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9月1日,作為南方科技大學(以下簡稱南科大)的首任校長,68歲的朱清時5年任期已滿,他向師生、家長三鞠躬,正式告別校長的位置。
朱清時被視為中國教育改革的先鋒人物,在他“看守”南科大的最后日子里,北京青年報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針對外界賦予的“慘勝”、“遺憾”、“改革失敗”等定性標簽,他本人倒不以為然。“南科大這幾年把這些該做的事做成了,是很大的成功”,“這5年我無怨無悔”。
南科大創立之初,朱清時一心想辦一所能回答“錢學森之問”的學校,他提出“自主招生、自授文憑、去行政化”三大口號,并希望通過學校章程將這些改革注入南科大的基因。自此,南科大與朱清時一直立于輿論的風口浪尖,稍有風吹草動,各種解讀塵囂甚上。首批“教改班”學生拒絕參加高考、其后陸續有4名學生退學,3名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宣布退出,深圳市公開選拔正局級副校長、任命新的黨委書記……在這數場風波期間,學校招生方案也由最初的完全自主招生更改為“6+3+1”模式(注:采用高考成績占60%,南科大復試成績占30%,高中平時成績占10%)……
回憶最艱難的時光,朱清時說,一邊倒的輿論讓南科大幾乎“翻船”。
5年后,“錢學森之問”的答卷已經上交。
最令朱清時自豪的估計要數他的學生們。他曾說過,真正理解他的,正是這些孩子們。今年7月9日,南科大舉行了首次學位評定委員會會議,兩名學生分別收到了牛津大學和英國倫敦大學、布里斯托大學的錄取通知,決定提前畢業。低調多時的朱清時,甚至主動打電話聯系一直跟進南科大動態的當地記者,告知他這一喜訊。
而在2013年11月,南科大學生戰勝來自全世界的204支隊伍,在麻省理工學院主辦的國際基因工程大賽上取得一枚金牌;在2014美國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中,由南科大3名本科生組成的參賽隊榮獲國際一等獎。
很多師生慕名而來。一名化學系大二學生稱,在高二下學期時就已鎖定南科大,因為有家人從事教育工作,大家都很認可南科大及朱校長的辦學理念,“感覺在同一頻道”。來到校園后,學校基礎設施的不完善曾讓他產生過一定落差,但他很快被大把的科研機會所吸引。“我從大一就開始進課題組,教授是從美國回來的,手把手教你。這在其他學校幾乎不可能。”
盡管提及改革細節感受時,有學生對學校行政部門的低效小有牢騷,自嘲去行政化變成了“南科一夢”,但一說到“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朱校長,他們的評價是一致的認同與敬佩。有細心學生觀察,上學期期末時,68歲的朱校長已經相當憔悴、面容蒼老。而這學期回校后,整個人的精神狀態好了很多,“我們知道,他在任時其實有很多無可奈何”。
朱清時自己也曾坦承,高校改革之難超乎他的想象。有時為了推動改革,不得不迂回前進。實干,貫徹于教育改革理念中。“上面(教育行政部門)當然是個很大阻力,但對于我們每個人,也要捫心自問,你自己該做到的,是不是都已經做到?”
曾經也有一些微辭,比如曾經的志同道合者,抱怨朱校長不善溝通,在學校事務中太過獨斷。在接受北青報專訪時,這位老者一臉誠懇地說,自己此前學者氣質濃了些,個人認定是對的,不愿做過多解釋。如果5年可以重新來過,他愿意改進與上級領導、同事的溝通方式,盡最大可能減少改革阻力。
沒有一個重新來過的5年。朱清時的卸任,讓大家對于南科大的未來走向充滿猜測。外界期待更為徹底的突圍,但朱清時強調,還要等國家教育體制的改革。“南科大今后還有好多可能。”
在9月1日的新生開學典禮上,朱校長一上場,臺下便響起持續的掌聲。有在場人士描述稱,許多家長在鼓掌過程中站了起來。
朱清時以一首自己抄錄于五十年前的詩,結束作為校長的最后一次演講:“未來就在我們身上,我們自己就是未來的種子……永遠相信未來吧。”
對話
“南科大今后有好多可能”
北青報:首屆教改班有兩名學生提前畢業且被英國名校錄取,有人評價說這是朱清時卸任前的答卷。其他學生的未來去向呢?
朱清時:首屆教改班招了45名學生,有4人退學,4人因學分不夠延遲畢業,剩下的37個按正常應該是明年1月份畢業,其中兩人已經在今年6月提前畢業。還有一兩個學生跟國外大學聯系好了,但錯過了那次畢業答辯。學生們大多選擇繼續深造,我也幫忙寫推薦信。
北青報:招生之初,有沒有擔心過他們可能不被社會所接納,畢竟是自授文憑?
朱清時:其實我從一開始就很有信心。因為教育的深層次規律,不是教學大綱、課程設置決定一切,而是學生要通過實踐在研究中學習,培養創新能力。
首批提前畢業的兩個學生,他們的經歷就印證了這一點。你看,國外大學并不在乎這個學校剛創立,在乎的是學生到底學了多少東西。
北青報:所以國外學校并不在乎文憑是否由教育部頒發。
朱清時:全世界大學的學位都是學校自己頒發,只有中國,國家統一頒發學位,也就是給大家一個大鍋飯。辦的不好的學校,只要賣文憑就行了。這就造成有些高校根本沒有內涵、水平很差,但是照樣可以招很多學生。為什么呢?因為大家是花錢買這個文憑。
這就是我們南科大改革的一個焦點問題—自授文憑。我們為什么敢做、要做?因為這件事是中國教育必須要走出的一步—砸爛大鍋飯。首屆教改班雖然人數不多,但代表的方向是中國教育改革必須要遵循的。這部分學生是中國教改的先行者。
北青報:這個稱呼之前外界多用來評價你本人。
朱清時:我覺得他們比我更適合這個評價。我是一個老院士,不像他們還有那么長的路,要勇敢地用自授文憑走一輩子,所以他們才是真正的英雄。
北青報:幾年下來,能感受到教改班同學與其他高校學生的區別嗎?
朱清時:感受很清晰。孩子們都跟我說過,原來的同學羨慕他們所經歷的,而且有些就讀國內頂尖名校的同學直言,他們能跟老師一起做研究的幾率是千分之一,很羨慕南科大的師生比。在我們這,每個學生都可以跟老師做研究。
北青報:可我也注意到,今年南科大計劃招生人數從去年的325人增至610人。擴招規模不小?
朱清時:我們是公立學校,由深圳市政府財政支持,所以必須要搞好邊界。市政府要求辦學要有一定規模效應,所以我們充分發揮現在資源,同時牢牢把控師生比。我們希望,一個老師不要帶超過8個學生。
北青報:不怕你之前所提倡的“精細化”教學效果會打折扣?
朱清時:這5年是沒有,今后就看怎么發展了。南科大今后有好多可能。
北青報:比如呢?
朱清時:現在還說不清楚。
“如果章程能寫好,南科大的基因更固定了”
北青報:之前外界有一種擔心,怕你卸任后南科大前途不明,甚至可能回到原點?
朱清時:完全回到原點不可能,因為南科大的基因早已經形成,基因要改變是很難的。我舉個例子,其實辦學最核心的一個是教師招聘,南科大的招聘就跟其他學校不一樣,首先是薪酬與國際接軌;其次,每個教授都有啟動經費,可以組建自己的研究團隊,優秀人才特別是年輕教授都愿意來。這個招聘辦法是南科大的基因,往后誰都改變不了。
選拔學生也一樣,“6+3+1”錄取的學生起點很高,平均高考成績達到985學校中上水平,這種模式今后也不可能改變。教育部允許按照這個模式提前招生,不這樣招,哪有理由進入提前批次呢?如果不在提前批次,那南科大究竟是一本、二本還三本,也不好界定。
基因不錯,師資與學生又有保障,辦好一個學校就有保障了。
北青報:那章程呢?您曾說過,任期內沒有形成南科大章程,是5年來的最大遺憾。
朱清時:如果章程能寫好,南科大的基因更固定了。但章程就像立法,每個條款都需要經過實踐證明成功,才能夠取得共識寫下來。直接搞個章程,且寫好后沒有任何爭議,那不算改革,也就沒有意義;如果章程要涉及管理體制上的改革,那首先需要各方達成共識,需要有實踐成功的經驗。所以章程很需要時間,五年、十年太短。但現在,已經為寫好章程開了個好頭。
北青報:哪方面?
朱清時:管理體制方面。學校在去行政化方面有很多變化,比如我們是唯一用理事會治理模式的公立大學;再者,南科大目前干部劃分為兩部分,學術干部如系主任、書院院長、研究所所長等業務崗,都是沒有干部級別的,由校長提名、在校務會上任命。只有管理干部即黨政干部,仍然按照黨委任命。這是南科大管理體制上的另一大改革。這5年,學校已經形成“教授治校”的文化與氛圍。
北青報:可根據高等教育法,現在仍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黨委、校長與理事會的理念發生沖突了怎么辦?
朱清時:他們都有各自分工,都是校領導。比如教務長主管教學,其他副校長就不管教學領域,也沒有沖突。如果有人認為有行政級別的副校長比教務長要高一級,那就是他落后的觀念。
北青報:回過頭來看,該如何處理三者關系?
朱清時:這是南科大改革中最難的一件事。因為中國高等教育法規定,高校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如剛才我所說,干部管理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把黨委書記與校長的職權劃分清楚,校長的校務委員會管理學術干部,黨委管黨政干部,這就是我們做的嘗試。
“國家的教育體制如果沒有改進,光是一個學校去行政化是不可能徹底的”
北青報:關于南科大去行政化改革的成敗,外界論斷似乎比較悲觀。
朱清時:去行政化是個很復雜的過程。國家的教育體制如果沒有改進,光是一個學校去行政化是不可能徹底的。所以去行政化,我們說的第一就是干部管理,做好黨委與校長職權的劃分,學校形成教授治校的文化。
我們在學校的小范圍內,能夠做的都做了;如果還要做得更為徹底,那要等國家層面的改革帶動。高校去行政化已經寫到中央的改革決議里了。要有大的進展,只有等中央部署然后一步步來做。
北青報:所以說南科大也要等待?
朱清時:對,要等。道理很簡單,如果上級用行政化手段任命校長或黨委書記,被任命者自己做什么都沒有用,只能對任命的人負責。所以還是要等國家把校長、書記的任命方式改革了以后才行。南科大改革其實最早、最關鍵的一項是校長的全球遴選,而非上級組織部門直接任命。遴選校長,是學校改革歷程中最重要的起點,這點做到了,才有了后來的南科大。
北青報:一路走來,你對去行政化改革的最大感觸?
朱清時:改革很難,涉及到很多規章制度甚至法律法規,但最難的是,需要一批參加實踐的人。去行政化,最關鍵是人的觀念。學校運作不完全按照誰的官兒大,就誰說了算,而要按照誰掌握辦學規律,誰說了算。
我之所以被選為南科大校長,是因為我在中科大當校長時所做的事。當時,上級領導等各方面都要求學校擴招、建新園區。地方都想拉動經濟,但我就想著要對中科大負責,擴招后,如果教師沒有增加,中科大的“精”就會被稀釋了。所以我堅決不做這些。
南科大遇到很多困難,最深層次的原因其實是缺少很多志同道合者愿意這樣去做。如果各個崗位上都是這樣對職務負責的人,去行政化就很容易了。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如果每個法官都堅持依法判案而不是按上級指示或打招呼,中國的司法大環境就會比目前好很多。
在中國的教育領域,如果每個校長都對自己的職務負責,過去一二十年教育走的那么多彎路,就可以避免了,對吧?
北青報:就像你在中科大當校長時曾說過的,“我們都是坐在火車里的人,突然發現火車走錯方向了,但是這個時候誰也不敢跳車”?
朱清時:其實很多人都明白這么做是對的,但是大家都喜歡合群的人。不合群的人是會被孤立的,別人會認為你要么太幼稚、要么太固執。
北青報:那您為何選擇了改革,“跳車”后不怕被孤立?
朱清時:我是科學家、學者。當初45歲就做院士,后來做中科大校長時,很多老科學家都勸我說,你不搞科研而搞行政,太可惜了。所以我當中科大校長時就有一個很強烈的觀念:我做校長,該怎么做就怎么做,要對職務負責。如果不能繼續做校長,正好可以回到科研生涯中去。所以我沒有擔憂,隨時準備卸任。
當中科大校長時最難也是我當南科大校長時想做得最好的,就是保住學校特點,而不完全按照誰官兒大,誰說了算。
北青報:現在回看,南科大5年中,最艱難的是哪段時光?
朱清時:最難的就是我們首屆學生抵制高考事件那會兒。當時很多人指責我們,認為我們對學生不負責,輿論也一邊倒地批評南科大,我們幾乎要翻船。其實當時我是有信心的,我們的學生,能得到很多在其他高校得不到的東西。
“為什么中國的教育搞不好,關鍵就是教育行政部門權力太大了”
北青報:在你看來,中國教育改革的最大阻力是?
朱清時:上面(教育行政部門)當然是個很大阻力,但對于我們每個人,也要捫心自問:你是不是做到了你該做到的?比如其實大家都明白教學評估那樣搞不行,但是上邊有要求。如果你堅持,最多是校長被免了。我當時能夠那樣做,就是不在乎這個校長職務。但是很多人在乎啊,他就沒有得罪上司。
北青報:你形容過自己只是深圳市的“保姆”。既然卸任了,如果現在深圳市市長坐在你面前,有什么要囑托的嗎?
朱清時:這個……現在就不說了吧。我會跟新校長私下溝通,之后看是不是由他再向上反映。
北青報:那如果現在坐在您面前的是教育部部長袁貴仁,關于教改想對他說點什么?
朱清時:中國現在發展的關鍵,是我們的教育一定要能夠培養一大批創新能力強的人才。“錢學森之問”就指出了中國教育最尷尬的一個問題—我們的教育規模世界最大,國家花的錢、青年人付出的代價,比其他地方都高。但是到頭來卻發現,培養不出來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再這樣下去,中國的復興就沒有希望了。所以,教育部部長應該有這種責任感—對中國教育按照培養創新人才的方向做大手術。否則,我們以后就對不起子孫后代。
南科大正在嘗試的,就是我的改革建議。自主招生、自授學位都是中國教育面臨的問題。如果不做好,怎么培養創新人才?這兩點做好之后,最核心的還是做很多教育改革。
舉個例子。很多人包括教育部官員都認為,國家的教育行政部門將每個專業的培養標準化,是天經地義的。開什么課程,教學大綱都規定得清清楚楚,教育部還強勢地用這個來檢查各個學校。
北青報:教學評估?
朱清時:對。這樣帶來的結果是,國家凡是計算機專業的學生,知識結構都一樣,你擅長的別人也擅長,別人不行的你也不行。太標準化了。我們的學生就像工廠產品一樣,按照一個設計圖,做成一個模樣,喪失了多樣性。
中國教育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趨同,太標準化。在中學階段最明顯了,你看,要學什么知識點,大綱都規定得清清楚楚。為什么中國的教育搞不好,關鍵就是教育行政部門權力太大了。中國大學其實都是弱勢,教育部規定的,不能不做。
教育改革要去行政化,行政部門不能太強勢,比如教學評估,它的壞處就是用行政的手段強化標準化,讓大家都做一樣的事。制定者是出于好心,但干了最大的壞事。可能教育部認為,如果評估不卡住,學校亂辦學,所以就利用權力推動這個評估體系,但也抑制了個性發展,讓學生的知識結構同質化,沒有創新能力。
再好的東西,都一個樣,也就完了。好比一片森林,都說松樹最好,便全種松樹,那森林也完了。一個最有生命力的森林,是什么樹都有,什么草都有。互補,才有生命力。
中國教育最大的難題在于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懂教育,然后對教育都不敬畏。就按自己認為對的方向管理、改革。只要領導一換,就要折騰一番。
“這5年我是無怨無悔”
北青報:話題再回到南科大,新校長何時到任?
朱清時:這個我不知道。理事會正在加緊進行,大家都希望在10月份到位,所以我在這里,再看守到9月下旬。希望新校長選好了就交接。我也就該離開這了。
北青報:您希望繼任者在哪些方面的改革能夠有突破?
朱清時:希望他堅持南科大改革的基因,把改革進一步推進下去,特別是堅持培養創新人才的探索。希望他有比我更高的學術聲望、更強的工作能力,能把南科大帶得更好。
北青報:假設時光倒流至2009年,還會到南科大當校長嗎?
朱清時:這5年對我而言,是非常寶貴也很重要的經歷。如果從2009年從頭做起,我想我還是會來。這5年我是無怨無悔。
北青報:有沒有一些東西可能會改進?
朱清時:與上級領導、同事的溝通方式會改進。我是學者型氣質的人,不太善于跟領導、同事深入溝通,不善于在人際交往中勾兌,把很多事情擺平。我只是善于犀利地發現問題,堅持把認為正確的東西往前推進。如果重做5年,我應該學得更好,會盡最大可能減少改革阻力。
北青報:為了減少阻力,有沒有一些方面從開始就會選擇妥協?
朱清時:不會的,要妥協還叫改革嗎?
北青報:通過觀察您以往在媒體上的言論,我發現您本人好像不高興被媒體貼上“慘勝”、“遺憾”、“堂吉訶德”等標簽?
朱清時:那些東西都是很表面化的,我不高興被很簡單地定型。堂吉訶德是在做一個歷史已經淘汰的東西,而我們現在做的是歷史發展必由之路。遇到困難是一樣的,但本質是不一樣的。自主招生、自授文憑、去行政化當然沒有完全實現,但其實還是成功的。南科大從零開始,到現在的良性發展,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我很反感把“給自己打60分”這些話放大,很容易誤導別人。你讓我給自己打分,我當然打低分了,60分其實表示及格。我希望通過媒體把南科大真正想做什么、做成了什么說清楚。
北青報:用一句話該如何總結南科大這幾年?
朱清時:南科大這幾年把這些該做的事做成了,這已經是很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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