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來，海口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接收了1375名學員，但自身仍是臨時機構，力量單薄。現實中，家里不問、學校不收、社區不管，部分“問題少年”迷途難返，成為一大社會問題。

小海坐在對面，挺著背，眼里透著“老練”的尊敬。“今年14歲，不知道偷了多少次，是‘二進宮’。”沒等問，他主動說。父母關系差，令小海心生厭倦。離家后，他四處游蕩，把偷竊當成了“刺激”……

這是記者在海口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遇到的一個孩子。“矯正效果雖說不錯，但光靠我們孤掌難鳴，迫切需要家庭、學校、社會共同關心‘問題少年’。”中心負責人李啟雄說。

探索第三種教育形式，“標簽效應”低，回訪學員過半完成義務教育

5月的一個上午，傳中老師在給孩子們上國學課。

“孝字的篆書，像什么？”他指著黑板問。

臺下，一群十幾歲的少年，雙臂盤曲，規規矩矩。一個站起身：“上面是‘老’，彎著腰；下面是‘子’，笑開花。”

“對。‘老’‘子’一體，以孝為先……”

在傳中看來，學員的通病是“愛德紊”綜合征，即缺失正確關愛、缺失德行教育、神經系統紊亂。

中心副主任莊秉湖介紹，這里的學員包括，已經違法犯罪或多次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但依法又不適用刑事和治安處罰，而由公安機關送來的12—17歲未成年人，也有家長自愿送來的“問題少年”。中心與家長、本人簽訂委托協議，實施為期3—6個月的封閉式教育。

翻開作息表：早6：20起床、10分鐘內務、20分鐘衛生。6：50出操、7：20早餐、7：45早讀……學員生活規律、緊張有序。

“學習《弟子規》，上感恩音樂課，讓我懂得了感恩。”學員阿福說，他從小失去雙親，靠祖父和姨婆拉扯大，卻沉迷于黃色錄像，無人敢管。被送到中心后，他痛改前非，后來成為某職業學校的好學生。

上海政法學院教授姚建龍認為，法制教育中心走出一條與傳統處罰教育（刑事和行政）、工讀教育不同的“第三條路”，其特點是：強制性與自愿性結合；教育時間短、“標簽效應”低，有利于學員融入社會。

據調查，海口戶籍可回訪的613名學員中，308人順利回校完成九年義務教育，8人考上大學，103人就讀職業學校，251人直接就業。5年間，中心接收了1375名“小海”。經過矯正，1350人回歸社會，結業后3年內重新違法犯罪率為10.9%。

“盡管中心取得了良好矯治效果，但還是個無專門場所、無正規編制、無財政預算、無專門人員、無物資保障的‘五無’機構。”李啟雄說。為解決全省沒有一家未成年人教育矯治機構的問題，早在2011年底，海南省政府原則同意設立該機構，并明確為正處級財政全額撥款事業單位。但時至今日，編制、經費及固定場所都沒有落實。“中心運轉每年至少需要180多萬元經費，目前只能靠司法局支撐運行，甚至無法為聘用人員上保險。”

教育中心力量單薄。家里不問、學校不收、社區不管，不少學員迷途難返

莊秉湖介紹，中心從6個方面著手，做好后續教育銜接、回訪、約談、聚會、回爐教育等。海口市成立了42個幫教小組，簽訂責任書215份。建立愛心幫教培訓基地，每半月約談一次學員。對于結業表現不好，反復教育無效的，則重返中心接受教育。目前，共有5名學員回爐。

現實中，教育中心的力量，顯得非常單薄。家里不問、學校不收、社區不管，讓很多學員迷途難返。

學員吳某結業后，家長多方奔波，無法入學，不得已只能向海口市檢察院“愛心媽媽”求助。然而最終，吳某仍未能回校。從此，他終日沉溺于網絡，不能自拔。

“學校怕影響升學率，不愿接收。我們有時憑私人關系，找教育局、找校長，來回奔波。”莊秉湖說。

據介紹，2009年，海口市綜治辦、公安局、教育局等單位聯合發文，要求“對回原學校就讀或轉學的學員，各學校不得以任何借口予以歧視或拒絕入讀”。然而，中心對100名學員長期跟蹤調查顯示，33名學員希望續讀被拒。幸運回校的47名學員中，有21名因成績不好而輟學，9名因同學歧視而放棄學業，6名因家庭原因中途退學打工。

2010年，中心與屬地司法所、監護人簽訂協議，安置幫教結業學員。但一般協議簽完，學員所在社區、居委會就再也沒人過問了。

“社會是挽救學員的最后一道防線。一方面要完善對每一位結業學員的跟蹤機制，另一方面，要建立‘家庭、學校、社會一體化’的教育矯正體系。”李啟雄建議。

專家建議完善未成年人行為矯治法律法規，讓司法行政部門依法介入矯治工作

“我不要漂亮衣服，不要好看的書包，我只想有一個家！”臺上，情景劇《我想有個家》正在上演。“問題少年”阿寶的呼喊，令數百名觀眾垂淚。

這是“為了明天—海南省法治文藝進校園”活動的一場演出。2013年11月以來，已在海南各市縣巡演107場次。

海南省司法廳副廳長林琳說，改編自中心學員的真實案例，反映出尖銳的青少年問題，可以教育、警示更多的人。

資料顯示，2007—2008年，海口市未成年人違法犯罪991人，占全市未成年人總數的9.9‰。2010—2012年，僅海口市美蘭區檢察院就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112件219人。法制教育中心創建后，全市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人數下降24.6%。

有人質疑，在校學生違法犯罪，被送來接受法制教育是否與《義務教育法》沖突？李啟雄反駁：“中心既是行為矯正的學習班，也是心理矯正的醫院。問題少年在這里進行短期封閉法制學習，與身體生病去醫院治療一樣。難道醫院也必須配套建學校？”

此外，中心屬臨時機構，無法辦理學生保險、校方責任險。倘若學員出現事故，將無法理賠。公安部門送來的學員，如果生病、受傷，中心要花錢治療。

2013年12月28日，我國取締勞動教養制度后，相關配套法律法規不完善，使《刑法》第十七條規定的由政府收容教養的未成年人失去了教育場所，增加了法制教育中心的工作風險。李啟雄建議，應盡快完善未成年人行為矯治法律法規，讓司法行政部門依法介入少年教育矯治工作。同時，擴大教育對象的涵蓋面，將暫予監外執行及相對不起訴的未成年人等均列入矯治機構的教育范圍。

姚建龍曾在中心做過一周調研。他建議，中心與學員及其家長簽訂委托教育協議，在社會救助的名義下，對于流浪、流竄的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進行“保護性”“救助性”法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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