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專家翟振武測算：四五年后出現人口高峰，將新增1000萬左右兒童

多位教育專家擔心：學位吃緊會導致教育質量下降、外地孩子沒有學上

地方教育局聲音：擴大規模的同時適時調整資源配比結構

連日來，伴隨著“單獨二孩”政策在各地的逐步落地，新一輪人口增長開始在各地顯現。人口政策，牽一發而動全身，不僅深刻影響我國人口數量與結構、國家糧食安全、醫療、教育等“國事”，更是關乎2000萬個家庭的“家事”。那么，我國教育資源能否招架得住這即將到來的入園難、入學難、升學扎堆？為此，本報記者采訪了人口專家、教育政策研究者以及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濰坊、包頭等地基層教育行政部門。

“單獨二孩”會導致嬰兒潮嗎

每年平均增加200萬，持續六七年，累計新增1000萬左右幼兒

“盼望可以生‘二孩’的政策盼了8年，事實上我已經決定為此放棄工作了。”38歲的張紫雯，在一家不錯的事業單位上班，8歲的兒子上小學二年級了。已步入高齡產婦的她十分著急，一直想再要一個孩子，可是由于愛人不是獨生子女，他們與“雙獨”政策擦肩而過。

與張紫雯情況相似的家庭有多少？“‘單獨二孩’政策全面落實后，在全國范圍內，將影響1500萬至2000萬個家庭。”人口專家、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接受采訪時說。

翟振武是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委員，是我國制定人口政策的重要智囊之一。他介紹說，“單獨二孩”政策的出臺基于為期5年的調研，調研覆蓋2000多個農村（城市“單獨”家庭數據較為完整，農村存在大量非政策內生育的情況，所以摸底農村加城市成熟的數據基本能得出準確數據）、10萬戶家庭。根據國家衛計委前期開展的生育意愿調研，上述1500萬至2000萬單獨已育一孩的夫婦，大約60%愿意生育第二個孩子。

那么，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是否會出現符合條件的夫婦扎堆生育，導致“嬰兒潮”？

翟振武回應道：根據調研情況測算，第一年大約有100多萬人，第二年約有200多萬人，第三年可能達到300萬人。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新政策啟動后的第四五年，將會出現生育堆積的釋放期，由此形成一個小的生育高峰。此后發展趨勢走低，但是這個走低并不是恢復到政策前的原點，而是在比原點高一些的水平上徘徊，人口數量持續增長。

根據國家衛計委的多輪測算，我國城鄉一致放開“單獨二孩”政策后，累計將有1000萬左右“二孩”出生。由于農村的獨生子女遠少于城市，所以此次“單獨二孩”政策影響的主要是城鎮育齡夫妻。那么，城鎮夫妻生育意愿強烈嗎？

據翟振武所做調研以及新浪網調查顯示，不同城市、不同地區的“單獨”夫婦，生育意愿也不盡相同：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二孩”生育意愿較低；二三線城市以及中小城市，符合條件的夫婦，大多希望新政策盡快實施。

以北京為例，北京市長期保持低生育水平，連續18年總和生育率在1左右（總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個婦女一生所生育的嬰兒數。當總和生育率小于2.1，代表新生人口不足以彌補上一代人的數量）。

此外，從全國各地的政策落地上看，存在一定的時間差。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向媒體解答政策時說：全國各省(區、市)準備情況各不相同，啟動實施政策會有時間差，因此，短期內不會出現出生人口大幅增長的問題。

那么，由于新政策累積增加1000萬左右人口，是否會給已是“人口大國”的實際國情帶來巨大包袱？國家衛生計生委目前發布的官方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5至1.6。2013年6月，聯合國發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訂版》測算顯示，中國2010年至2015年的總和生育率為1.66。

由于我國此前實施城鄉有別的計劃生育政策，許多省份實行農村“一孩半(第一胎是女孩的允許生二胎)”，甚至“二孩”政策，加之不可回避的超生現象，導致全國目前實際總和生育率已經達到1.6。

翟振武說，“單獨二孩”政策后，我國總和生育率會有所提高，但最高不會超過1.9。據國家衛計委相關負責人介紹，從宏觀調控角度看，國家將根據“十二五”人口發展規劃、近年出生人口變動情況以及“單獨二孩”政策啟動實施情況，編制年度人口計劃，加強引導調控，確保出生人口控制在合理范圍之內，防止發生大的波動。

“單獨二孩”后上學會不會更難

本地人口學位吃緊，擴班導致教育質量下降，外地孩子恐被擠出

在采訪中，符合政策的家長幾乎表達了同樣的擔憂：“第二個孩子上學是不是更難了？”

“人口數量直接影響不同學段教育機構的規模和資源的配置，對學前教育的影響首當其沖。”華東師范大學學前教育與特殊教育學院教授、學前教育系主任華愛華對記者說。

以一線城市北京為例，2007年“金豬寶寶”帶來16.1萬人的生育高峰，2008年“奧運寶寶”再創17萬人之高，2012年“龍寶寶”攀升至22萬人的新高度。由此帶來的直接民生問題是“入園難，難過考公務員；入園貴，貴過大學收費”。

“北京有一個特殊情況，占人口總數37%的常住外來人口，其子女的教育問題要在北京解決。事實上，逐年增加的人口以及外來人口的涌入，使北京一直處于高生育、高入學率的階段，我們的幼兒園、小學、中學一直供不應求。”北京市教委一位不愿具名的負責人對記者說。

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1月23日聯合發布的數據顯示：到2013年末，全市常住人口達2114.8萬人，比上年末增加45.5萬人。而《2010—2014年北京教育事業發展統計概況》顯示：2013至2014年度，北京市幼兒園由前一年的1305所增加到1384所，小學數量基本上沒有增加。

人口在增加，教育機構數量變化不大，教育承載能力應接不暇成為必然結果。“‘單獨二孩’政策的出臺警示我們，要科學對待人口與教育的關系，將它作為一個常項來開展，掌握人口出生的峰谷交替規律、人口高峰的年齡結構在不同教育階段的滾動趨勢，以準確判斷、布局教育的發展規模。”華愛華說。

全國特大人口城市——四川省成都市，2013年全市常住人口已經達到1635萬人，目前已達歷史峰值。記者與該市武侯區計生部門聯系，他們現在無法回答“單獨二孩”后具體增加的人口情況，而相關政策還在制定過程中。

記者從武候區教育局了解到，2013年武侯區入園兒童數約1.1萬人左右，小學入學人數為1.2萬人。“實際上，2005年至今，武侯區入學的很大一部分壓力來自隨遷人員子女的持續增長。目前基礎教育段隨遷子女比例已經達到總數的60％左右。”該區教育局小教科科長羅虹介紹說。

浙江省是全國第一個正式落地“單獨二孩”政策的省份，政策落地后教育資源如何跟進？“我市每年小學招生人數在3萬左右，現在計生局還沒有確切的數據，預估未來每年將增加三四千名孩子。”杭州市教育局初中初等教育處處長蔣鋒對記者說，“關鍵是這兩年，我們的學位已經非常飽和了，為了保證入學只能擴大班級規模。”

“擴班后教育質量肯定會下降。”蔣鋒坦言，“我們的教師配備、教育資源的配備，是按小班化來設計的。新生人口增加，而教育規劃還沒有做大，只能解燃眉之急，先解決人進來的問題，再實現小班化發展目標。”

采訪中，多地教育部門官員以及工作人員對記者說，如果資源不足，有限的學位一定會先提供給本市戶籍人口，那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必然被“擠出來”。

有幾分殘忍的取舍，事實上已經在許多一線城市實行著。北京市、上海市許多公辦幼兒園在招生簡章中明文規定招收“具有本市戶口的適齡幼兒”，一些幼兒園在招不滿本地生源的情況下會考慮招收外地戶籍幼兒。小學招生對戶籍的要求亦是如此。

在中小城市以及縣級城市，當地相關部門的預測情況還算良好。“山東省濰坊市2013年新入園孩子數是8.23萬人，小學入學人數11.1萬人。”記者采訪山東省濰坊市教育局學前科科長周立明時，他提供了這兩個數字，分析一下這組數據可以看出，2016年該市由幼兒園入小學人數將比2013年減少近3萬人。

此外，未被抑制生育意愿的西部少數民族聚集地，其教育資源受到“單獨二孩”政策影響不大。面對人口壓力教育如何接招

建立人口預測與教育規模結構預調整制度，避免應急性失誤

從2007年起，我國迎來第四個人口出生高峰，每年新生兒是1600萬，實施“單獨二孩”政策后將在這個常量的基礎上每年增加百萬新生兒。在本已應接不暇的教育資源現狀下，如何解決這一涉及千千萬萬家庭的民生問題？1000萬將要到來的兒童怎樣才能有學上呢？

對于這一問題，首都師范大學副校長孟繁華較為樂觀，他認為：“今年降生的100萬左右新生兒將在3年后進入學前教育階段，6年后進入小學教育階段，這意味著學前教育和小學教育將分別在3年后和6年后迎來新的入園、入學高峰期。100萬左右的新生兒數量占全國幼兒園在園總人數的2.6%左右，占小學招生人數的5.8%左右。相信及時進行微調，我國有能力承載這些新增人口接受教育的需求。”

如何進行“微調”？華愛華教授強調說：“應建立人口預測與教育發展關系的研究，設計人口出生、年齡結構預測與教育資源關系的信息管理系統。建立人口出生預測與教育規模結構預調整制度，避免應急性調整的失誤，以逐年微調的形式穩步發展。”

孟繁華建議，教育部門應該加強與計劃生育、統計、財政等相關部門的協同，根據人口變化的實際規律做出及時研判和科學決策，適時在擴大規模與調整結構方面做出回應。

2010年，為了解決“入園難”問題，國務院下發了《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要求各地以縣為單位編制實施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切實解決人民群眾關心的入園問題。

2014年，第一期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收官之際，教育部2月26日發布數據：全國各地已新建幼兒園2.5萬余所，改擴建幼兒園3.4萬余所，增設小學附屬幼兒園4.6萬余所。2013年全國在園幼兒達到3895萬人，比2010年增加918萬人，相當于過去10年增量的總和。

國家政策明晰后，地方教育部門積極聯動，“目前，我市正在結合組織編制實施第二期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指導和督促縣市區加強與有關部門的溝通與協調，預測未來三五年幼兒園生源變化情況，調整和規劃幼兒園布局，進一步加大幼兒園建設力度。”周立明介紹說。

對于基礎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需求，“單從數量上分析，至少需要建設一萬所中小學和百所高等教育機構，當然由于孩子不是同年出生，數量會有一定的折扣。”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洪成文估算說，“問題的關鍵，顯然不只是量的提供，更是需求的形式和品質的變化，這與今天新生嬰兒撫養的形式、品質和成本直接相關。”

面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幾次人口峰谷交替，上海市采取改變學制的辦法來應對：在學前高峰人口向小學滾動時，上海將六年級作為初中預備班挪入初中，合理利用了中學資源。當小學適齡兒童數大幅度減少時，又通過小班化教學來利用資源，由于沒有將富余資源隨意處置他用，當今天又一次學前高峰人口滾動到小學時，小學的應對從容許多。

“我們倒不擔心資源過剩，現在最擔心的是資源不足。”蔣鋒表示，“現在是農村的教育資源浪費比較大，因為農村的孩子到鄉鎮去讀書，鄉鎮的孩子擠著進市區，導致農村地區許多班級才有幾個孩子。”蔣鋒表示，他們目前的工作一是保證符合條件的孩子都有學上，二是調整資源配比結構，先讓農村小班化教育先行一步，把農村教育質量搞好，吸引部分生源回流。

“從長遠角度來看，在擴大規模的同時要適時調整教育結構。”孟繁華說。20世紀60年代，美國曾出現一場大規模的嬰兒潮。受這波人口激增的影響，2008年成了美國歷史上高中畢業人數最多的年份。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高等教育提出面向大眾，提供公平的教育機會，還必須兼顧精英，提高質量，保持特色，應對知識經濟時代的挑戰。

“未來，我國這些新生兒將陸續步入高中階段和高等教育階段。與義務教育階段不同的是，高中階段和高等教育階段的教育類型應該不斷契合社會對人才的需求。要適時調整高中階段和高等教育階段中各類教育的比例，優化教育類型結構，滿足對多樣化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需求。”孟繁華分析道。

采訪中，人口專家與教育學者都提出一種擔憂，在人口激增與銳減時，如果總是采取一些應急性措施，那樣會帶來一系列問題，實際上這也是有過歷史教訓的。

上世紀50年代的出生高峰，帶來第一次幼兒園大規模擴展，出現了許多低質量、看管式的幼兒園、托兒所，緊接著新生兒減少帶來幼兒園數量銳減。到了80年代，高峰期出生的人到了育齡期，又帶來第二次人口激增，為擴大幼兒園規模，所有工廠、企事業單位紛紛辦幼兒園，幼兒園數量一下子猛增，而出生率下降后又有一次規模縮減，幼兒園關停并轉。近年來高峰期出生的80后到了生育年齡，又出現入園難，然而，在出生低谷時關停并轉的學前教育資源卻難以回歸了。

“用今天的教育形式去滿足新一代的孩子的教育需求，必然無法生存。教育政策的制定，其出發點必然要適時應對這些新情況的出現，必須創新政策思路。”洪成文說。

“單獨二孩”政策的推進和落實，關系到國家人口發展、人力資源儲備以及千家萬戶的幸福。然而不能忽略的問題是，正如孟繁華所言，“這不僅是教育問題，更是一個國家的戰略問題”，教育部門應該履行相應的職責，發揮主導作用，保證教育公平，保障并逐步提高生均教育事業費和生均教育公用經費的投入。

“教育是同人口政策密切相關的領域，其受到的挑戰也許不只是數量規模的挑戰，更是質量結構的調整。這是一個持續戰。”翟振武說。（記者常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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