工作”，被兩院院士評選為年度十大科技進展。

記者：你認為管理部門應當如何推進人才的脫穎而出？

侯建國：人才能否脫穎而出，既不由管理部門指定，也不是各類計劃定向培養出來的，而是在創新土壤中自然成長起來的。要形成創新人才不斷涌現的局面，“慧眼識人”的伯樂固然可貴，“精耕細作，守望豐收”的農夫則更為重要。當前人才工作的關鍵，在于擺脫“伯樂相馬式”管理模式的窠臼。管理者要遵循人才成長的內在規律，致力于為人才的成長營造創新的土壤和環境，建立以學術為導向的公平、開放、合理的評價機制，以最大限度地呵護各類人才追求科學、創新的內在興趣和熱情，讓他們像莊稼一樣在肥沃的土壤里蓬勃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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