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結繪

教育是一項繁復的社會工程，各地都在進行各種嘗試，積極創新教育模式和方法，期望能實現教育效益最大化。而創新本身，也有截然不同的態度和方式：有的轟轟烈烈、名聲在外而缺少實際效果，有的腳踏實地、不事張揚而追求真正發展；有的大玩“跨越”、講究“噱頭”，喜歡給自己的改革冠以新鮮響亮的題目，有的則并不固守常規地認真抓常規、并不摒棄傳統地推陳出新。不同的態度和方式決定了不同的行為和效果。

只創辦三五所示范校？ 均衡就是發展每一所學校

在區域教育發展的進程中，很多地方采取了這樣的做法：狠抓三五個示范學校，在政策制度、硬件建設、師資力量等方面對這些“寵兒”網開一面地大力傾斜“喂偏飯”。這種“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戰術，的確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為本地區打造出了一批拿得出手的“名片”式優質學校，因而這也常常成為誘人的“出政績”的發展模式，但均衡哪里去了？

地處湖北省襄陽市中心地帶的襄城區沒有走這條路。從2008年開始，襄城區一直努力讓每一所學校都實現快速發展，從而實現區域內整體均衡。這也是襄城區一直大力提倡遵行教育常識、按教育基本規律辦事的具體體現。5年來，全區近百名統招教師全部充實到了農村學校和薄弱學校；結隊幫扶、啟明星計劃讓城內的名師、名校長下到了農村，而且一待就是三年；“跟崗學習”、掛職鍛煉讓農村教師、學校管理者接觸到名校的先進理念；“城鄉互動”、“聯片教研”讓城市與農村、優質學校與薄弱學校有了共同的研訓平臺；名師工作室、講師團送教下鄉、同課異構、菜單點課讓農村學校教師有選擇、有鑒別、有目標。現在，通過以城帶鄉、以鄉促城，分片捆綁、聯片互動，襄城教育基本實現了區內學校在理念、資源、管理、成果上的共享，有效地構建起城鄉教育良性循環、持續發展的生態格局。農村學校、薄弱學校的校園面貌改變了，學生實現回流了，省級優質課一等獎多次出現在農村學校，讓農村教師的自信心不斷增長。

不“建模”就沒改革？ 讓學校按各自的方式前行

新一輪課改的背景之下，改革成為時尚。教育界人心思變，每年都會涌現出各種各樣的教育流派和教學模式。據統計，僅語文學科見于典籍的教學模式就有3600種之多，似乎只有推出一種新模式才能算得上課改的成功。

襄城教育也曾經有過“建模”的沖動。但教育的常識告訴我們，模式不過是手段，它是教育理念的外化。與其構建那些曇花一現的模式，不如堅守教育的常識，踏踏實實搞真改革。我們達成了這樣的共識：只要有助于推行課改核心理念的嘗試和做法，無論新舊都可取。比如，集體備課必須堅持，但在精心預設的同時留足給教師個性化發展和課堂生成的空間；講授是教學的形式之一，不能完全廢棄，要精講點撥，盡量將課堂還給學生；作業有作用，但一要精選，二要形式多樣，三是堅決不使用教輔資料……在這種思路下，區內昭明小學將圖書館搬進了教室；33中讓學生參與備課過程，變“以教定學”為“以學導教”；實驗小學的老師認為師生快樂學習的課就是好課；23中利用微課程研究“以研促教，以研促學”；家長共讀、各種實踐活動成為襄城學生作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所有的嘗試和改變只基于凸顯學生的主體地位、促進學生發展。襄城教育5年來沒有推行任何一種大而化之的模式，但卻形成了“一校一個特色，每個學校不重樣”的個性化發展局面。

與考試無關的事就不做？ 教育在于促進學生發展

一個學生的可持續發展比他的學科成績更重要，這是我們堅守的又一個常識。因而在襄城區教育界有個規矩：與中考高考無關、但與人的發展有關的事情，必須堅持做。也正因為此，才為襄城區造就出一批“膽大”的校長和獨具個性的學校。

比如，襄陽7中壓縮計劃外招生數量，將一棟教學樓改造成了學生社團活動室，每天下午都開設一節課外活動課程；25中在生源不斷增加、教師用房緊張的情況下，毅然騰出10多個房間用于學生科技活動和科技作品展示；新集中學的學生在田間與茶場觸摸農村……因為課程豐富多彩，襄城的孩子是快樂的。

在對學校的考核上，我們淡化過去的成績排名，大幅降低中考、高考成績的占比，而校園文化建設、校本課程開發、學生個性發展等都被納入考核范圍。為讓每所學校都能處于一個起跑線上，各校都自訂目標，校長們每學年在論壇上展示自己的規劃，教育局則在年終根據各校的落實情況評分。這樣，考核由跟別人比變成了跟自己比。

所有的這些措施都旨在讓學校不僅僅只盯著升學率，而將更多精力用于促進學生的發展上。

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的健全人格、民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文涵養、強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力，并促進其對基本人權之尊重、生態環境之保護及對不同國家、族群、性別、宗教、文化之了解與關懷，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化國民”。這是臺灣對教育目的的解讀，我們認為這也應該成為全體教育者共同堅守的教育常識。（趙廣成作者系湖北省襄陽市襄城區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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