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校科研資源被一個個學術組織、知名學者分割的當下，一群來自不同學院、不同學科的青年學者自發舉辦學術沙龍，分享科研經驗，尋找跨學科合作伙伴——

學術沙龍能否助青年科研“突圍”

大西瓜 繪

■一直以來，國內科學界存在一種奇怪的科研“沉默癥”：不同的高校、科研院所之間，在一項科研成果以科技論文或成果鑒定會的方式公布前，相互之間鮮有實質性的學術交流。甚至在同一所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同一個學院、同一個教研室或研究所內，研究者們都不知道對方在研究什么，或者研究者們都是按照各領域權威的老學者、老專家厘定的方向，開展驗證性而非重大的原創性研究。

■在國內不少高校、科研院所，很多單位在立項研究的重大項目上缺乏冒險意識，不愿意資助默默無聞的青年學者、青年教師，而更愿意把有限的科研經費投到那些早已功成名就的大教授或知名學者身上。這就導致大量處于創造力高峰期的青年學者沒有儀器、沒有經費、沒有職稱，要想申請科研課題資助，成功率極低。

“你的研究很有意思！機械設備故障診斷方法，能不能用在醫學病理檢測上？”

“你們樣本分析的方法，能不能用在醫學病理檢測上，建立一個樣本庫，病人不用看醫生，通過病理對照，就能診斷得了什么病……”

這不是一場論文答辯，也不是導師現場指導學生的課堂實錄，而是武漢科技大學一群青年教師自發組織的一場學術沙龍的場景。

這種民間自發組織的學術沙龍，源自42歲的湖北省“楚天學者”、武漢科技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柴利教授2013年的一個突發奇想。

最初，柴利只是想通過組織青年學者的民間學術沙龍，相互借鑒、互相啟發。但讓柴利萬萬沒想到的是，這次無心插柳的嘗試卻引發了青年學者的廣泛關注。最終，應青年學者的要求，不僅每周四成了該校信息學院學術沙龍的固定會期，而且吸引了全校不同學院不同學科的青年學者、研究生慕名而來。

這種民間自發組織的學術沙龍何以引起青年學者的普遍興趣？高關注度的背后，折射出國內科學界怎樣的現實？

一場沒有標準答案的民間學術沙龍

2014年4月24日，是青年學者們期待了一個多月的跨學院、跨學科青年學者“學術沙龍”時間。武漢科技大學信息學院406室內座無虛席。

由于來自不同學院，青年學者們之間大多不相識，每個人進門時都輕聲問：“故障處理的學術交流是在這里嗎？”作為學術沙龍活動的發起人，柴利教授一次次起身，熱情地招呼大家入座。

下午14時30分，長方形的會議桌前已坐滿兩圈，前排是青年教師，后排是青年學生，每個人手中或桌前放著筆和本子。他們中既有該校傳統特色院系——機械學院，也有計算機學院和信息學院的，到會的學者有40多人，平均年齡大約30歲。

活動開始，個子不高、臉頰消瘦的柴利開門見山地說：“這次沙龍探討的主題，是故障處理，今天來的都是做相關方面研究的老師和研究生。大家自己研究的問題、研究出的成果，或者熱點難點、正在研究的方向都可以拿出來討論。”稍作停頓，他環顧四周，加重語氣地說：“在我們這里，不存在保密或怕他人剽竊研究成果的問題。大家來自不同學院、不同學科，交流是為了更好地學習和合作。”

柴利話音剛落，與會的青年學者都禁不住面面相覷，發出輕輕的笑聲。

為了充分體現學術交流的互動性，柴利將此次沙龍設計為兩個環節，先是5位主講人針對各自研究中發現的新問題做研究報告，拋出討論議題，然而是圍繞“故障診斷理論與應用”主題展開自由討論。

作為該校機械學院從教4年的青年教師，肖涵是第一位握著話筒分享科研思路的主講人。“今天，我向大家匯報非線性時間序列分析方法在設備故障診斷中的應用。”對著PPT上呈現的大量研究圖表，肖涵一一作講解。

來自該校計算機學院的青年教師張波濤目不轉睛地盯著肖涵的演示，如果受某張圖表啟發，他就立即將自己的想法和疑問記在隨身帶來的筆記本電腦上。

“我們能否找到一種方便快捷的方式，讓機器實現故障檢測的高準確率和低誤報率？”隨后主講的是該校機械學院青年教師徐增丙，他在報告中，將自己最近正在緊鑼密鼓展開的“基于多特征域集成fuzzy ARTMAP的高可靠故障診斷方法研究”的經歷和體會，向在座的青年教師娓娓道來。

這是一場沒有標準答案的科研爭鳴，也是一次不同學科專業學者之間的思維碰撞。“網絡化控制系統的故障檢測也是一種辦法。”第三位上臺的該校信息學院青年教師張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介紹了基于觀測器的非線性非一致分布時滯NCSs的魯棒（魯棒是Robust的音譯，也就是健壯、強壯、堅定之意）故障檢測和基于多信道數據傳輸模式的故障檢測兩種手段。

“今年3月起，我開始了LPV（線性參數變化）系統執行器故障的魯棒可靠跟蹤控制器設計研究，我個人覺得這個研究很有意思，但目前還沒有什么新突破，希望能和大家探討一下，請大家幫我診斷診斷。”

兩個小時的報告環節，記者注意到，臺下與會的學者大多始終保持著身體筆挺、頭側向講臺的同一個坐姿，一動不動。他們時而拿著筆在本子上寫寫畫畫，時而與鄰座討論幾句。但是，討論會的全程，會場內始終沒有人走動，沒有人查看手機，甚至大多數人連眼前的水杯自始至終都沒有碰過。

青年學者從民間學術沙龍收獲了什么

5位主講人的報告結束后，接下來的一小時是青年教師們自由交流、討論。這也是每周四學術沙龍活動青年教師們最期待的一個環節。

“像這樣的民間學術活動，是我們青年教師的渴盼，也是我們心里的痛！”一位不愿具名的青年教師說，“平時，像我們這些走上講臺不久、在學術圈內幾乎沒有什么學術影響力的青年教師，很少有機會參加國內外各種代表本領域研究最前沿動態的高級別學術研討會，也很少有機會參與層次較高的科研項目。通過這種完全沒有行政色彩的民間自發性學術研討會，我們可以相互取暖、相互啟發，相互學習借鑒，解決日常科研中一個人無法想明白的許多科學疑難問題。”

每到自由提問和交流環節，每一位參會的青年教師都想搶著將自己的新發現、新疑問“曬”出來，希望在座的幾十個甚至上百個腦袋能通過“頭腦風暴”，幫他們一一“診斷”。

還沒等柴利宣布提問環節開始，青年教師張波濤就搶先發言。“我想提3個問題：你們樣本分析的方法，能不能用在醫學病理檢測上，建立一個樣本庫，病人不用看醫生，通過病理對照，就能診斷得了什么病……”

在這種自發性的民間學術研討會上，所有人都沒有顧慮，只有對逼近科學真理的執著追問。輪到該校信息學院的年輕女教師劉曉玉時，她直截了當地對其中一位老師的報告提出質疑：“剛才××老師故障設置的前提條件是0-1之間，這是不是合理？閥可能震動到60%，達不到70%，那就只有0.5，還有可能是負值。”她用手比劃著說，“0-1之間的數據是否更好處理？”

輪到機械學院徐增丙提問，他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拋出疑問：“軋鋼過程中有震顫現象，根本原因是什么？有太多影響因素會影響模型建立和數據分析。”他環視大家的表情，好像在征求大家的意見，然后繼續說，“建立模型之前都是基于數據的，要在平衡工作點下求偏置點，在此基礎上建立初等模型。”隨后，他斬釘截鐵地指出問題的關鍵點，“生產中會有一個相對的穩定性，一種工況我們要做一個模型，關鍵我們要有數據。”

整個交流環節，大家暢所欲言，有的介紹自己的研究內容，有的發表學術見解，還有的當場糾正同事研究中的遺漏或錯誤。

不知不覺中，天已擦黑，一場持續了3小時的“頭腦風暴”也臨近尾聲。當最后一位青年教師發言結束，柴利教授連忙起身主動終止當天的研討會，微笑著說：“故障診斷的范圍很廣，不僅僅是電機系統。我們做學問，不能局限于自己的問題，視野不能太窄，廣泛學習才能觸類旁通。在現代科技分支越來越細的情況下，大家能夠互補，把有限的資源結合起來，未來的發展是很值得期待的。”

“在座的各位，有做應用研究的，有做理論研究的，有做機械設備的，也有做數據模型的，還有做網絡編程的。今后我們能不能合作，一起做些高水平研究？”柴利教授的話音剛落，大家紛紛點頭。

雖然柴利宣布此次學術沙龍活動結束，但會議室內的青年教師們似乎有種意猶未盡的感覺。大家互相留QQ號、手機號，三三兩兩地在交談中陸續離去。張波濤則繼續和信息學院青年教師陳建良在座位上興致勃勃地交流著……

民間學術沙龍何以受青年學者歡迎

這樣的結果，實際上早在柴利的意料之中。2014年春季開學后，柴利在學校科技處的QQ群里提出開展跨學院、跨學科學術交流的想法。當時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建議在QQ群內剛提出，就立即贏得了全校很多青年學者、青年教師的喝彩。

事實上，在國內高校，每所高校、科研院所幾乎每年都有幾十場、上百場大大小小的學術研討會或科研成果鑒定會。但是，與沒有任何官方背景的民間自發性的學術會議相比，在官方組織的學術會議上，有話語權的青年學者、青年教師鳳毛麟角。對于這種程序性較強的官方學術會議，青年學者、教師的參與熱情并不高。

在國內各類學術會議琳瑯滿目的當下，高校青年學者、青年教師為何對民間自發性的學術會議情有獨鐘？為什么這種沒有任何官方背景的民間學術會議廣受青年學者、青年教師青睞？其背后給我們怎樣的啟示？

一直以來，國內科學界存在一種奇怪的科研“沉默癥”：不同的高校、科研院所之間，在一項科研成果以科技論文或成果鑒定會的方式公布前，相互之間鮮有實質性的學術交流。甚至在同一所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同一個學院、同一個教研室或研究所內，研究者們都不知道對方在研究什么，或者研究者們都是按照各領域權威的老學者、老專家厘定的方向，開展驗證性而非重大的原創性研究。

對于國內科學界存在的這種怪現狀以及青年學者學術成長通道不暢等問題，柴利教授看在眼里。

2013年年底，柴利主動向他所在的信息學院領導提出，“在院內開展學術交流”。柴利突發奇想的建議得到院方的支持，并將學院的會議室騰出來，供青年教師自發舉辦學術沙龍。

“現代科技日新月異，科研團隊、協同創新、國際合作、學術交流已成為世界科學界的主流形態，在這種背景下，單一學科領域的科技創新越來越難，世界各國絕大多數的重大原始性科技創新成果的出現，都與學術交流合作的‘整合效應’、多領域、多學科交叉研究密不可分。因此，作為研究者，跨學科的交流、合作很有必要。”柴利說，從科學發展的過程看，科學的分化與融合不斷交替，學科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任何一門學科的突破性進展都有可能對其他學科產生“觸類旁通”的影響，任何一種思維方法和研究思路，也可能為其他學科開辟新的研究途徑，學科之間的相互影響也將越來越大。科研人員要在科研的路上走得更遠，除了需要扎實的理論功底、執著的科研精神，廣泛的學術交流和合作，也必不可少。

青年教師們對這種民間學術沙龍的參與熱情，給了柴利莫大的鼓舞。柴利說，今后，這種民間學術沙龍活動還將不定期舉辦下去，每次聚焦一個主題，采取專題報告拋出議題、學者們自由交流的方式開展朋輩爭論，相互啟發。他希望，通過這樣的學術交流，青年學者們開展激烈的思想碰撞，激發出創新的火花，相互取長補短，最終能凝練出幾個大家普遍感興趣、有價值的共性研究課題，并組建出若干個跨學科的科研合作小組，開展跨學科研究，實現在更大、更寬領域上重大科學技術的新突破。

民間學術沙龍躥紅折射出青年教師的成長困惑

“現在的青年學者處境艱難：想多參加學術會議了解學科研究的前沿信息，往往一堂接著一堂的課程教學壓得你透不過氣；想業余搞點研究，幾乎每個學科領域的重大課題、研究資源都被那些知名教授或‘學霸’把持著，年輕人很難有冒尖的條件和機會。”北京某“985工程”高校的一位38歲黃姓青年學者認為，之所以這種民間自發性的學術沙龍活動在青年教師中間能一夜躥紅，是因為廣大青年學者、青年教師普遍存在各種各樣的專業成長之惑。

在國內科學界，不單是柴利關注高校青年學者、青年教師的成長困惑。實際上，近些年，國內有不少知名學者、專家對于青年科研后備人才隊伍的未來充滿憂慮。

自當選為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以來，北京交通大學教授王玉鳳就持續多年在全國兩會上呼吁為高校青年教師、青年學者創造成長通道。

“按照一般規律，一個人才創造力最旺盛的時期是在25歲至45歲之間，創造力的峰值是在35歲左右。處在這個年齡段的青年教師、青年學者的綜合素質決定著一所高校未來一二十年的核心競爭力，如果不重視這個群體的成長，不僅高校將錯失未來發展的機遇，而且國家未來的科技發展也將面臨人才斷檔的風險。”王玉鳳說，在國內不少高校、科研院所，很多單位在立項研究的重大項目上缺乏冒險意識，不愿意資助默默無聞的青年學者、青年教師，而更愿意把有限的科研經費投到那些早已功成名就的大教授或知名學者身上。這就導致大量處于創造力高峰期的青年學者沒有儀器、沒有經費、沒有職稱，要想申請科研課題資助，成功率極低。久而久之，他們根本無法全身心投入教學和科研。

與王玉鳳的感受相似。在2011年的全國兩會上，中國科學院院士、全國政協委員陳運泰曾向記者透露，最初他到北京大學兼職時，熱情很高。因為，他給學生們開的選修課，很受歡迎。雖然學生們都盼望能聽院士的課，教育部也一再倡導“教授、名師上講臺”，但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兩年后，陳運泰決定不再在北大兼職授課。原因不是別的，而是“我不能去跟年輕老師爭飯碗，影響年輕老師的成長”。

“現在，我們國家特別重視人才。但是，有一個不太正常的現象——在很多單位，似乎‘外來的和尚’最受重視。”中國氣象局原局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秦大河說，他自己很支持各類人才引進計劃，但是，引進人才和培養人才要有機結合起來。國家和各科研單位在制度設計上不能虧待那些長期立足國內老老實實工作的群體。除了引進之外，如何使國內的科學家也能充分發揮才干，應當是人才計劃的重要內容。

在連續幾年的全國兩會上，不少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認為，一項尖端的人才計劃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引來頂尖人才的加盟。但是，對一個國家而言，人才隊伍素質的提高，最重要的還是要提高立足本土的大批“土鱉”人才的素質。包括高校在內的各大科研單位在引進人才的同時，既要加大對本土杰出人才的培養，又不能盲目信奉“外來的和尚會念經”，防止“請來女婿氣走了兒子”。

根據1991年至2010年公開發布的《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僅2010年，中國普通高校新增教職工4.51萬人，高校專任教師比例已達62.28%，20年間增幅達244%。這意味著新進教師及新進的青年教師已經成為目前我國高校專任教師的主體。

如何將這支龐大的高校青年教師隊伍建設好？以一種什么樣的制度設計拓寬廣大青年學者、青年教師的成長空間，鼓勵他們樂于從事科學研究，并能從中脫穎而出……關于這些懸而未決的疑問，我們期待著未來有更多來自官方、民間卓有成效的探索。（記者 柯進 通訊員 程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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