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數難承卓越之重

——諾貝爾獎得主高中生涯揭秘

隨著高考分數的發布，各個省市都刮起了狀元熱。然而，早年的學業成功，是否必然意味著今后人生的卓越?

為此，耶魯大學兒童研究中心臨床講師維吉尼亞·希勒博士給11位2013年美國諾貝爾獎獲獎科學家寫信交流和探討，并將其研究心得與中國讀者分享。

——編者

隨著中國內地高考分數的放榜，各省市又開始評選和追捧各自的狀元。我對狀元們表示衷心的祝賀。當然，也對那些沒有成為第一名，但辛勤耕耘過的學子們表示祝賀。他們應該相信，他們并沒有喪失一個實現卓越人生的機會。

諾貝爾獎得主并非都是狀元出身

作為2013年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席勒的妻子，我最近有機會調查其他2013年諾貝爾獎得主的高中學業情況。其中，我丈夫在高中時并不是班上第一名。他在美國密歇根州上學時，在400多名學生中排名第四。因為知道這個，我決定調查其他諾貝爾獎得主的情況，了解他們在高中時的成績是否拔尖。

在11名諾貝爾獎得主中，有9位諾貝爾獎得主積極給予反饋。在這9位諾貝爾獎得主中，有一位(詹姆斯·羅思曼)在高中畢業時是第一名，有三位(尤金·法瑪、阿里耶·瓦舍爾和馬丁·卡普拉斯)所在的學校沒有班級排名，但是他們在學校獲得了卓越殊榮，有一位(托馬斯·祖德霍夫)去的是華德福學校，學校不允許任何考試和排名，另外三位(邁克爾·萊維特、拉爾斯·彼得·漢森和蘭迪·謝克曼)并不是班上第一名。

那么，當初并沒有成為高中班級第一名的諾貝爾獎得主，如何看待自己高中的學習?邁克爾·萊維特博士(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表示：“我從來不是班上最好的學生，排名總是在前10%的樣子。這大概是故意的，因為這對我很容易，但同時又讓我有足夠的時間參加非學術性活動。”蘭迪·謝克曼博士(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則稱：“我沒有得到‘致告別辭的畢業生代表(第一名)’的殊榮!我上的是一所很大的公立高中，我在600多個人中排名第25位。”謝克曼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了數學和科學課程上面，對其他科目都沒有怎么關心。拉爾斯·彼得·漢森博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坦言稱，他在高中時學習很困難，因為那時他們全家搬到另一個地方，讓他在學校適應得很困難。漢森記得他的老師在帶回家的報告單上寫他不尊重權威，他也記得得過很差的成績。總的來說，在高中，他沒有進過前三名。

最具潛力學生更癡迷于學習以外的事

如上所示，這幾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學校并沒有致力于成為第一名，而且在同齡人中他們也不拔尖。那么，他們在高中到底干了些什么?

我想聚焦在我丈夫身上，談一下這群諾貝爾獎得主在高中時選擇參加的課外活動。我丈夫在那個時候自己制作過反射望遠鏡，也收集過化石。他最有創意的思想就是把堿液、錫箔紙和水混起來，做成氫氣球，讓它們在上升的時候，一點點漏氣，然后用相機記錄下它們慢慢下降的過程。他在氣球里面放了聯系方式，讓找到氣球的人通知他在哪里找到的氣球。有一個氣球是在幾百英里以外的地方被發現的。當然，他承認，這是一個危險的活動，會有失火的可能，但是那時，他不懂這些危險。而且，無需多言，這些活動不算在高中成績之內。

我丈夫在高中時喜歡學習語言。他所在的學校要求學習拉丁文，他說：“我入迷了。我開始閱讀(非必讀)拉丁文書籍，還有詩歌。我自愿寫了一些短詩給我的同學和拉丁文老師，老師看后很驚訝。也許我有點炫耀，但是這也很有趣。”

創造力需要人有一次次嘗試的勇氣

美國心理學家羅伯特·斯騰伯格博士在智力、創造力、思維方式以及領導才能方面寫過很多文章。作為美國心理學會前主席以及1500篇出版作品的作者，他在1995年與陸伯合寫過一本書，探討創造力需要人具備哪些品質，這本書的名字叫《不隨大溜：在循規蹈矩的文化中培養創造力》。該書提到了做出有創意的工作所需要的品質，對我們研究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成果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框架。在這本書里，他們寫道：

“讀到有一些關于創造力的模型，只是注重于創造力的思維過程，這有時會讓我們感到吃驚。智力技巧以及知識無疑對創造力很重要。但是，我們相信，創造力不只是一個認知現象，或者僅僅局限于大腦。要成為有創造力的人，你不僅要有好的想法，還需要勇氣。這無法用計算機程序來模擬，也沒辦法用數學公式來表示。如果你想做有創造力的事情，你要有嘗試的勇氣，一次次嘗試，即使周圍的人都希望看到你消失，甚至是為此受到懲罰，因為你沒有墨守成規。你可以選擇有創造力，也可以選擇循規蹈矩、安全地隨波逐流。”

我丈夫在高中時追逐自己喜歡課題的興趣，一直延續到他的職業生涯。在我和丈夫最近訪問中國的時候，我們接受了財新傳媒總編胡舒立的采訪。我們談到我丈夫曾經因為其文章而受到批評的經歷，因為人們認為他的觀點很奇怪，或者完全是錯的。我告訴胡舒立：“他在成為行為心理學家的最初，有一段非常困難的時期。起因源于他在1981年寫的一篇文章。事實上，在他得到諾貝爾獎之后，他收到一個同事寄來的卡片。這位同事談到，他記得在1981年的時候，我丈夫曾經告訴他，自己后悔寫了這篇文章。然而，這篇文章正是我丈夫得到諾貝爾獎的主要原因，但是在那個時候，爭議很大。他回家的時候神情很沮喪，因為人們的批評。”

胡舒立接著問起了我丈夫挑戰當時廣為接受的有效市場假說之后的經歷。她問：“你能感覺到周圍的敵意嗎?”我丈夫說：“偶爾會感覺很困難。我想，這大概是導致我后來在學術界不夠靠前的原因吧。然而，我不在乎這些。我到學術界是因為我對真理感興趣。如果他們因此不提拔我，那就隨便吧。”

之后，我丈夫的工作更加大膽地脫離經濟學職業的束縛。在他的諾貝爾獎自傳里，我丈夫寫道：“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發展出了自己的研究風格，盡量避免在一個領域過于專業化，比如說像計量經濟學這樣狹窄的領域。如果我真想為好的經濟政策和實踐做些實事，把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和其他的方法一起使用，將會收到更好的效果。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研究的某些方面逐步發展，讓有些人認為我選擇了錯誤的道路。比較起其他人而言，我更愿意嘗試古怪的思想。同時，我更喜歡博采眾長，學習和借鑒社會學方面的思想，打破經濟學職業的常規。”

優質教育系統莫“押寶”于量化成績

早年的學業成功，跟今后在學術上的卓越成就到底有什么樣的關系呢?我們來看一看對這一組諾貝爾獎獲獎人的背景調查能夠告訴我們些什么。事實上，在我們調查的這9位諾貝爾獎得主中，只有4位在高中時被認為是出類拔萃的，這個結果很發人深省。至少，我們可以下結論說，有一些非常具有潛力的年輕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沒有成為尖子生，因為這需要各門功課都達到全面的優秀。

萊維特對那些為世界做出貢獻的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表示，他的偶像包括比爾·蓋茨、史蒂芬·喬布斯、拉里·佩奇、謝爾蓋·布林以及馬克·扎克伯格。他說，這些人“為了更快地給世界帶來變化，不得不離開正規教育”。他對正規教育的這個評論當然不算正面，輟學當然是一個有風險的選擇。最好的辦法是，我們的正規教育能夠提供一個良好的氛圍，鼓勵那些有想象力和創造力的年輕人在學校里發揮出他們的潛能。中國很努力地建立起了優質教育系統。2013年12月，國際學生能力評估測試(PISA)中，中國上海學生獨占鰲頭。然而，國際學生能力評估測試的重要性存在爭議。盡管芬蘭學生在2009年國際學生能力評估測試中名列第三，但是美國教育學者帕西·山伯格在《芬蘭的經驗：世界可以從芬蘭的教育變革中學到什么?》一書中寫道，很多老師和校長都認為國際學生能力評估測試只是考察了學校學習很少的一個方面。他認為，“好的教育系統和高的教育成就比量化的成績更加內涵豐富”。

山伯格最具洞察力的發現之一是，芬蘭學生做家庭作業的時間遠比其他國際學生能力評估測試高分國家的學生少。根據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的報告，在芬蘭，15歲學生不參加私人補習或者額外補課。雖然芬蘭學生在閱讀、數學、和科學上成績與來自韓國、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國上海的學生成績相當，但是這些國家的學生卻在課后、周末和節假日花大量時間進行課外輔導。

讓孩子花大量時間做作業的代價是什么?年輕人如果花大量時間在有規劃的學習任務上，會阻礙他們從事有創造力的思考活動嗎?為了考慮這些問題，我們可以看一下一段廣為流傳的音樂天才莫扎特的信：“當我感覺很好，或者心情很好的時候，或者當我乘車出去、美餐之后散步時，或者是當我在晚上不能入眠的時候，各種靈感就會輕松地涌入我的大腦。它們從哪里來，又是如何到來的?我不知道，我沒有做任何努力。那些讓我滿意的靈感，我就會記在我的腦海里，并哼唱它;至少別人告訴我要這樣做。有一次我有了主旋律，又有一段樂曲進到我的腦子里，和前者連在一起，正好適合我整個創作的需要。”

莫扎特的創作經歷不只是簡單地遵從有條理的音樂課程，或者是正規的活動。取而代之，莫扎特的故事告訴我們，正是當他放松的時候，他的大腦沒有“工作”的時候——那些有創意的想法才從思想的深處浮現出來，不費吹灰之力。

卓越人生急需年輕人“不隨大溜”

其實，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幫助大家思考并一起討論如何幫助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個人達到自己智力發展成就的最高目標。在過去的一年里，11位諾貝爾獎得主中，有9位是美國公民。據了解，在中國，人們在討論為什么中國本土的科學家們沒有獲得更多的諾貝爾獎之類的國際獎項。

美國在諾貝爾獎方面的成功，部分得益于其20世紀在基礎科學方面的大量投入。然而，在華盛頓召開的2013年美國諾貝爾獎得主會議中，美國科學家指出，美國近年在基礎科學上的投入大量減少，這很令人擔憂，如果繼續下去，美國諾貝爾獎得主人數最終會下降。

除了投入方面的原因，也需要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從文化環境上看，是不是有一些因素讓一些國家的科學家不愿意從事開拓性研究?”

我最近去了北京、上海、重慶和寧波，并有機會和中國年輕人、家長以及教育工作者交談。我能夠感受到，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有活力的國家，非常愿意學習新的教育模式。

趙勇博士是美國俄勒岡大學教育學院院長。他在自己所著的《世界級的學習者》一書中寫到其在中國教育模式中發現的問題：“中國的高考是招收大學生的唯一標準。因為上大學幾乎是社會向上流動的唯一出路，中國教育系統的一切努力都是關于如何最終能夠在這些考試中取得優異的成績。”

將精力集中在高考的技能訓練，而不是培養有創造力研究者的教育系統，可以鼓勵學生更多地向“不隨大溜”的方向改變嗎?目前，很多中國教育工作者訪問美國，學習新的教育思想。美國全國中學校長協會職業發展主任比佛莉·胡頓告訴我，有一些中國教育工作者在他們協會的特色職業發展項目“與眾不同”中接受培訓。這個項目是針對全美以及國外的校長，并幫助校長職業成長和進行學校改革。

胡頓強調，對個性化設計項目以及提供支持系統，使學校更加以學生為中心這個目標，到訪的中國教育工作者有時會有些糾結。他們自己很看重這個目標，但是對自己所處的學校氛圍，能夠接納多少這樣的目標，他們心存憂慮。胡頓結合其對中國的幾次訪問表示，她常常聽到學生說，努力學習是因為他們希望成為父母的驕傲。可見學生學習的動力似乎源于外界因素。

我的研究助理楊敏博士稱，中國民間文化中有一些內容強調的是與眾不同的危險，即“不隨大溜”的危險。她告訴我，有兩條民間諺語從古代流傳至今。有一句叫“槍打出頭鳥”，而另一句話提到“人怕出名豬怕壯”。

當然，中國是一個多元化、快速發展的國家，盡管這些民間諺語會作為老一輩的智慧繼續流傳，但我知道很多中國年輕人都在尋求不同的模式，并對新思想保持著開放的態度。因此，我相信中國人民會歡迎新模式，并為讓每個國民都成功而努力。

為了這些好的變化，我相信社會和家庭需要給那些沒有很早就展現出才華的孩子以支持，給那些有天分但沒辦法在考試成績中體現出來的孩子以鼓勵。值得一提的是，漢森特別提到他父母對其后來的成功所起到的關鍵性支持作用。他說：“事實上，我有寬容、支持和有耐心的父母很關鍵。有時候，父母們給孩子過大的壓力，希望他們從小就很出色，但是到大學之后，這些孩子往往都精力耗盡了。而我的情況正好相反。”(作者維吉尼亞·希勒 系臨床心理學家、耶魯大學兒童研究中心臨床講師，微博：www.weibo.com/xile2014)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