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瓜 繪

與以往一樣，李培根最后的離任演講同樣引起了社會的關注，他坦陳有許多“遺憾”，但最大的遺憾莫過于校園里“官氣太重”。

官氣太重有辱大學“斯文”

在結束長達九年的校長職務之際，道出了自己曾經想說但未曾來得及說的“心里話”，李培根顯然是動了心思的。微妙的時機，逼真的聲音，隱隱地指向我們時代的教育疼痛。

一個弘揚文化與道義的地方，卻在不斷地制造著自己并不擅長的“官文化”，多少讓人唏噓不已。倘若一所大學的校長書記喜好書法，接下來許多下屬院系和處室的領導辦公室里，也多了筆墨紙硯，他們也開始學著舞文弄墨。類似這樣極具儀式化的“獻媚”細節在大學校園里并不鮮見，而且裂變出各種奇怪的圖景。李培根校長是局內人，也是明眼人，難怪他會說“有的人風骨全無，媚態幾許”。

當大學的“官氣”太重，大學便衍生了許多新的“游戲規則”。大學管理到底是行政權力說了算，還是學術權力說了算，二者似乎總是曖昧地糾纏在一起。大學的學術委員會和學位委員會理應代表教授聲音，但目前“局面”基本被院長把持。誠然，院長的學術能力不容質疑，但這種不成文的“安排”同時也制造了一個不成文的邏輯：要想進入學校決策層面，“當上院長”似乎是發出聲音的“必經之路”。這無疑催生了學者對行政職務的“濃厚興趣”。

許多學者通過獲得行政權力來“反哺”學術聲譽，這是當前中國大學奇怪而又逼真的“文化”寫照。學者一旦成名，往往會本能地在行政職務上謀個“一官半職”，而那些流傳甚廣的“江湖恩怨”大多與此有關。我們當然可以批評他們缺失了學者應有的高貴和斯文，但制度設計層面的行政化管理生態更是難逃其責。許多大學的引進人才“待遇”便是給其行政職務，這無形中助長了大學治學的傲慢姿態和浮躁之風。

在由行政權力“做主”的游戲漩渦中，往往會引發一系列令人心寒的人才流失問題。“官氣”跟一個地區的觀念狀況和經濟程度有關。許多學者“孔雀東南飛”，有人是為了圓自己的學術理想，有人“說走就走”還不是因為官場“失意”?

大學是重鑄人文信仰之地，這里畢竟有其不同于“官場”的足夠理由。一個官僚之風“濃厚”的大學，難道不會潛移默化地改寫學生們的認知、思維及其社會化過程?難道不會使學生在邁入社會之前就已經變得精明、世故、精于算計嗎?給學生最純真的斯文和信念以及最堅定的學術理想和批判精神，這是大學之道的一部分。然而目前“官氣”太重的大學如何給出這份承諾?

爭論了那么多年，是時候重提大學的“去行政化”問題了。世界一流大學都秉承以“自主辦學、學術獨立、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為特征的現代大學制度。這一制度能否在中國落地生根，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摸索。當然，除了學校內部管理的行政化以外，政府對學校管理的行政化“捆綁”是否也應該有所“松動”?

李培根的離任演講令人深思，希望多年以后，在下一任校長的離任演講中，不單單是“我看到了，卻無良策”之類飽含深情的歉意，而更多的是告訴世人在消滅“官氣”問題上完成的一些具體的推進工作。 (劉濤 作者系西北師范大學副教授)

大學要涵養學氣倒逼官氣

李培根的一篇卸任演說令多少學子和學人嘆息、沉思和反省。不知道在任的校長和書記們有何感想，在我看來，他是在感慨自己猶如“壯志未酬三尺劍，故鄉空隔萬重山”的遺憾與無奈。

在他的演講中，廣受人們關注的遺憾與無奈之一是他為沒能做到而感到慚愧的“希望在我們的校園里充滿學氣，有簡單的文化”。在他看來，“在這個校園里還是多了一些官氣，少了一些學氣”。其實，這不是哪一所大學存在的現象，而是我國大學的通病。他本大可不必因此而感到慚愧，但他卻為此耿耿于懷，于那么莊嚴、隆重的時刻袒露心聲，足可見他對學氣的看重。

重官氣、輕學氣，在我國大學里由來已久。師生員工以官為上，以為官為榮，以升官為幸，以識官為傲，以孝官為樂，以獲官寵為機遇，以遭官責為險遇。教職工競逐科長、處長之職位，處長、部長則削尖腦袋謀取書記、校長職位之空缺。科研成果以得到官員肯定為榮耀，學術會議以獲邀官員光臨為有品位。有官職就有權威，為官就能發號施令。遇官則柔，為官則剛，官大一級便“真理”在手，指點江山，教授只能俯首聽命，學生只能任憑擺布。大學之沉疴既久，對辦學的影響亦甚。

去官氣、重學氣，已是我國大學的燃眉之急。扭轉行政化傾向，純潔學術風氣，回歸大學邏輯，弘揚大學理想與精神，既是大學的需要，又是國家的需要。重官氣之風表現在大學，根源在社會文化和體制。我國大學徒有法人之名，卻無法人之實，所以，去官氣首先需要解決大學與政府的關系問題，使大學回歸學術組織。改革國家對大學的集權管理體制，政府只宏觀管理教育和科研事業，不管具體的大學，不賦予大學行政級別，不任命大學行政官員，建立大學與政府之間的和諧治理機制，為去官氣、重學氣創造適宜的外部條件。

去官氣、重學氣，大學并非不能有所作為。大學重官則官氣越重，重學則學氣日隆。大學重官與否，首在書記和校長。他們不看重自己的官位，不恣意用權和弄權，則大學的官氣式微，學氣愈濃。建設現代大學制度，制定大學章程，就是要將大學的官位和官權關進制度的籠子，約束和規范為官者的擅權專斷，將官權的影響限定在適當的范圍。建立學術委員會制度，就是要增強教授的話語權，使學術價值和學術標準主導大學辦學，使大學理想和精神注入大學的脊髓，成為大學的命脈。套用蘇軾的一句名言，就是使大學“腹有學術氣自華”。

這樣看來，去官氣、重學氣，絕不是某個人以一己之力能夠實現的，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做到的，用黃遵憲的話來說，就是“斯文一脈比傳燈，亦賴儒僧延不墜”。 (別敦榮 作者系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媒體觀點】

根叔的“遺憾”是對中國大學價值的叩問

根叔的遺憾，當然涉及了很多領導在各種報告中都會提及的“工作中的不足”，諸如：沒能把“船舶海洋”四個字寫大，文科若干學科的發展沒有顯著變化，醫科還欠缺高峰等等。用專業的語言來說，這些都屬于“學科建設”的范圍。學科建設，連同科研經費、科研成果以及重點基地、重點實驗室等等，都是目前高校建設中的顯性指標，是全國高校幾乎所有的領導最為關注的。的確，這些指標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高校的地位，根叔自然也不能免俗。力抓這些工作，為這些工作的不足而遺憾，也是作為一名大學校長的題中應有之義。

但根叔其他的很多遺憾，可能很多大學校長并不一定能夠感知，或者說有意無意地回避了。與這些遺憾相關的問題，涉及了大學建設中的另外一翼，也就是大學精神。大學畢竟不是純粹的技術研究所，或技工培訓機構，大學應當是全社會的精神高地，社會應該能夠在智慧、精神、價值等諸多層面從大學這里汲取到能量。大學又是育人的場所，培養出來的人不僅要有相應的知識和技術，也應該具備健全的人格、高尚的價值觀以及美好的生活趣味。

但正如根叔的諸多遺憾所反映出來的那樣，這些大學應該做的事、應該具備的價值和精神，其現實狀況卻并不盡如人意。物質淹沒了精神，浮躁代替了冷靜，功利驅趕了責任。一些大學正朝著企業化的方向急速墜落。

這是根叔的清醒之處、可貴之處，亦是可悲之處。可悲在于有心而無力，很多事情不是一個大學校長能改變的。根叔希望大學生“既要知道革命先賢輝煌而悲壯的歷程，也要了解我們自己歷史上的錯誤、丑陋、恥辱等等”。但大學歷史課應該講什么，卻又不是他能決定的。根叔希望師生能夠“思索人的意義、民主的意義、把權力關進籠子的意義”，但或許他的苦口婆心的教誨，在現實面前不堪一擊。“我也曾希望我們的人格教育、公民教育不要被淹沒和遮蔽，也曾想過能不能稍微改變一下。然而，作為校長的我卻膽怯了。如今只能徒有遺憾了!”

根叔的對手，有高深莫測的傳統意識，有日益功利化的社會，也包括他想提升和幫助的師生。當然，諸多對手當中，也包括他自己，“遺憾的是，在這一點上我沒有做出有實際意義的努力”。

但根叔畢竟看到了，說出來了，并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這是他值得尊重的地方。莫以善小而不為，根叔的所言所行，正是我們的大學、我們的社會的希望所在。 (周云 作者是華南理工大學教授，來源《羊城晚報》，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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