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利還是微利?師資短缺卻又為何難以提高教師待遇?
出資人與園長是矛盾體?普惠園建設面臨哪些難題?
四問民辦幼兒園發展之困
一面是家長質疑幼兒園暴利,一面是民辦園經營者“曬賬單喊窮”;
一面是師資短缺、待遇偏低,一面是民辦園經營者表示“師資占成本一半以上”;
一面是出資人的盈利需求,一面是園長的教育底線;
一面是普惠園建設大勢所趨,一面是民辦園經營者呼吁“加大獎補力度”。
據教育部統計,目前全國共有18萬多所幼兒園,民辦園約占七成,在園兒童約占全部在園兒童的半數。
承擔著重要的學前教育職能的民辦園,生存現狀究竟如何?對此記者進行了調查采訪。
大班額是盈利“法寶”?
一些辦園者為了增加收入,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擴大班額。那么每多招一個孩子,就意味著可以多賺一份錢。多重因素作用下,不少民辦園都存在班額超標問題。
4月初,在北京東四環附近一個小區的居民樓里,李莉(化名)創辦的幼兒園開業了。李莉是位全職媽媽,作為一名曾經的教育從業者,她表示,自己創辦幼兒園的初衷是讓4歲的女兒得到更好的學前教育,“同時自己也算有了一項事業”。
李莉租用了一套120平方米的三居室作為辦園場所,“最近剛招了一名老師,我計劃招收15個孩子。”她解釋說,孩子不能太多,否則每個孩子會沒有足夠的活動空間。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由于難以承受高昂的地價,數量眾多的中小型民辦幼兒園分布在小區居民樓內,或租用底層商鋪作為辦園場所。但考慮到成本因素,并非所有的辦園者都能給孩子提供充分的活動空間。在北京市通州區北關,王惠(化名)女士的兒子在小區辦的一家幼兒園上大班。辦園場地是一套約150平方米的三居室,大、中、小三個班各占一間,每個班有三四十個孩子,顯得非常擁擠。
在一些農村邊遠地區,孩子的活動場地較為寬敞,但大班額問題卻比較突出。山西某縣教育局一位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將當地民辦幼兒園的特點總結為“四差一大”:校舍差、師資差、教學環境差、安全衛生條件差,“一大”指的是班額大。這位負責人表示,“四差一大”問題在區縣、鄉鎮一級幼兒園也存在,在農村地區較為突出,“一是因為孩子太多,二是受利益驅動”。比如一家民辦園擁有3間教室,開設大、中、小3個班,招收50個孩子可以實現收支平衡,“那么每多招一個孩子,就意味著可以多賺一份錢。多重因素作用下,不少民辦園都存在班額超標問題。”
國家教委在1996年頒布的《幼兒園工作規程》中規定,幼兒園每班幼兒人數一般為小班(3至4周歲)25人,中班(4至5周歲)30人,大班(5周歲至6或7周歲)35人,混合班30人。學前幼兒班不超過40人。
民辦幼兒園的辦園成本基本是可控的,一些辦園者為了增加收入,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擴大班額。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在一些監管不嚴格的地區,民辦園的班額有時能達到50多人甚至60多人,“班額的底線不斷被突破,為安全衛生問題的出現埋下了隱患。”
近年來,隨著民辦園數量迅速增加,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斷冒出所謂“天價園”,不少家長認為民辦園是一個暴利行業。但接受記者采訪的幾位民辦園經營者卻異口同聲:純屬微利。
李莉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每個孩子每月收費4000元,除去房租,教師、保育員、廚師的工資和水電、玩教具等支出,“如果招到8個孩子可以基本實現收支平衡,收到15個孩子,每月可實現盈利2—3萬元。”在她看來,這樣的收入在北京根本不算什么,“但我承擔的風險和付出卻要比一般上班族大得多。”
由于自己也做小生意,王惠對兒子所在幼兒園的經營情況一直比較留意。她也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全園約100個孩子,每人每月平均交費1000元,幼兒園每月收入約10萬元,除去成本,這家幼兒園每月可實現盈利4萬元左右。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相對而言,在中小城市和農村偏遠地區,幼兒園的盈利空間比大城市要小。湖南省某邊遠縣教育局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他仔細算過一筆賬,在當地縣城,一所容納100個孩子的民辦園,經營者每年差不多可盈利10萬元左右,“在當地還算不錯,但稱不上暴利”,該負責人稱。
家長們反映較多的是民辦園收費名目繁多的問題,常見的有培訓費、交通費、活動費等。王惠告訴記者,她兒子所在的幼兒園面向中班、大班的孩子開設了一些學習課程,比如英語、思維、美術、武術、跆拳道等課程,其中英語、思維屬于“必修課”,每個孩子都要學,每學期400元;武術、美術、國畫、鋼琴等是每學期300—400元,家長可以替孩子任選。王惠表示,自己原本不打算給孩子報興趣班,但幼兒園老師給她提建議說:“你兒子偏胖,身體協調性不好,最好讓孩子練練武術,強身健體。”王惠只好答應。
隨著陜西西安等地一些幼兒園給孩子喂藥事件曝光,幼兒園“缺勤退費”制度開始為大眾所熟知。“一個孩子不來,教職工工資不能減少,水電不能不用,總之,成本不會降低。為此,一些民辦園負責人就想方設法降低孩子的缺勤率,最終誘發幼兒園喂藥事件。”有業內人士分析說。
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副教授黃永軍認為,完全由民間出資的幼兒園,只要合法辦園、規范辦園,政府不應限制其盈利。在他看來,政府管理的重點是完善監督及獎懲機制。
師資怪圈如何破解?
隨著物價逐年上漲,辦園成本增加,如果需要壓縮開支,民辦園經營者首先想到的就是降低教師待遇。如此一來就形成了惡性循環。偏低的收入,高強度、高壓力的工作,社會地位又不高,這一切導致幼兒教師職業缺乏吸引力。
小胡是畢業于北師大幼教專業的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到北京一家知名民辦園任教,但她只干了三年,“原因很簡單,收入太低了”。如今,她從事保險推銷,“現在我每年收入幾十萬元,而在幼兒園當老師,想達到這樣的水平是不可能的。”
在北京,剛畢業的民辦幼兒教師月薪基本在2500—3000元,較為資深的教師能達到3500—6000元。待遇低下直接導致民辦園幼兒教師流動頻繁,“但凡有別的出路,教師干幾年就會轉行。”小胡說。
這在全國是較為普遍的現象。據湖北某縣教育局一位負責人介紹,當地剛入行的幼兒教師月薪800多元,擁有三到五年工作經驗的教師月薪在1200元左右,月薪2000多元的在當地已經算是“高薪”。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無論是在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大城市,還是農村偏遠地區,民辦幼兒教師的收入整體偏低,“在當地基本都屬于中等偏下水平”。
提高幼兒教師待遇的呼聲由來已久,但幼兒園也有自己的壓力。民辦幼兒園有兩大主要成本:教職工工資和房租,其中教職工工資經常能占到成本的一半以上。北京市一所民辦幼兒園的園長告訴記者,自己幼兒園的教師平均月薪不到4000元,但人力成本已經超過全部成本的50%。“此外,我們還要為教師繳納五險一金,要為外地教師提供吃住,經營壓力很大。”
要提高公辦園教師的薪酬和福利待遇,意味著政府要增加一筆不小的財政開支。而民辦園的唯一途徑就是大幅度提高保教費,但這會招致家長抵制甚至生源流失。而隨著物價逐年上漲,辦園成本增加,如果需要壓縮開支,民辦園經營者首先想到的就是降低教師待遇。如此一來就形成了惡性循環。
2002年頒布的《民辦教育促進法》規定,民辦學校的教師、受教育者與公辦學校的教師、受教育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實際上,民辦園教師的待遇與公辦園相比仍然差距明顯。在崗時拿著同樣工資的民辦、公辦幼兒園教師,退休以后的收入相差很大。“偏低的收入,高強度、高壓力的工作,社會地位又不高,這一切導致幼兒教師職業缺乏吸引力。”一位業內人士說。
幼兒園短缺的不僅是教師。《幼兒園工作規程》中規定,幼兒園按照編制標準設園長、副園長、教師、保育員、醫務人員、事務人員、炊事員和其他工作人員。2012年5月,當時的衛生部發布的《托兒所幼兒園衛生保健工作規范》中規定,托兒所幼兒園要根據預招收兒童的數量配備符合國家規定的衛生保健人員。按照收托150名兒童至少設1名專職衛生保健人員的比例配備衛生保健人員,收托150名以下兒童的可配備兼職衛生保健人員。按照北京市幼兒園辦園條件基本標準的規定,寄宿制幼兒園師生比是1∶3.5—1∶4,全日制幼兒園為1∶5.5—1∶6。幼兒園醫務人員的配備,日托兒童100名以下,全托兒童50名以下設專職或兼職保健人員1名;日托兒童100—150名,全托兒童50—100名設專職兒童保健醫1—2名;每增加100名兒童增設兒童保健醫1名。
但這些規定在有的民辦園沒能得到落實。“由醫生、護士轉崗算好的,還有的是從事過藥劑師等與醫藥沾邊的工作,或者經過簡單的醫療培訓就上崗了。”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此外,辦園者為了降低成本,也會控制人力使用。王惠告訴記者,她兒子所在的幼兒園每個班只有一名教師、一名保育員,幼兒園沒有保健室和保健醫,孩子平時的衛生保健工作都是由教師負責。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學前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劉馨表示,國家對托兒所幼兒園的衛生保健工作有明確規定,對保健醫的任職資格有嚴格的準入制度,幼兒園在申請成立時就要達到相關標準。但是在有的民辦園尤其是“黑園”,由于根本沒有合法辦園資質并缺乏監管,保健醫的配備情況非常不樂觀,由此也埋下了安全衛生問題的隱患。
“幼兒園的首要工作是保證孩子身心健康,在此基礎上才能談到啟發智力、培養習慣等。”劉馨表示,無論是何種幼兒園,這都是必須承擔的責任。
能否實現投資與管理分離?
出資人的多元化給民辦園市場帶來活力的同時,也滋生了很多問題。出資人看重的是經營,園長追求的是教育管理,這是一對矛盾。
對于民辦園的發展,國家一直給予積極的鼓勵政策。1992年公布的《全國教育事業十年規劃》提出:學前教育以社會各界共同辦學為主。2001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規定:學前教育以政府辦園為骨干,積極鼓勵社會力量舉辦幼兒園。2004年國務院發布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規定:國家對民辦教育實行“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依法管理”的方針;實施學前教育的民辦學校,可以自主開展教育活動。
在國家制定的法律法規持續、鮮明、有力地鼓勵和支持民辦教育事業發展的大環境下,民辦幼兒教育從法律上獲得了快速發展的保障。
據了解,民辦幼兒園在改革開放后開始出現,當時的出資人以個人、私營公司為主,創辦者大多從事過教育工作,辦園動機主要是出于自身興趣。隨著新一輪生育高峰的到來,最近幾年間,民辦幼兒園大量出現。較為穩定的回報、旺盛的市場需求,吸引了大量社會資本涌入。出資人的多元化給民辦園市場帶來活力的同時,也滋生了很多問題。“想撈錢、想出名的有,真心想為教育事業做貢獻的也有。”一位業內人士說。
幼兒園的出資人主要有兩類人。第一類是各地所謂的“大老板”,他們的辦園目的較為復雜,但把幼兒園當生意來做的傾向明顯,創辦的通常是“高價園”。第二類人是以此作為謀生手段,創辦的大多是中低檔幼兒園。
第一類出資人通常并不直接管理幼兒園事務,而是聘任一位“業務園長”。因此,有的民辦園的園長其實并不是幼兒園的實際持有人。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中國教育學會學前教育專題研究中心主任朱家雄表示,“民辦園營利是天生的,出資人看重的是經營,園長追求的是教育管理,這是一對矛盾。”雙方有時難免在辦園理念上出現沖突。
天津市一家市級示范幼兒園的園長曾被聘請到一家民辦園工作,結果不到3個月就主動辭職。因為她發現出資人以較低價格采購的玩教具不符合國家安全標準,對孩子的健康存在潛在威脅。“安全對幼兒園來說絕對是第一位的,絕不能為了商業利益損害孩子的健康,作為幼兒園從業者,這是必須堅守的道德底線。”她說。
朱家雄建議,應當對出資人的辦園行為加強監管,“實現投資和管理分開,盡力避免投資者因為逐利動機而導致管理混亂和道德失范”。
在行業內,如果民辦園不具備合法資質,就是“非法園”,俗稱“黑園”。在一些經濟相對落后或監管相對松散的地區,“黑園”不在少數。記者采訪了河北、山西、湖北等地的幾個區縣,由于歷史原因,有的區縣的民辦園比例高達90%以上,“黑園”超過半數。某縣一位分管教育的副縣長曾想依法取締所有“黑園”,但后來不得不作罷。“取締并不難,但幾千個孩子怎么安置?讓他們去哪?”
黃永軍認為,當政府無力舉辦足量的幼兒園,同時社會力量也無力舉辦合乎標準的幼兒園,使社會入園需求不能完全滿足的情況下,硬性關停“非法園”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建議,教育、衛生、工商、消防等政府部門之間應協同配合,加強對“非法園”的監管、引導,努力促進其進入合法辦園的軌道,切不可形成對“非法園”的監管真空。
普惠園獎補力度仍有待加強?
當前國家及地方難以完全以公辦園滿足社會入園需求的形勢下,對以社會力量舉辦民辦園應持積極鼓勵的政策。
在對民辦園的監管方面,2004年,北京市在全國率先建立了對民辦園的考核評價體系。2008年,又對評價體系進行了修訂。今年北京市又委托北京教育評估院對民辦園進行考核評估。
黃永軍認為,無論是以何種方式舉辦的幼兒園,都應納入政府監管的范疇。一方面要對缺乏辦園經驗或辦園不夠規范的幼兒園給予必要的監督指導;另一方面要對成熟、規范的幼兒園給予充分的辦園自主權。“包括對那些民間有入園需求、同時又達不到辦園標準的所謂‘非法園’,也要納入政府監管范疇。”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一些地區已經對此進行了探索。比如,湖南省炎陵縣教育部門將轄區內所有民辦園都納入了監管范疇。為了促進民辦園發展,采取了公辦、民辦幼兒園一對一“結對子”幫扶模式,公辦園在師資、教學等方面給民辦園以幫助。在炎陵,民辦園教師可以和公辦園教師一樣參加“國培計劃”,培訓經費由當地教育主管部門承擔。
黃永軍認為,在當前國家及地方公辦園難以完全滿足社會入園需求的形勢下,對以社會力量舉辦民辦園應持積極鼓勵的政策,“即使將來公辦園的服務面越來越大,也應給優秀的民辦園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民辦教育促進法》中規定,國家對為發展民辦教育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組織和個人,給予獎勵和表彰。全國不少地方也都出臺了對民辦幼兒園的獎補措施,例如北京市目前對認定為普惠園的幼兒園給予每個孩子每年1000元的補貼。但在北京,民辦園孩子每年的保教費動輒幾萬元,這樣的補貼力度仍嫌不足。
近年來,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呼聲不斷。朱家雄認為,這是大家都希望實現的目標,但鑒于當前我國教育的整體發展狀況和教育投入所限,短期內幾乎不可能實現。
上海、山東、四川等多地都已出臺政策,表示要加大普惠園的建設力度。但在有的業內人士看來,如果政府不給予充足的補貼,很難實現建設普惠園的既定目標。很多地方政府表示要對民辦園“進行政策性傾斜”,但卻沒有明確的獎補標準。有民辦園負責人建議,政府有關部門應進行精確核算,制定可行的投入比例,再細分相應的獎補標準,“比如普惠園收費多少才算普惠?政府補貼多少才能實現普惠?”
談到民辦幼兒園的發展遠景,朱家雄認為,“政府應當集中精力做好托底工作,解決好中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入園問題,而讓市場來滿足富裕家庭的更高層次的需求”。(見習記者 楊國營 本報記者 宋偉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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