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多月前，華中科技大學“一把手”換人，在教育界引起一番熱議，原任校長李培根因年齡原因不再續任。在離別發言中，李培根直陳“遺憾”——在這個校園里還是多了一些官氣，少了一些學氣。

大學行政化和去行政化的討論由來已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老話題該如何迎接新挑戰？

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管理

大學行政化嚴重地影響和妨礙了規范完善和科學高效的行政管理。

查閱“985工程”高校,筆者發現一個共同點，處在中國高等教育第一梯隊的“985工程”高校，黨政領導班子一般為13—15人，黨政機構在30個左右，機關工作人員400—500名，其中處級干部100多名。

去行政化，是否就是去行政管理？在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教授廖小平看來，任何現代社會組織都離不開行政管理，不存在去行政管理的問題。“中國大學的行政管理不是是否該去掉的問題，而是應如何規范和完善的問題。”廖小平認為，當前大學行政管理不規范和不完善，是大學行政化導致的結果，主要表現為行政管理由工具價值異化為一種目的價值，即為教師、學生和教學、科研服務的價值變成自為自利的價值。

如此看來，規范和完善的大學行政管理與大學行政化是兩個問題。“大學行政化不僅不等于和無益于大學的行政管理，而且嚴重地影響和妨礙了規范完善和科學高效的行政管理。”廖小平認為，因此，大學去行政化并不是一般地要求去掉大學的行政管理，而是應該去掉大學行政管理的目的價值，規范和完善其工具價值。

去行政化，究竟去什么？要回答這個問題，前提是厘清大學行政化的真正內涵。在不少學者看來，當前中國大學行政化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大學機構的級別化、學術體系的科層化和大學管理者的官僚化。

大學作為教育學術機構，本無行政級別之分，可現有的級別架構使大學在制度體制上向行政機構異化。在高校，教學科研體系、行政管理體系和條件保障體系構成了大學的基本結構體系。大學教學科研體系的本質就是其學術性，是大學結構體系的核心和中心，由于現代大學組織結構越來越復雜，大學的結構體系也就越來越體現出科層化的特點。

何為科層化？廖小平分析說，其主要特點是遵從層級、專業分工、依章行事、理性決策、權責清晰等，科層組織的最終決策權集中于權力的頂層，從而與分散決策、自發形成、自由競爭形成鮮明對照。然而，如果說大學的行政管理體系需要科層化管理，那大學的學術體系卻是與科層化天然對立的，它內在地需要學術自由、學術民主和寬松的教學科研環境。

遺憾的是，當前中國大學體系科層化的現狀卻是：行政管理體系的科層化明顯不夠規范，從而導致行政管理的效率低下；而不宜科層化的學術體系卻按照科層化的要求科層化和行政化了。目前，給教學科學機構及其人員確定相應行政級別，就是大學學術體系科層化的典型表現。從整個大環境來看，學術權力“參照”行政權力來運行，使得掌握學術權力者不可避免地沾染大量行政權力的官僚習氣和做派。

行政權力一家獨大的弊端

很多高校教師最怕行政樓有指示，而且毫無商量余地。

在高校教師看來，行政權力往往代表著實實在在的利益，不僅掌握科研項目、經費分配，還評判教師學術水平的高低。行政權力一家獨大，缺少制衡，整個學校要按照行政的邏輯來運轉，以至于很多人將行政化與學校各職能部門所在的行政樓畫等號。

在中部地區一所高校的文科院系，就因行政化色彩過濃出現了很多折騰人的事情。前任院長升任校領導后仍是該院的博導、教授，參與科研教學工作。該院一名副院長因與前任院長關系甚好，順利接班。在這樣的關系和架構下，院長依托自身的行政資源以及與校領導的人脈資源，將很多學術資源抓在兩個人手上，以致被人稱為“學霸”。過了幾年，這名院長因年齡原因不能再擔任院長這一行政職務，本應退休，但他以博導身份轉到該校一個與自己所在院系關系密切的研究所擔任所長，導致該院一直沒有院長。最近，所長的任期也即將到期，學校才敢對外選聘院長。

這樣的尷尬并非僅僅存在于一所高校。4月16日，華中師范大學資深教授章開沅“榮休”。經過三年四度請辭，88歲的歷史學家章開沅終于取下了自己頭上的“資深教授”桂冠。他也由此成為中國社科界辭去“院士待遇”第一人。在華中師范大學黨委書記馬敏教授看來，章先生請辭資深教授是一件意義非凡的“自我革命”，體現了高尚的道德境界和恪守的學術良知，為學術頭銜回歸本真開了好頭。

“榮休”之后，章先生將告別相關待遇，包括每年10萬元的津貼。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章先生道出了自己的真實想法:“我讓出這個頭銜，讓年輕、新鮮、有朝氣的面孔出現”。他坦言，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內心很不安，“目前大學的體制需要改變，比如官本位”。

觀察高校教師的職業發展路徑，很多教師希望先謀得一官半職，最起碼是副處級干部，然后再謀求學術上的發展。因為體制是座金字塔，爬到塔尖就有享不盡的福，這導致等級觀念增強，貧富差距擴大。位置高的不僅待遇高，很多資源好處都往高處匯集。而層次低一點、沒有占有一定行政資源的學校，申請項目資金就非常難。

前幾年，湖北一所學校的管理學科申請國家級獎項時，學科背景是理工科的教務處相關人士也在成果完成人之列，理由是教務部門也出力不少，聽起來令人哭笑不得。有人坦言，如果不加名字這位負責人就把材料卡著不往上報，“同歸于盡”還不如退而求其次，“你好我好大家好”。

行政化對教育教學的影響其實已滲透到各個方面，呈現出五花八門的現象，“近親繁殖”就是一個典型。嚴家寬曾是湖北大學藝術學院院長，2009年在任上的他推行了一項教師招聘的改革——報名者須是省外高校畢業生。在當年就業形勢比較嚴峻的情況下，讓很多看到這一規定的武漢地區藝術院校的畢業生很心冷。

規定一出，拒招本地生“一刀切”的做法引起質疑。時至今日，嚴家寬仍為當初的決定不后悔。“藝術有一定的地域性，不同的地域，其藝術流派、風格都不盡相同。招聘外省高校畢業的老師，就是為了融合不同的流派和風格。高校藝術教育要上質量、上臺階，就不能搞‘近親繁殖’。”嚴家寬是國內著名的重彩寫意山水畫家，深諳藝術發展規律，此番決定可謂富有遠見。

“此前盡管沒有明確表示不招省內學生，但實際操作中已經執行了此項規定。”嚴家寬說，2009年為了減少“關系戶”做“無用功”，直接選用了“張榜告示”這一“禮貌”做法，可見曾深受行政權力干預。

取消行政級別是表象，改革資源配置才是關鍵

教育資源要從“行政權力主導型”配置模式向“教育規律主導型”配置模式轉變。

大學去行政化已明確寫入政府文件多年卻遲遲不見行動。大學去行政化的主體是誰？回答這個前提性問題，即明確誰最有責任、最有能力推進和實現中國大學去行政化的問題。

教育部某負責人曾表示，高校行政化管理傾向有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對學校管理的行政化傾向，另外一條是學校內部管理的行政化傾向。如此看來，大學去行政化，黨和政府是首要主體，大學自身是大學去行政化的直接主體。

廈門大學教授劉海峰曾表示，“高校去行政化”實際上包括三層含義，一是減少行政對高校辦學的干預和管理，比如教育主管部門減少一些行政審批項目，讓大學更有自主權；二是高校內部要減少行政權力對教學的影響，行政、后勤部門要加強為教學科研服務的意識；三是去除高校管理人員的行政級別。

有個現象值得注意，即媒體報道較多的某某大學校長主動不擔任校學術委員會主任，甚至有校長退出校學術委員會者，以為這就是大學去行政化了。“去行政化不只是校領導級別取消，不是簡單地‘改造’學校的行政樓，而是整個學校的行政權、學術權重新配置。”湖北大學體育學院教授曾吉分析說，去行政化制度設計的實質應該是改變目前政府與學校之間以及學校內部的教育資源配置方式，實現教育資源從“行政權力主導型”配置模式向“教育規律主導型”配置模式轉變。

綜合廖小平等多位專家學者的研究，我們不難發現,去行政化主要有四條路徑：一是建立以法治精神為內核的現代大學制度；二是去大學外部行政化與去大學內部行政化同步進行，去大學外部的行政化更為關鍵；三是取消大學及其管理者的行政級別是大學去行政化的重要前提；四是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合理分野。

湖北大學教務處處長邵士權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大學去行政化的最終目的和目標是合理區分和擺正政府和大學的行政權力與大學學術權力的關系，讓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各有合理和正當歸屬，從而實現大學向教育學術機構的還原和回歸。“‘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這一久遠的大學理想應該仍然是當今大學的共同理想和大學的靈魂。”邵士權分析說，要實現大學自治，其首要前提就是依法約束大學外部行政權力對大學的侵入，大學依法自主辦學，確保大學的獨立性，同時加強大學內部的自律。

2013年中國人民大學違規招生情況被曝光后，有人主張收回學校的自主招生權，認為腐敗是因為高校自主權太多引起的。此前，中國人民大學招生就業處負責人被爆招生違紀，人民大學也因此暫停自主招生1年。在相關專家看來，出現這個問題的根源不是自主招生，而是學校的管理體制仍然是行政主導。知名教育研究學者熊丙奇直言，該叫停的是權力干涉自主招生，暫停自主招生不如推進教育放權改革。對于自主招生出現的問題，不少人認為是放權給學校惹的禍，但其實這是放權不徹底鬧出的問題——在行政放權給學校的同時，必須在大學建立新的治理機制，推進行政權和學術權、教育權分離，制約行政權力干預教育事務和學術事務，最終擴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權力。

最近，中央部屬高校的章程建設已列上日程。去年12月，東南大學等6所高校章程獲得教育部核準，教育部政策法規司負責人當時表示，制定高校章程將推進依法辦學，推動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理順學校內外部發展機制，形成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機制。在章程中，教師和學生的權力被置于學校權力前面。看似很好的章程，實際效果還需在操作過程中檢驗。

任重道遠需堅守，應有自我革命的勇氣

高校想實現取消行政級別，需要事業單位整體改革的配合。

去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逐步取消學校等單位的行政級別，深化教育改革。

去行政化，在我國遭遇“兩難”，即大學必須去行政化才能使大學去官僚化，回歸教育學術本質，但在全社會都崇拜行政級別的社會環境里，去行政化又必然降低大學的地位，很多大學領導者和高教研究者擔心取消大學行政級別后遭遇“尷尬”和“不便”。目前，在大學的用人、職稱評審、分配制度等方面，政府部門對大學的直接干預并無減輕的跡象。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也頗費周折。譬如，教育部門提出了取消大學行政級別的議題，人社部門和編制部門能夠跟進取消大學行政級別的機構和編制核定嗎？組織部門能夠跟進取消大學校長的行政級別嗎？

廖小平研究發現，當前中國大學去行政化至少面臨六大障礙，即法制障礙、權力障礙、利益障礙、體制障礙、自律障礙、文化障礙，克服了這些障礙就意味著為大學去行政化創造了相應的條件。

就招生來說，政府不應固守人為地劃分第一批次院校、第二批次院校，應改為以考生綜合評價分數劃分批次，而不是以學校劃分。打破一本、二本招生壁壘，可以讓各高校學科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這是高校更主動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只有這樣才能打破千校一面的局面。目前政府調配高校的兩大重要資源：經費、生源，都是典型的靠行政手段配置資源，都是行政化辦學的體現。一旦放開，所有學校、學科都會坐不住，高校才有活力。

邵士權認為，高校去行政化是大勢所趨，但不能操之過急，須進行完善的制度設計。高校去行政化的目的是使高校更好地實現“學者治學、專家治教”。該校教務處正在嘗試改革，向各學院下放教學學術權力，比如將考核學生課程學業成績的權力交由老師，老師可以根據自己的教學需要自由選擇考核學生的方式，學生也可以提出符合實際的考核訴求。

專家指出，目前包括高校在內的事業單位改革需要“國家通盤去考慮”，而且要改變現有的社會評價體系。熊丙奇認為，高校想實現取消行政級別，需要事業單位整體改革的配合，“要完善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出臺具體改革方案和機制，方案本身要有可持續性，有專門的改革機構來協調各方面利益”。同時，建立高校職員制度，“高校的行政崗位將變成職業化的崗位，不能再按照官場體系來運作，由圍著領導轉變成圍著學生轉，靠服務來支撐”。

在熊丙奇看來，長期以來，“去行政化”改革還是由行政主導，在政府向學校放權層面是由教育行政部門主導的，在學校內部放權層面是由學校行政部門來主導的，由他們來主導，可以做到放權嗎？會向自己革命嗎？所以，“去行政化”就變成口號了。建議由全國人大和地方人大制定方案，教育行政部門和高校來執行。同時，厘清相應的法律法規，逐步修改與改革相沖突的內容。 （馮蕾 劉歡 通訊員 黃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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