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這么讀拖長腔讀的，你們就按照正常人說話那樣讀就行。”2014年7月17日上午9點，在山東章丘市黨校禮堂內，上海市特級教師賈志敏對著講臺下幾十位章丘第二實驗小學五年級的學生說。這是一次真語文示范課，賈志敏老師上的課文是臺灣作家謝武彰的《賣魚的人》，孩子們搖頭晃腦地習慣性地拉長“朗讀腔”，馬上被他糾正。
“你教的是語文，什么叫語文？口頭說為語，書面說為文。我們是教語文，而不是肢解課文。”學生默讀課文的空當，白發蒼蒼的賈志敏老師轉身，對著臺下說。臺下座無虛席，來自全國各地的約500名中小學老師和校長旁聽了這節示范課。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就坐在第一排。這位真語文活動發起人留著他標志性的大背頭，不停地做著筆記。
“語文課的問題出在課堂上，但根子上在領導，領導不重視。”在稍后的總結發言里，王旭明說。他的發言引來了雷鳴般掌聲，鼓掌者包括坐在他旁邊的章丘市教育體育局局長。
“毒舌”和特級教師一拍即合
76歲的賈志敏老師的語文課，被王旭明稱為“真語文課”。兩年多來，這位教育部前新聞發言人在全國各地的課堂里聽了不下幾百堂語文課，對語文教學中的弊病與頑疾不吐不快，“我走了這么多教育行政部門，大家都覺得自己好。但其實我們明明存在這些問題，就是不說，就是不批評。大家都在一種虛假的繁榮當中。”
“基層教育領導最喜歡聽的是語文課，并且他們喜歡評語文課。但是，他們的一些個人喜好非但沒有促進語文教學，反而誤導了老師們。”在王旭明的印象中，產生假語文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會、教育層面的，有教師自身素質與水平的原因，也有個別領導和教研部門的誤導。
王旭明曾聽過一堂《斑羚飛渡》的語文課。老師上課，學生讀課文后，老師一邊放音樂，一邊用PPT放映老斑羚用自己的生命救下小斑羚的場景。然后老師朗誦道：它們展現了多么崇高偉大的愛啊！—這是發生在今年4月在青島舉行的真語文說課系列活動上的一幕。
王旭明“發了飆”，他發了一條微博點評，“老師無節制放縱情感，什么老羚羊的無私奉獻呀，勇敢付出呀，偉大與崇高譜寫動人之歌云云，在音樂和畫面的烘托下，鬧極。這是當下時髦而虛偽的語文課，真的假語文。”
這是王典型的語言風格，不留情面。但批評者認為，王的這個點評太“刻薄”，他被封為“毒舌”。
但后來談到這段，他和顏悅色起來，他至今也沒覺得點評得有什么過分之處，“語文課講《斑羚飛渡》，那你就將斑羚怎么飛渡好了，你就不要拔高了，誰讓你拔高什么無私奉獻、偉大的愛、人要向動物學習……這是語文嗎？你就講好你的語文，講《斑羚飛渡》，我們就從飛字講起，飛是什么詞、找出文中與飛字有關的詞，就完了嘛。你不能因為都習慣了拔高，就認為正確啊，正因為是習慣，我們才改呢！”他比劃著，話語像竹筒倒豆子一般抖落。
這并不稀奇。作為教育部前新聞發言人，王旭明的許多發言，均讓他處于漩渦的中央。在中國的新聞發言人中，王旭明曾算是最獨特的之一，他的每次公開表態，都引發公眾關注，在任職教育新聞發言人期間，王旭明持續與一些媒體及評論人唇槍舌劍，“中國教育成功論”、“名校生養豬論”，為媒體對其表態之濃縮。
對批評聲，王旭明幾乎都是公開回應。而在卸任后，作為培訓班講師，他陸續給政府官員、企業部門等各有關方面人員做了很多關于新聞發言人的培訓，頓悟，新聞發言人不應陷入“技巧論”的漩渦，“新聞發言人的核心是人。”
卸任6年來，王旭明也從來沒有停止自己的“毒舌”之舉，對于爭議，他自認為是“性情中人”，處事特質是從不回避，從“取消小學英語課”到炮轟中國的語文教育，他已習慣被話題包圍。
而賈志敏老師親歷的一場示范課是，一位年輕老師上《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這一課的時候，特意做了個機關，連上一個爆炸物，講到關鍵時候，這位老師猛一踩，課堂上煙霧彌漫，學生被嚇得躲到桌子底下，旁聽的老師則以為發生地震了趕緊往外跑。
語文課要這樣的轟動效應嗎？
“語文課堂拒絕精彩！”曾當過57年語文老師的賈志敏說。但他沉吟半晌，又承認，他提出來的這個觀點“實際上很叛逆的”，放在中國教育復雜的考評體系下，一切顯得那么薄弱，“教育主管部門就是看考試，所以只能應試教育；而教育主管部門的教研員，改變他們的思想很難，他們對課程的要求是要精彩，要熱鬧。”
1962年，葉圣陶在北京中華函授學校舉辦的“語文學習講座”的第一講中曾講到，“什么叫‘語文’？平常說的話叫口頭語言，寫到紙面上叫書面語言。‘語’就是口頭語言，‘文’就是書面語。把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連在一起說，就叫‘語文’。”
“葉圣陶的意見是，小孩讀書就像說話。這是葉圣陶的秘書親自跟我說的。”賈志敏回憶。葉圣陶先生的這段話，也多次被王旭明所重提，在他看來，現在不過是“回歸常識”而已。
王旭明和賈志敏在語文課上的共識，促成真語文系列活動的展開，“我們一拍即合”，賈志敏說。2012年11月23日，在福建泉州“新課標新思維新探索—十四省市32校小學語文聯合教學研討活動”上，王旭明當天發言的主軸是《走向語文教學的本真》，這次發言行動，被他后來歸納為“聚龍宣言”，他倡導的這場公益活動是期望“語文老師先覺醒。”
收錄“周杰倫”的教材大修
“現在我們的教材選文一個大的問題是，一是脫離學生生活，二是語言羅嗦，無特色。我覺得這兩個問題是當前我們從小學到中學所有版本教材中共同的問題。”王旭明指出。
最新修訂的語文出版社出版的九年義務教育語文教材（以下簡稱語文版教材），臺灣歌手周杰倫的勵志歌曲《蝸牛》有望被收錄進小學三年級的延伸閱讀，而歌手韓紅演唱的《天路》則以詩歌的形式被選入小學二年級上冊第二課。
這套目前在廣東、湖南、福建、廣西、云南、河南、寧夏等部分地區使用的語文版教材，共面向2000多萬名學生。但語文版教材修改引發軒然大波，周杰倫歌曲緣何能夠進入語文版教材？
在主導教材修訂工作的王旭明看來，教材的改編和讓周杰倫進入教材是“真正的語文本質的回歸”，另一個原因在于，“因為我是他（周杰倫）的鐵桿粉絲，才對他有了解，也才能夠下這種判斷。”他的聲音一如既往地洪亮，字正腔圓。
在微博上，王旭明不止一次地說過，“杰倫是真語文典型”。周杰倫的《菊花臺》一度曾是王旭明的手機鈴聲，在一撥處事低調的官員中辨識度極高。
自從2001年教育部發布《關于啟動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實驗工作的通知》，正式放開了教材的編寫權后，義務教育階段教材開始實行“一綱多本”制。語文出版社的教材由此開始走向市場。
而后的2011年，教育部下發的《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中對語文教育的課程特點指出：“語文課程豐富的人文內涵對人們精神領域的影響是深廣的，學生對語文材料的反應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應該重視語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學內容的價值取向。”
2013年9月教育部發出修訂各版語文教材的通知，王旭明認為，這既是一次機會，也是他的主業所在，“作為語文出版社社長，當然首先要關心語文、關心語文出版，這是我的工作使然。”
這也跟他的個人經歷有關，在教育部擔任十年“新聞官”之前，他曾在北京豐臺第七中學當過7年的基層語文教師，這段履歷讓他絲毫不掩飾他自己對于語文的偏愛。“語文是我曾經的理想，是過去的詩話般青春，是我所有本領的基礎，是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根。”他曾作詩。
這也是他從教育部新聞發言人崗位卸任、主政語文出版社后，語文版教材面臨的首次修訂。在他看來，是一個接地氣的活兒，“我覺得教育部的領導對這個事情，他們沒有提出反對，就是支持吧。”
而對這次教材改革，王旭明醞釀了很久。經過半年多緊鑼密鼓的工作，他與他的團隊完成了教材修訂工作，“2014年春節前，我們送到教育部的教材是第一批的一年級、二年級、七年級、八年級教材，共八冊，選文改動大約30%，練習換了60%左右，教育部已經給了初步意見通過審定，目前正在等待教育部的審定結果。剩下的第二批教材是2014年年底送審。”他表示。
修訂后的教材也增加了中華傳統文化單元。“我一直認為，國學應該是語文教學的核心部分，我們的語文教學改革，其中一個主要的內容是，應該加大優秀文化傳統的篇章。”王旭明強調。
在這個方面，不乏個體在為改革語文教學而做出的嘗試。比如，上海《收獲》雜志的編審葉開就在今年嘗試自己編寫了一套語文教材《這才是中國最好的語文書》，而葉開的《對抗語文》出版時，一年之內曾加印了5次。“對語文改革做出的各種嘗試，都應該肯定和支持的。但我們國家的教材制度是學生們使用的教材必須經過國家審定，而葉先生這個教材是不用經過國家審定的，所以這兩者就缺少可比性。”王旭明說。
而最后修訂的語文版教材，其實經過了一些思慮與權衡。“在現行教材制度、政策和多種因素制約下，語文版教材沒有脫胎，也沒有換骨。”他不得不承認。
一個欣喜是，語文版教材專門保留了中學教材里的演講單元，“就是把莫言獲得諾貝爾獎的演講辭放到九年級的教材里去了。
我個人更傾向于魯迅、老舍、豐子愷、林語堂、梁啟超這樣的名家名作，但魯迅還可以，其他作家我們要考慮到篇幅的比例，在這里還要做一些平衡。”他表示。
只是拿“假的”教學開刀
“教材只是語文教學中很小的一塊，語文教育改革更重要的是語文老師的觀念改革。”2014年7月15日，一位來自四川成都芳草小學的一位基層語文老師說，語文教育已經式微多年，積重難返。
而在章丘第二實驗小學一位老師看來，中國語文教育中最不被關注的反而是小學語文教育，“人們只關心中高考成績。等回過頭來，才發現，這個教育金字塔的底部已經塌了。”
“假語文存在于四個方面：假的語文考試、假的語文教材、假的語文老師和假的語文教學。我只是拿假的語文教學開刀，因為那三個我覺得壁壘森嚴，我深知力量單薄，無法涉足，所以我只能抓住相對的薄弱的、我可以控制的語文教學來開刀。”作為關心高考改革變動的教育界人士，王旭明也深諳無形的“高考指揮棒”之強大。
他不回避他的職務身份對于真語文活動推動帶來的幫助，語文出版社社長是正廳局級干部，“多多少少有一些影響”，此外就是他的各種影響力，包括他是粉絲過百萬的微博大V身份。但實際上，許多困境難以言說，有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門只是“禮節性”地接待一下。
難處在哪兒？“最大的難處就是缺乏行政力量的支持。應該把推動語文教學改革放到議事日程上來，現在差之千里，現在還是把主要力量放在了建樓、建立外部關系、學校管理上，但在教學上用的工夫太少了，這個工夫當然也包括經費傾斜。”王旭明說。
2013年9月，王旭明在他的微博上發出他的提議，“取消小學英語課，增加國學教育，取締社會少兒英語班……”他甚至主張，中考和高考去除英語科目，提高漢語測試比重。這宛如一石千浪。而就在王旭明炮轟英語課之后月余，北京市教委2016年北京高考改革要點公布，其中顯著的兩個要點是：語文從150分上調到180分；英語從150分下調到100分。
“現在是語文教學改革最好的時機，現在就看你給不給力了，但我告訴你，就語文教學目前的現狀，是很糟糕的，給它加分還不如加在外語上頭。”他顯然沒那么樂觀，在不久前與“新東方三駕馬車”之一的王強一起做客一檔視頻節目時，他甚至說，“漢語教學的改革那個路，比英語教學改革路還長，可能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都解決不了。”
“我對他的前景不看好。原來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根深蒂固，很孤獨，我也很孤獨，都是憑著一己之力。我感到他的想法、做法、觀點都是對的，但許多人不一定認可。必須有一些官員接受才行。”被許多語文老師稱為“教育守望者”的賈志敏老師也這么說。
“我的問題是，誰會成為下一個賈志敏，誰會甘于在小學語文的課堂當一輩子老師并以此為樂而不是去當官？”7月17日上午，在山東章丘，一位基層語文老師將問題寫到實時的電子屏上，提問王旭明。
“在座的每一位，都可能成為賈老師。”對著臺下老師們，王旭明飛快地回答。
但在私下交流的場合，他對記者說，他的心里覺得很悲涼，這個時代，急吼吼地向前，“產生賈志敏老師的土壤，已經（很難）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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