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大學教學是一種學術性活動，這是大學教學工作與建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指導思想，也是大學教學評價中的基本原則之一。能否真正在大學教學中體現這種指導思想與原則，直接關系到大學教學的地位，以及教學質量與教學隊伍建設，等等。但如何在教學實踐中比較具體地、可操作性地落實和貫徹這個原則，卻始終是教學改革與建設中的一個難題。謝維和先生的這篇文章，為我們提供了認識問題的一個新的視角和方法。我們發表這篇文章，希望能引發大家對大學教學的進一步關注和討論，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時間到教學工作與教學研究中去，為豐富和發展有我國特色的教學學術文化、為提高教學質量多做貢獻。
相互聽課：大學教學的學術規范
謝維和
摘 要：教師之間的相互聽課，應該成為大學教學活動中一項基本學術性規范，并且成為大學教學活動及其管理的一項重要制度。其本質是大學教學活動的同行評議，也是完善大學教學評估的基礎和途徑。相互聽課，應該作為大學教師的一個重要的規定性動作，是大學教師的義務與責任。而從大學教學建設的角度看，這種相互聽課的制度性安排，也是促進大學教學、提升教學質量的比較具體有效的抓手。
關鍵詞：相互聽課；同行評議；教學質量；教學評估
相互聽課，指的是大學教師聽取其他教師的講課，由此分享不同的專業知識與經驗，相互學習，共同提高，進而促進大學教學水平與質量的提升，推動大學教學的學術性建設。這種大學教師相互聽課的活動作為大學教學的學術規范和基本制度，應該成為大學教師的一種義務，成為大學教師的一種職業性要求，一個任職的規定動作。
這種相互聽課的學術規范，作為一種教育的文化和風氣，早已成為中國文化的傳統。早在唐代，著名思想家韓愈在《師說》一文中就非常明確地提出了"不恥相師"的思想。他抨擊當時士大夫之族恥于從師的錯誤觀念，倡導從師而學的風氣，并且說："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古代的圣人，他超出眾人很遠了，尚且拜他人為師，向人請教；現在的一般人，他們遠不及圣人，卻恥于向老師學習。因此，圣人越發聰明，愚人越發愚昧，大概都出于這個原因吧？因為愛自己的孩子，就選擇老師對他們進行教育，而其自身，卻以從師為恥，這真是糊涂呀！）他還批評當時的一些士大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士大夫這類人，遇到有稱老師或稱弟子的，就聚在一起嘲笑他們。問其原因，就說："那兩個人年齡相仿，道的修養也相近啊。"向地位卑下的人學習就覺得恥辱，向官位高的人學習就覺得近于諂媚。哎，從師的道理之所以不可恢復就是這個原因啊！）。其實，韓愈的這些論述與批評，即使是放到今天，也不過時。雖然如今的社會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投入與期望可謂是前無古人，但人們之間相互學習的狀況，卻實在難以恭維。盡管時下"老師"的名號滿天飛，"師徒"的關系也成為一種時尚，可這些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淪為某種社會資本或社會關系的構建方式，失去了"不恥相師"的真正含義。而在大學校園里，老師與老師之間，則出現了"老死不相往來"的現象。有些雖然在一個院系，除了學校院系的某些規定性的活動，彼此之間也難得見面。有人是忙于自己的研究，有人則是我行我素，還有人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等。即便是學校和院系為了增加教師之間的交流而刻意設置某種"沙龍"或"俱樂部"等，效果并不佳。至于說教師之間的相互聽課，恐怕已經是鳳毛麟角了。實事求是地說，這些年自己除了作為學校領導每年能夠有一兩次聽課以外，也很少能夠作為一個學習者或同行主動自覺地聽不同教師的課，真可謂"愚益愚"也。
上述現象的普遍存在，實在是無顏見學術界與大學的"列祖列宗們"，也使九泉之下我們的老師，以及我們老師的老師們難以瞑目。因為，這種相互聽課的文化與做法，實際上也是中國學術界和大學優秀的學術傳統。在這個方面，許多學術先輩為我們樹立了非常好的榜樣。以清華大學為例，國學研究院時期，吳宓教授對研究院的各位老師都十分尊重。他很高興能與各位學有專長的大師共事，把它看成自己學習和提高的好機會。王國維先生開的"說文學習"課程，他幾乎每課必聽，不僅用心聽，詳細記，有時還作注釋。而且，他也經常去聽陳寅恪先生講課，認為陳寅恪講課"字字精金美玉"。著名歷史學家周一良教授、秦漢史專家余遜教授、歷史學家勞干教授也都經常聽陳寅恪先生的講課。不僅教授們聽大師的課，許多學術大師們之間也相互聽課。例如，1942 年11 月6 日，聞一多先生作《伏羲的傳說》的演講，朱自清先生與許多聽眾一起，冒雨而來，聽聞先生的報告。在當時的西南聯大，這種相互之間的聽課可說是蔚然成風。據有關專家回憶，聞一多先生與著名的邏輯學家、哲學家沈有鼎先生，兩人同開"易經"課，經常互相旁聽。同開一門課，形成一種自由選擇，意味著開闊視野，意味著學術對話。據校史記載，有一次，著名哲學家湯用彤在講課時，馮友蘭先生也每堂不缺地去旁聽。特別值得稱頌的是，這種相互聽課不僅發生在相同或相近的學科領域，而且也存在于不同學科的教授之間。例如，著名的物理學家王竹溪先生與沈有鼎先生一起，在日本飛機轟炸時，居然有閑情逸致跑到中文系來聽著名古文字學家唐立庵先生講古文字學。可見當時教授之間相互聽課的風氣之盛。其實，這種大學教師之間相互聽課的現象又何止是清華大學或西南聯大的故事，它也是許多大學歷史中具有普遍性的情景，是大學的一種文化。
大學教師之間相互聽課，又豈止是一種風氣或文化？我在這里更想說的是，這種大學教師相互聽課的做法，也是大學教學活動本身的學術性要求與體現，具有內在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大學教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在于它的學術性。而學術性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開放性。美國卡耐基教學促進基金會主席博耶（Boyer）在其《學術的再省思》一書中也十分明確地提出了"教學的學術"的理念。舒爾曼（Shulman）在《認真看待學習》一文中則是更加明確地指出，并不是所有運用心智的活動都是學術，要成為學術，它必須是公開的，即學者必須將其心智活動的成果公開，與同輩共享；而且，一種學術成果作為整個學術社群的共同財產，必須經得起學術社群的批判性的檢驗。因此，教學要能夠成為學術，必須具備三個基本條件：一是教室里的教學可以公開地被討論和被研究；二是研究成果對教學實務的啟示等，都要經過學術社群的批判性和嚴謹的評估與審查；三是研究結果必須供學術社群使用，并且在此基礎上延伸發展[1]。所以，大學教師在課堂中的教學活動，必須是一種公開或開放性的活動，是一種能夠而且必須接受其他教師或同行傾聽、學習以及評估的學術活動。同樣，所有的大學教師也必須參與其他教師的教學，聽取其他教師的講課，在學習與評估的同時，反思自己的教學。如果大學教學僅僅是個人的行為，無論其理論多么深奧，包含多少研究成果，都不能算是一種學術活動。從這個角度看，大學教師之間的相互聽課，也就是大學教師的一種角色要求，是大學教師的一種必要的職業責任與義務。同時，這種相互聽課實際上就是大學教學活動的學術規范之一，也是大學教學的學術性建設的內在要求，是大學教學的學術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整個大學學術性建設的重要方面。當然，它也是大學教師學術水平的重要體現。
大學教師之間的相互聽課，作為大學教學活動的學術性規范之一，本質上是大學教學活動的一種同行評議，而這正是大學學術活動的一個根本特征。根據相關詞典的解釋，所謂的同行評議，從廣義上說，指的是某一或若干領域的專家共同對涉及上述領域的一項知識產品進行評價的活動。而所謂的知識產品，則是指人們在進行知識活動中所獲得的精神產品和物質產品。在科學界，這種同行評議是指利用若干同行（即有資格的人）的知識和智慧，按照一定的評議準則，對科學問題或科學成果的潛在價值或現有價值進行評價，對解決科學問題的方法的科學性及可行性給出判斷的過程，是科學界對科研項目進行評審和對科學成果進行評估的一種基本方法。顯然，大學的課程與教學，也正是這樣一種知識產品，它必須包含一定的科學內容，具有一定的科學價值與科學方法，同時也體現一定的科學成果，否則就不能成為大學的課程與教學。而對這種作為科學活動的課程與教學的評價與認可，也同樣不能僅僅是教師個人的行為，它作為一種學術活動或學術行為，必須得到同行的評價與認可。這也是大學課程與教學評價的基本要求與特點。因為，正是在這種相互聽課的過程中，大學教學活動中的知識、模式與方法等，逐漸成為了大家公開討論的話題，并且能夠在彼此的討論與爭鳴中形成一定的教學學術的標準和共識。從講課教師的角度說，他不得不承受著同行們的批判性評價與判斷，在充分展示自己個性與教學藝術的同時，認真考慮大學教學，以及本課程自身的客觀規律，思考和妥善處理自己教學中的個性和藝術與教學規律的關系。而對于聽課教師而言，如何能夠真正地以一種比較客觀公正的態度和標準、實事求是地去評價講課教師的教學行為，進而能夠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與建議，并由此不斷反思自己的教學，也是一個挑戰。毫無疑問，這樣一種相互聽課，必定能夠非常有效地提高大學教學的學術地位與學術水平，促進教學質量的提升。
不難發現，這種作為大學教學活動的學術性規范的相互聽課，也是進一步完善大學教學評估的重要基礎和途徑。應該承認，近年來在中國高等學校中實施的教學評估活動已經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績，促進了大學教學，有助于提升教學質量。同時，實事求是地說，在某些大學，主要以學生評教為主的大學教學評估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也逐步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而出現了某些"變異"和"失真"。而更多的成為一種單純教育教學"態度"的評估，以至于在某些教師中對這種評估產生誤解，或者導致了某種單純追求"態度"或讓學生高興與"滿意"的后果。盡管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也存在某些個別的因素或偶然性，但不容置疑的是，這種"變異"或"失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這種教學評估缺乏教師的積極參與，而逐漸失去了大學教學評估的學術含量，進而不能完全有效地反映教師教學的學術水平。一個比較科學和完善的大學教學評估，不僅要有學生的參與，而且也必須有教師的參與。前者能夠通過學生的感受和體會，比較有效地評價教師的教學態度與投入精神等非學術性因素。而后者則能夠通過同行具有專業性的角度，比較有效地評價教師教學活動的學術性水平。所以，大學教師的相互聽課，作為大學教學活動的學術性規范之一，常常能夠督促大學教師之間的相互聽課，進而能夠促進教師積極參與教學評估，提高大學教學評估的科學性。
由此可見，大學教師之間的相互聽課從表面上看，好像僅僅是非常簡單的事情，但它實際上是大學教學管理中提升教學地位、提升大學教學質量的一項非常關鍵而且具有高度關聯性的舉措。一方面，這種大學教師的相互聽課能夠實質性地提高大學教學的學術性水平。坦率地說，近年來盡管高等教育管理部門和大學領導等不厭其煩地強調大學教學的地位，并且通過類似于職稱評審中所謂"一票否決"的方法，強行提升大學教學的地位，但效果并不明顯。科研仍然成為大學教師心中最具有優先性的選項，科研仍然是大學實際的"中心"。而教學始終沒有能夠獲得真正的"中心"與"根本"的地位，也并沒有得到真正的重視和尊重。其中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大學教學活動的學術性缺失，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大學本身作為一個學術機構，一個以學術作為基本評價標準的機構，那些沒有或者缺乏學術含量的活動，怎么能夠得到大家的重視和尊重呢？如果大學的教學只是一種個人的活動或行為，不能達到和符合學術的標準與規范，受到輕視和冷遇是必然的現象。我甚至擔心，如果我們大學的教學仍然這樣無學術性地發展下去，恐怕不僅是教師，就連大學生也要忽視上課了。另一方面，這種大學教師之間相互聽課還可以真正有效和直接地提高教學質量。且不說，這種大學教師之間的相互聽課能夠通過促進教學的學術性而提高教學質量，僅僅就大學教師本人而言，這種大學教師之間相互聽課所產生的督促功能，將直接激發教師本人的責任心與積極性，而這種真正來自教師自身對教學的重視，將比任何外在的刺激與壓力，都更加能夠有效地提升教學水平，并且真正地帶動學生的學習熱情與積極性。
所以，從理論和現實來看，我有充分的理由主張，大學教師之間的相互聽課，應該成為大學教學活動中一項基本的學術性規范，并且成為大學教學活動及其管理的一項重要制度，成為大學教師的一項規定動作。無論是作為學術性的活動，還是大學教學中的同行評議，大學教師之間的相互聽課，都已經超越了韓愈的學習文化，以及許多學術先輩的學術風范，而成為一種大學教學的制度與規范。這里，接受其他教師的聽課，已經不再僅僅是講課教師本人的虛懷若谷或開放精神，聽取不同教師的講課，也已經不再僅僅是其他教師個人的一種學習行為。它們應該作為大學教師的一個重要的規定性動作，是一種大學教師的義務與責任。而從大學教學建設的角度看，這種相互聽課的制度性安排，也是促進大學教學、提升教學質量的比較具體有效的抓手。
參考文獻：
[1] 符碧真. 另類學術：教與學的學術[J]. 臺灣教育政策論壇，2013，16（1）.
[責任編輯：周 楊]
(本文原載于《中國大學教學》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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