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敬年在牛津大學的畢業留影

楊敬年在天津家中

楊敬年的部分著作，和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校長送給楊敬年的亞當·斯密《國富論》手稿

楊敬年出生于1908年，或者換個更有歷史感的說法，“光緒三十四年”。年逾百歲的他，做什么事都要比別人“慢一拍”。

上學時，因為家境貧寒，楊敬年不得不幾次停學去工作補貼家用，直到40歲才拿到博士學位。1957年被劃為“右派”，1979年才獲平反，其間20年無法正常教學。平反后，年過七旬的他開創了國內第一個發展經濟學課程，直到86歲才正式告別講臺。90歲，楊敬年仍然沒閑著，翻譯了亞當·斯密的經典之作《國富論》，至今暢銷。

2014年的第一天，記者來到天津楊敬年家中采訪時，106歲的老人早就端端正正地坐著等在客廳里。他說我們來“晚”了：“以前我還能走，去年8月病了一場，就只能坐著了，不好意思啊。”

庚子賠款的留英公費生

和屈原是同鄉、出生于湖南汨羅的楊敬年，因為近代中國的戰爭與和平，求學經歷十分復雜。他4歲起跟著外祖父啟蒙，13歲通讀“四書五經”。為了將來能在鄉下小學教書，叔祖父借錢送他到岳陽縣城第一高等小學讀書。1924年，楊敬年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和毛澤東成為校友。1927年，又考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為參加革命做準備，卻遭遇“馬日事變”（長沙駐軍許克祥反共），楊敬年憤而離校，一邊教書養家糊口一邊備考大學。1932年，因為其他大學都要學費，他選擇了中央政治大學行政系。畢業后，無意官場的楊敬年又于1936年考入了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南開復課無望，楊敬年攜妻帶子輾轉于長沙、貴陽、重慶、蘭州……顛沛流離中，第八屆庚款考試錄取名單揭曉。1945年8月，已經37歲的楊敬年踏上了赴牛津大學求學的旅程，在途中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他覺得，好日子終于要來了。

在牛津的3年，可能真的是楊敬年一生中最好的日子之一。學雜費全免，每個月還有24英鎊的零花錢，唯一的任務就是念書。大學貴族化的教育環境，楊敬年至今歷歷在目：“宿舍是兩個房間一套，書房和臥室。每天早上，有一個書童——其實是一個老頭子，進來把窗簾拉開，說‘Good morning, sir（早上好）’，叫你起床。白天有女工幫你打掃房間。晚上，老頭又來了，拉上窗簾，說‘Good evening, sir（晚上好）’。學校規定學生晚上必須在房間，所以9點，他又來了，說‘Good night, sir!（晚安）’。”“吃飯也有規矩，即便住在校外，學生每學期也必須到學校吃兩次晚飯。聚餐時，老師和學生都得穿上隆重的禮服，老師在臺上，學生在臺下，圍繞著長桌依次坐下，用拉丁文禱告后才能吃。”

牛津大學對博士的要求是“對知識作出原始性的貢獻”，淘汰率高達50%。楊敬年回憶：“我的論文題目是《英國中央政府各部職權的分配》，我去英國財政部（相當于我國國務院）采訪，提了20個問題。他們告訴我，這些問題我們也正在研究。我聽了很高興。我花了兩年多時間寫論文，拿到了博士學位。”可惜這篇博士論文，楊敬年自己留的那一份在“文革”期間被紅衛兵抄走；直到2006年，他才再次看見牛津大學存檔的復印件。

在楊敬年百歲時寫的自傳《期頤述懷》中，有幾張他在英國時的照片，梳著大背頭，一身西裝革履，風度翩翩。1948年，40歲的楊敬年拒絕了去美國的邀請，學成歸國。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楊敬年就這樣毫無精神準備地從舊社會進入了新社會。

“楊敬年，這些書都是你剝削來的！”

1949年9月，躊躇滿志的楊敬年創辦了南開大學財政系。一切都似乎好起來時，1957年8月3日，這個忘不了的日子，他一夜之間成了“右派”，又被以“歷史反革命罪”判處管制三年，發送到經濟資料室“改造”。

在英國留學時，楊敬年除了日常必需，把省下來的錢都買了書。回國前夕，時任南開大學校長的何廉寄給他的500美元旅費，也都用來買書，甚至把自己的打字機都賣了買書，“打字機國內有，有的書國內買不到”。于是，楊敬年回國時，500本書是最值錢的家當。

驟然成了“右派”，原本工資207元的四級教授，每月只給60元生活費，女兒還在念大學，根本不夠花。楊敬年不得不去天祥市場（當時天津最大的舊貨市場）賣東西補貼家用。有個舊書店老板說，外文書我都要，5角錢一本。楊敬年沒舍得賣。

不料到了“文革”，學生們推了三個“排子車”闖到楊敬年家里，拉走了所有書。“我住在二樓，他們在樓下喊：‘楊敬年，這些書都是你剝削來的！’”楊敬年說，“后來有人告訴我，我的書在天祥市場賣，我才去那買回了幾本。‘文革’結束后也發還了一些，讓我自己去幾屋子書里翻，又找到幾本，但大部分都不見了。”

現在楊敬年家中有10個書架，大部分都是“文革”后買的新書，“準備老了看”。而他也可能真的忘記了年齡：“沒想到快100歲時生了一場病，眼睛不行了。最開始用A3紙復印，再拿放大鏡看，后來只能讓保姆給我讀書。最近在讀那個比我大兩歲的老頭（周有光）的書。”

在資料室“改造”期間，楊敬年覺得自己“很幸運”，還能做一些學術工作——他陸續翻譯了4本書，前三本都是以經濟系名義出版，沒有稿費，直到第四本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稿費和系里分成。

1979年3月28日，楊敬年平反，又能拿每月207元的工資了，還搬進了學校的高知樓。有人羨慕地說：“看你有多大變化！”楊敬年卻覺得：“我還是我，只不過我現在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大學教授，能名正言順地教書了。”

原本是早該退休的年紀，71歲的楊敬年卻剛剛開始工作。

中國發展經濟學第一人

似乎是要把攢了20年的精力全部釋放出來，在90歲之前，楊敬年做了這幾件大事：開創了國內第一個發展經濟學課程，撰寫《人性談》，翻譯《國富論》。

楊敬年很實誠，稱自己之所以開發展經濟學的課，一大原因是被分配到研究非洲經濟，“沒可搞的，就擴大范圍，研究發展經濟學”。這門二戰之后建立的學科在西方已有30多年歷史，在國內卻還是空白，楊敬年成了中國發展經濟學的第一人。他撰寫了《西方發展經濟學概論》和《西方發展經濟學文獻選讀》兩本各50多萬字的教材，每一本都是自己手寫，從不讓研究生代勞，“他們有自己的任務，不能叫他們給我干活”。

1994年，完全離開教研工作的楊敬年覺得，到了總結一生所學的時候了。“我要找一根紅線把學的東西都串聯起來，這根紅線就是人性。人性是一個永恒而且現實的問題，和我研究的發展經濟學、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都有密切的聯系。”楊敬年說。于是，一本從人性分析經濟的《人性論》于1998年出版。

而真正讓楊敬年開始成為“名人”的，是《國富論》。這是他90歲時的譯著，一本經濟學的專業書卻出人意料地成為暢銷書，至今重印十幾次，發行10余萬冊。2011年，亞當·斯密的母校、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校長訪問南開大學時，當天下午就拜訪了楊敬年，送上了《國富論》的手稿給這位遠方的知音。

時至今日，楊敬年一直慶幸兩件事，一是沒有去臺灣，“不必像于右任那樣‘葬我于高山之巔兮，遙望大陸’”；二是沒有去美國，“否則中國解放后與世界20多年的隔絕，也會使我終老異鄉”。他說：“我的一生，是和命運搏斗的一生。”

過了100歲，楊敬年又忙了起來，總有學生、記者、朋友來訪。視力幾乎消失的楊敬年思維仍然清晰，能滔滔不絕地講兩個小時，各種數字、年份記得尤其清楚。他原本每天凌晨3點起床，3至4點讀書，4至5點鍛煉，幾個月前病了一場，生活不能自理，于是總抱怨“恢復得太慢”。雖然一生的節奏總比同齡人“慢”，但楊敬年不能容忍光陰溜走。

現在每周一、三、五的下午，美國的學生會給他打電話，聊聊外面世界的新情況。“最近一個學生告訴我，現在中國人在美國很有錢，一個老太太買房子，經紀人陪她走了一天，老太太什么話也沒講。經紀人覺得‘糟糕，今天要賠’，結果晚上老太太說，我都要。”講到這里，楊敬年先笑了。吃完晚飯，他要聽一個小時的音樂，從東方的古琴聽到西方的交響樂，7點，準時收看《新聞聯播》。“現在采訪平民的新聞多了，挺好。不過，盡信書不如無書，嘿嘿。”老人還透著點狡黠。

時光倒流66年，有這樣一幕：1948年，當楊敬年回到南開大學時，何廉給他留了金子，護照也在手上，要走隨時能走。何廉赴美前，不無擔憂地跟他說：“敬年，你還年輕。”而當時的楊敬年竊喜：“有所作為的時代終于到了！”

這一生雖然總是慢一拍，但好在天能假年，“有所作為”的目標，楊敬年終是趕上了。（記者 蔣肖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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