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石 繪

前不久，國內部分高校圖書館館長齊聚中山大學議事，話題不可避免地涉及高校圖書館和數據商的關系。

一時間，原本溫文爾雅的圖書館館長們群情激憤。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程煥文說：“大家對數據商極其憤怒，一致認為圖書館界必須發出強烈的聲音，以矯正數據商的不端行為。”

數據商是高校圖書館數據庫的提供者。然而，高校重金購得數據庫，卻沒有“購”得和數據商的良好關系。

“按說，有長期合作關系的客戶和企業，關系都不會太差。可是在數據庫領域，高校圖書館和數據商卻是矛盾重重。”程煥文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數據商的壟斷利益。”

高校圖書館和數據商，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言，關系已被打上死結？

“數據庫讓我們欲罷不能”

趕在放寒假前，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雷禮宏利用學校圖書館的數據庫，下載了幾十篇論文。“這些數據庫只有用學校的IP地址才能登錄。假期要寫文章，只能提前做好儲備，免得在家需要用時無法下載。”雷禮宏說。

而從北京某高校畢業的韓東，畢業后一直選擇在學校租房，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可以登錄學校圖書館的數據庫，享受瀏覽、下載論文的便利。

目前在國內，看論文最方便的途徑，就是通過各校圖書館訂閱的數據庫。只需輸入賬號、密碼，就能進入數據庫，再在搜索欄里輸入關鍵詞，鼠標輕輕一點，成十成百的相關論文就會出現在屏幕上，用戶可以隨意瀏覽、下載。

“簡直太方便了。”韓東說。學校在2000年之后購買了相關數據庫，論文在網上一搜就能看到，需要的可以下載之后打印，一篇論文不過幾毛錢。而購買期刊（尤其是外國期刊）不僅昂貴，而且一本期刊里有很多內容都是用不上的，性價比很低。

“數據商們有自己的營銷策略。由于本身資源和使用方法的優勢，他們很輕松地就培養了用戶的消費習慣，這個習慣一旦養成，再想戒掉就難了。”淮海工學院圖書館館員王啟云說。

總部位于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愛思唯爾公司是世界出版業巨鱷，旗下有2500多種學術期刊，它的Science Direct數據庫更是王牌產品，涵蓋人文、社科、理工、經管等多個學科大類，號稱“擁有世界1/4的科技與醫學領域經同行評審的電子版全文”。

在愛思唯爾科技部中國區總裁張玉國看來，愛思唯爾引以為傲的，不僅僅是這些龐大的數字資源，更在于它提供的用戶體驗。比如，在Science Direct搜索文獻時，某文章的被引用數量、引用人等信息都由一個文摘軟件工具在一旁列出，用戶可以隨意點擊查看。據介紹，在愛思唯爾的產品體系下，有100多個類似的程序。張玉國說：“這一系列程序和工具的開發，都旨在提高用戶體驗，幫助客戶做出重要決定，提高生產力，增加科研成果。”

有人形容，如果說愛思唯爾已經擁有的文獻數據庫是巨大的寶庫，這些程序就能幫助用戶更快地發現寶庫中的鉆石。

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朱強說，盡管國內高校圖書館投入到數據資源采購的錢越來越多，“但不得不說，這筆錢花得值”。王啟云說，高校搞學術研究，需要調用大量的文獻做輔助和對比參考。通過數據庫資源可以很方便地發現研究領域的發展概況、研究方向、該學科國內外發展情況和代表性成果。

巨大的信息量、權威的論文、前沿的研究、便捷的方式……這些吸引著國內的科研人員和圖書館紛紛投入數據庫的懷抱。早在數年前，業界就有聲音稱這已成為一種“癮”，有人說：“數據庫讓我們欲罷不能，就像吸毒上癮，要戒掉是很難的。”

數據商為何沒能落下好名聲

然而，盡管科研人員、圖書館如此依賴數據庫，提供數據庫的數據商卻沒有落下什么好名聲。

2010年以來，國內主要高校圖書館的數字資源購置費一路上漲，這固然和高校對數字資源的巨大需求有關，但不容忽視的是，國際數據商巨頭年復一年地漲價，也是費用飆升的重要因素，并且其漲價幅度，常常到了令高校圖書館難以接受的地步。

愛思唯爾是中國高校圖書館打交道最多的數據商之一。

據統計，2009年，全國高校圖書館花在愛思唯爾數據庫上的錢達到2600萬美元。僅北大一家，在愛思唯爾的采購費用就從2008年的54萬美元漲到2010年的61萬美元。2010年，愛思唯爾公布2011—2013合同年的漲價方案，按照這個方案，當時全國近200家用戶要接受年平均漲幅達18%的價格。而愛思唯爾在2000年進入中國時，開出的價碼僅是每校每年最少訂購兩萬美元的紙質期刊，在此基數上再花3萬美元左右，便可獲得Science Direct的使用權。愛思唯爾在中國十幾年間的漲幅，可見一斑。

除去最直接的漲價，數據商的一些銷售策略更是讓圖書館頭疼，其中最常見的就是捆綁銷售。數據商常常將數字產品和傳統的印刷版文獻捆綁在一起。要想購買數據庫，首先要訂夠一定份額的紙質期刊，之后才有資格進入客戶聯盟，進行數據庫的談判。

如果一年后，學校想調整掉用不上的雜志，要先保證原有份額不變。也就是說，學校調整掉10萬美元，同時還要再新訂10萬美元的其他雜志。武漢理工大學就曾遭遇過類似的情況。作為愛思唯爾的訂戶，該校在2005—2007合同期沒有續訂，2008年重新訂購時，該校被要求必須把上一個合同期的期刊全都“補訂”，而且還要按照大約年均10％的漲幅交費。這一情況至今沒有得到改變。

科技期刊為數眾多，為了對期刊的質量加以區分，學界建立了“影響因子”的評價標準。一般來說，影響因子越高，期刊的影響力越高。數據商也瞄準了這個因素，采取了高影響因子期刊單獨建庫的方法，并標以高價。這樣，原本完整的期刊全文數據庫，就被拆分成一個個單獨的數據庫，價格也隨之提高。

此外，不向圖書館提供數據庫的詳細使用數據，也為業界詬病。程煥云說：“數據庫買回來，我總得知道它的利用率吧？那我就需要它的下載量、瀏覽量、點擊分布等一系列使用數據。可是數據商要么不提供，要么只是給你一個很粗略的統計。”

更有甚者，有的數據商還會向高校提供假數據。據程煥云介紹，陜西某高校自己開發了一套系統，統計本校數據庫的使用情況，結果發現關鍵指標比數據商統計的數據低了不少。“這說明錢白花了啊，使用率根本不像數據商說的那么高！所以它要捂住這些數據，不然你下一年還會買嗎？”程煥云說。

圖書館和數據商圍繞價格和使用權益的博弈始終未曾停止。尤其是2010年，由于愛思唯爾要大幅提價，一度引發國內33家知名圖書館聯合發出致中國科技文獻讀者的公開信和致國際出版商的公開信，號召國內科技教育界聯合起來，共同抵制愛思唯爾，轟動一時。

采訪中，記者注意到，數據商的形象在高校圖書館界欠佳。多所著名高校的圖書館館長以“霸道、唯利是圖”等詞形容數據商，稱“數據商想方設法賺高校的錢”。一些館長表示，數據商的一些做法對高校圖書館的發展造成了“很不利的影響”。

難堪重負的高校圖書館

數據資源價格飛漲，對高校圖書館究竟帶來哪些沖擊？

傳統的紙質文獻購置經費，一直是圖書館開銷的重頭戲。然而對高校圖書館來說，這一情況正發生改變。以復旦大學為例。2005年，復旦大學圖書館花費2053萬元采購紙質資源，505萬元用于電子資源，二者之比約為4∶1。2010年，復旦大學圖書館的3200多萬元采購費中，2100多萬元用于紙質資源，電子資源升至1097萬元，二者之比已縮至不到2∶1。2012年，該圖書館紙質資源經費為2813萬元，電子資源經費則為1569萬元，比例進一步縮至1.7:1。這僅僅發生在8年間。

根據教育部高校圖書館事實數據庫提供的數據，2006—2012年，全國高校圖書館館均紙質文獻資源購置費的平均值由288萬元下降到250萬元。同一時期內，館均電子資源購置費平均值卻由78萬元漲至180萬元。

另一方面，高校圖書館的經費長期處于“饑荒”狀態。教育部高校圖書館事實數據庫對包括“985”、“211”及地方院校在內的586所高校圖書館進行的統計顯示，2012年，只有10.2%的圖書館總經費達到1000萬元以上，達到2000萬元以上的僅為3.7%——這意味著，有86.1%的圖書館總經費不足1000萬元，而總經費在500萬元以下的圖書館，更是達到71.1%。

這種背景下，連續上漲的數字文獻采購費用，使很多圖書館不堪重負。張波說：“數據庫價格的漲幅，遠遠高于國家對教育科研經費的投入增幅。連我們這樣財政大力支持的高校都難以支撐，更不要說其他學校了。”

淮海工學院是一所有理工科特色的省屬地方本科院校。2013年，學校花在紙質圖書和數字資源上的錢大約是260萬元，其中數字資源占160萬元，僅購買愛思唯爾數據庫（包括6個學科），學校就得花80萬元，這使得圖書館的文獻資源購置經費更加吃緊。

數據商對數據庫使用的一些限制，也令圖書館頗感無奈。

為讀者閱讀、查找提供便利，是圖書館的重要職能。為此，圖書館都會對紙質圖書資源進行編目。對海量的數字資源，圖書館也希望進行類似的整合，這樣，讀者只需在搜索欄里輸入關鍵詞，就能在圖書館訂閱的所有數據庫里找到自己需要的文獻。

然而，由于數據商之間的競爭，在和圖書館簽訂合同時，數據商常常要求圖書館不能作任何元數據的關聯。不能關聯元數據，圖書館便無法完成整合工作，于是，當讀者搜索數字文獻時，只能一個個點開數據庫，然后在單個數據庫里進行搜索，費時費力。

“每家圖書館少則有數種，多則有數百種數據庫。無法整合資源，給圖書館和讀者造成的麻煩是很大的。”王啟云說，“數據商常常說客戶是上帝，但是當‘上帝’需要時，卻只能挨家挨戶去串門。”程煥云說：“不能關聯元數據，就如同不讓圖書館給紙質書編目，這可是圖書館最基本的職能！”

價格、使用權益、更多的公共性……圍繞這些議題，圖書館和數據商有打不盡的嘴仗，有人形容，圖書館是在花錢買罪受。

不過，數據商也有自己的理由。張玉國表示，專業出版商要創辦新刊、管理投稿、管理和組織同行評審，還要對科研論文進行編輯制作和出版傳播，甚至要做到長期保存，這些都需要成本。而在價格問題上，中國和歐美等發達國家仍然存在明顯的差距。如今，在Science Direct上下載一篇文章的國際平均價格是2美元，而中國則只要47美分。因此，愛思唯爾曾經提出，要在2020年使中國下載文章的價格達到國際平均水平。

這很快被國內圖書館指責為“不顧中國國情”。“個別數據商說中國的GDP已經世界第二，是個世界經濟大國了。但人均GDP呢？我們的科技教育還處于初級階段，科研經費完全沒法和哈佛、劍橋這些學校比。”朱強說。

數據商對此也針鋒相對。愛思唯爾有關人士曾指出，中國在信息資源方面的投入過低，增幅遠低于研發投入的增長。一所英國大學每年在信息資源方面的投資約為110萬美元，而同等規模的中國大學只花7.5萬美元就能獲得同樣的資源。

在激烈爭論的同時，高校圖書館界也采取了一些行動，試圖扭轉面對占有壟斷地位數據商時的被動局面。DRAA（中國高校圖書館數字資源采購聯盟）就是這種背景下的產物。

圖書館如何走出不斷掐架的困局

2013年12月，DRAA和美國科學促進會關于Science Online（《科學》雜志的網絡數據庫）的集團采購談判結束。北大圖書館副館長肖瓏發了一條微博：“今年（2014年）價格方案又很霸道，談判組未能拿下。”

成立于2010年的DRAA，力圖整合成員館力量，加強談判分量，確保成員館以最優的價格引進海外數字學術資源。每逢重要數據庫采購，DRAA都會推出某所成員館作為牽頭館，組織數所圖書館組成談判組，與數據商達成采購協議。其他圖書館可自主決定是否參加聯盟組織的數字資源集團采購。

肖瓏是DRAA理事會理事，長期參與采購談判，她透露：“美國科學促進會極其強勢，其價格分級方案不合理，導致年年都有許多高校支付費用大增，美國科學促進會卻只用一句‘全球政策’，拒絕談判和降低漲幅。”

2010年的談判曾讓人心生遐想。在那場風波中，由公共圖書館、高校圖書館等組成的聯合工作組和愛思唯爾反復談判，最終形成諒解備忘錄。愛思唯爾將原定在2020年使中國的價格水平追平國際價格水平的目標，修改為2030—2035年，使國內圖書館得到喘息之機。

成立3年多來，DRAA在談判上有得有失，有些數據庫的漲幅被控制在當年物價的平均漲幅，有的數據庫價格則始終談不下來。究竟是何種原因造成圖書館難以掌握主動？程煥文一語點破：“依賴性太大！”

科研人員的生存邏輯決定了他們對國際出版商的旺盛需求。評價體系使科研人員追求論文，而在高水平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對他們的事業發展意義重大。由于缺少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術期刊，對于國內科研人員而言，既要使自己的科研成果獲得國際認可，又要掌握最新科研動態，形成對國際學術期刊的依賴無可避免。

程煥文說：“要想改變現狀，根本出路在于擁有自己的頂級期刊和數據庫。”然而受制于國內整體科研水平，這并非易事。

王啟云則認為，圖書館不能把所有問題都自己扛，要喚醒用戶和讀者的權益意識，向數據庫商討權益的其實不該是圖書館，而應是作者和圖書館的用戶。“圖書館現在受到數據商和讀者的雙重擠壓。數據商要提價，圖書館抵制的手段除了談判只有拒絕購買，但不買的話，讀者不是罵數據庫商，而是罵圖書館。”王啟云說。

另一方面，當前高校圖書館建設本身存在的缺陷，也屢屢成為數據商突破的口子。

盡管已經有了DRAA，但由于國內存在為數眾多的地方院校，總體而言，數據庫市場并沒有統一的采購標準和方式。同一個數據庫，不同學校的采購價甚至能差好幾倍。至于是高價還是低價，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學校采購力量的專業性和議價能力。

楊濤（化名）來自某中部省份的地方高校圖書館，曾多次參與學校圖書館數字資源采購工作。楊濤告訴記者，數字資源涉及費用高，學校往往采取招標的形式。主管圖書館的校領導、圖書館館長、圖書館數字資源采購負責人都會參與其中。“名義上主要領導都到齊了，但是校領導和館長卻對數據庫市場并不熟悉，數字資源采購負責人了解圖書館和用戶需求，但話語權有限，在最后的評標環節，他也不參與，即便館長也只是數個評標人之一，所以最終的決策權并不在圖書館。”楊濤說，“數據商首先是商人，他們的銷售隊伍是很精明的，哪里有空子可鉆，就會從哪里下手。如果里面發生交易，是很正常的事情。”

教育部高校圖書館事實數據庫顯示，2012年，500余所各級各類高校的圖書館館長中，有75.7%的館長的學科背景為非圖書館學，科班出身的圖書館館長依然為少數。“圖書館發展到今天，對它的管理已成為一門科學。”楊濤說，“然而在一些學校，圖書館館長的位置是用來調整干部讓他們升遷或者等待退休用的。數據商很了解圖書館，不少高層管理人員或業務骨干都有在圖書館工作的經歷，對付圖書館很有一套。”

至少目前看來，數據商和圖書館的掐架還會繼續下去。

然而對科研人員來說，這樣的紛爭多少有違人類求知的本意。

雷禮宏對導師的一段話印象深刻。導師曾說，19世紀末自然科學大發展時期，很多科學家花費大量精力物力開展研究，卻由于信息不暢，最后才發現早已有人解決了這些問題。“如果當時有數據庫，這些浪費就不會發生。”導師說。

“科學家艱苦求索得到的知識，應該為人類的進步服務。把它們開放共享，其實也是為了我們更美好的未來。”雷禮宏一邊說，一邊嫻熟地操作電腦，搜尋自己需要的文獻。

屏幕上出現了長長的一列論文篇目，那正是人類智慧的結晶。（記者 高毅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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